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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一边，像是在说：“安心吧，孩子；这些你现在还无法了解。”
人能够提出连神都无法回答的问题吗？我以为，这太容易了。所有荒谬的问题都是无法回答的。一英里有多少小时？黄颜色是方的或圆的？也许我们提出的一半的问题——一半伟大的神学和形而上学问题——莫不如此。
既然我这么想了，对我而言，就再也没有任何实际的问题要提了。两大诫命我是知道的，最好持守它们。其实，妻的死已经结束了所有实际的问题。当她还活着时，我实际上会把她摆在神的前面；换言之，如果两者有冲突的话，我会做她所喜悦的事，而非祂所喜悦的事；而今剩下的，不是我能做什么的问题，乃是情感、动机和这一类的事情有什么分量的问题。这是我给自己设立的问题。我毫不相信这是神为我设立的。
享受神的丰盛；与亡妻团圆——我的思想无法接受这两种情形，只能将它们视为筹码和空白支票。我对前一种情形所持的观念——如果可以称之为观念的话——只是对尘世中某种稀有而短暂的经验的推断而已。且这推断风险极大。这些经验也可能不如我所认为的那样有价值，甚至可能比一些我并未在意的其他经验还更没价值。而我对第二种情形所持的观念也是一种推断。这两种情形中任何一种的实现——空白支票的兑现——可能会把我对这两者所持的理念（尤其是我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所存的理念）击得粉碎。
前一种情形需藉着心灵的合一，后一种情形需藉着肉体的复活。我丝毫也想不出有什么意象、公式或甚至什么感觉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但神容许我们了解，这的确就是最属实的真相，就是那能把各样偶像再次摧毁的真相。将来天堂会解决我们的困惑，但，我想，绝非通过协调那些在我们看来明显互相矛盾的概念，继而向我们展示这种巧夺天工的和谐来解决。这些概念将被连根拔除——那时，我们便知道，原来，在祂那里，没有难成的事。
而且，再说一次，除了称之为黑暗中一阵咯咯的笑声外，我无法形容那情景。某种能破碎一切、瓦解一切强力的单纯也许才是真正的答案。
我们常认为，死者能看见生者。而且，我们还揣测，不管这揣测合不合理，倘若死者真的看得见生者的话，一定比从前看得更透彻。妻生前所称作的，也是我现在还称作的“我的爱情”里面，到底有多少浮华和虚泛的成分，妻现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吧？亲爱的，你好好地看一看吧！就算能掩饰，我也不愿。我俩从未把对方理想化过。我俩都尽量不向对方隐瞒什么。我身上大部分败坏的地方，你生前就知道。如果你现在又看到更败坏之处，我会坦然接受。你亦然。指责、解释、嘲笑、原谅，这正是爱情的无数奇迹之一。它给予两人（尤其是女人）一种能力，使她能看清爱情的蛊惑，却还甘心受之蛊惑。
这种洞察力，在某种程度上，与神有些相似。神的爱和祂的洞察力是密不可分的，与神的本性也密不可分。我们大致可以这么说，祂能看透人性，是因为祂有爱，所以，即使看透了人性，也还能去爱。
主啊，有时人忍不住要说，如果你希望我们的动作存留像野地的百合花一样，不如给我们一种像它们那样的生理结构吧。然而，我推想，人是你的一项伟大实验；或者不是的，不是实验，因为你不需要测验什么。不如说是你的一项伟大尝试。你创造出一个同时也是灵的生物，因而产生了一个可怕的逆喻——“属灵的活物”。你拣选了一种灵长类的动物，一种全身布满末稍神经的兽类，一种有胃需要填饱的生物，一种渴求配偶的繁殖类动物。而且还对它说：“去吧，带着这副血肉之躯，去活出神的样子来。”
我曾在前几则手记中说过，即使获得了某种妻仍然存在的类似印证，我也不会相信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甚至现在，我也不会将任何那类的东西当作证据。至于昨晚的经历，是因为它的性质——不在于它的所示，而在于它的所是——值得一记。不可思议的是，它竟然没有引起我任何情感的波动，仅仅是一种印象，妻与我瞬息间心感神会的印象。是的，是心，而不是我们素称的“灵魂”；更与所谓的“灵魂激荡”相反，完全不像情人间欢天喜地的团圆，倒是更像接到她某些有关琐事杂务处理的电话或电报。并未传达任何“信息”，只是一种心智和注意力的集中。无忧无喜，甚至也无爱——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爱；也非无爱。我从未在任何心情下想象过死者会是这样的——嗯，这样理性的静观澄照。然而，同时又有一种极令人愉悦的心灵交融，一种根本不必透过理性或感情就能体验到的心灵交融。
如果这是从我的无意识蹦出来的，那么，我的无意识必定是个非常有趣的领域，远超过深度心理分析学家引我展望的领域。举个例子吧，与我的意识领域相比，无意识领域的原初性显然少多了。
不管这体验从哪里来的，它已经在我心里进行了一种类似春季大扫除的工作。死者竟可如斯——一种纯粹智性上的存在。希腊哲人不会对像我这样的经验感到惊讶的。人死后若仍存在，他会期待就像这样。在此之前，我总觉得这似乎是最枯燥、最冰冷的观念。这观念没有任何情感色彩，我对此颇为排斥。但这次的接触（不管是实质的或表面的接触），它并没有让我排斥。在这种接触中，并不需要感情介入，就能完全进入身心交融的境界，你整个人因此振奋起来，重新得力。这种身心交融就是爱本身吗？在今生里，它总是与情感相随；并非因为它本身就是情感，或需要伴随而生的情感，而是因为人的动物性灵魂、神经系统和想象特质，只能以这种方式来回应？果真如此，我需要抛掉的偏见该有多少啊！众多心智的聚集和交融不会是冰冷的、单调的、令人不适的。另一方面，也不像人们用“属灵的”、“神秘的”或“神圣的”这类字眼所意指的那样。这样的境界，我若曾惊鸿一瞥，它应是——哦，我几乎被自己必须使用的形容词吓着了——轻快的？欢愉的？敏锐的？机警的？热切的？清醒的？总而言之，很可靠，完全可靠、坚不可摧。在死者所存在的境界里，没有荒谬的东西。
乔伊的墓。“你该明白吧，”路易斯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做新郎不久，旋即就会变成鳏夫。实际上，这是一场临终前的婚礼。”
当我用智性这字眼时，它里头还包括了意志。倾心关注是一种意志的行为。付诸行动的智性是登峰造极的意志。那前来与我相遇的她，似乎充满了决心。
在她临终之前，我说：“有一天，当我也躺在床上快不行了，如果你能——如果你得到许可的话——请回来看我。”“我一定会得到许可的！”她说，“天堂若不许，想留住我可要费一番功夫；至于地狱若不许，我非得把它砸个粉碎不可！”她知道自己使用的是神话的语言，甚至还带点诙谐的成分。她的眼睛一闪，一滴清泪而下。但是，那种突然闪现并穿彻她全身的意志，比任何感觉都深邃的意志，没有一丁点神话或玩笑的意味。
但是，不能因为我对纯粹的智性可能是怎样不至于完全误解，就在这里班门弄斧，妄加发挥。肉体的复活也是如此，无论它意味着什么，我们都不了解。上好的，往往也是我们了解最少的。
最后见神容面之事，到底是智性的活动多一些，还是爱的活动多一些，人们不是已经争论过么？这可能又是另一个荒谬的问题。
如果办得到的话，真把死者召唤回来，该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临终前，她对牧师，而非对我说：“我已经与神和好。”她微微一笑，但不是对我，“随后，转身归回那永恒的源泉。”
[1] 引文出自诺威奇的茱利安（Julian of Norwich）的祈祷词“All shall be well，and all shall be wel，and all manner of things shal be well”。她是一位14世纪英国神秘灵修者，唯一著作也是惊世之作《神圣之爱默示录》（Revelation of Divine Love）。——译注
[2] 引文见《诗篇》88章5节：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们是你不再记念的，与你隔绝了。——译注
[3] 引文见但丁《神曲》天堂篇第31章，描写但丁的爱人贝雅特丽齐（Beatrice），死后的幽魂引领诗人进入天堂后，回眸一笑，然后又回返永生神的归宿。——译注
译后记
1
1952年，他与她第一次相遇。
那时的他，54岁，应该是一个男人饱经沧桑后的年纪。然而，相反，他这些年的生活却平淡如水、单纯如纸。
他没有结过婚，却在牛津教授中古文学寓意爱情诗的课程，还写了一本书，就叫《爱的寓意》。也许，书中自有颜如玉，那些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古典伊人足以支撑他的感情世界，他想自己会一直这样单身下去，阅读、思考、写作、教学，平静地走完自己的一生；
他没有太多的经历，从学生到老师，栖居在学院的高墙内，一住就是30多年。这注定他的信仰之路，不是从生活经历开始，而是从理性思考开始，在不断的切问近思后，“就像长眠后自然地醒来”，他重新回归了基督信仰，并成为著名的护教大师。他有他的信仰架构，有他的书斋，有他的学术知交和密友，有他的数不清的读者与听众。也许，这就够了。
那时的她，37岁，应该是一个女子最圆满的年纪。然而，相反，她这些年的生活却残碎不堪、混沌不清。
她结过婚，却嫁了一个酗酒、有精神抑郁症，后来虽然皈依上帝，却仍在外面拈花惹草的丈夫。
她有很多的经历，年轻时代，出于对信奉犹太教的父母严格宗教管制的反叛，真诚地吹鼓享乐主义以及无神论。“我认为人是猿猴的后代，道德不外是习俗，生命是电子化学的反应”；稍微年长，又出于对身边民生疾苦的敏感，真诚地接受共产主义。“我愿意做我兄弟的看守人”、“以天下之忧为己忧”；还担任党刊的评论员，写了许多人道主义关怀的诗歌。但是，那又怎样？这份信仰甚至对她自己的生活也给不了任何“关怀”，要忍受酗酒动武和感情不忠的丈夫，要拉扯两个年幼的儿子，要应付拮据的生活压力，还有一身的病，她活得愁苦、忧虑、没有盼望。“我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因为我对上天的帮助茫然无知，对人能逐渐进步失去信心……”后来，看了他的书，开始接触基督信仰。她需要很多很多的光，还有爱。这一路，她走得蹒跚而辛苦。
他们相遇了，一见如故。接着是持续的通信交流——信仰上的，写作上的；但与爱情无关。
第二年，她丈夫有了新的外遇，虽然，她一直试图挽回他的心，并不愿意离异，但这一次，第三者却是她自己的表妹。她不得不离了婚，带着孩子，从美国迁往英国。一个女人，在异国他乡陌生的大都会，独自扶养两个孩子，不容易。他同情她，帮她找房子、介绍工作、出版小说，还给孩子们支付学费。但与爱情无关。
第四年，她在英国的签证到期，她被迫离境，留在这片土地唯一的办法就是与一位英国公民结婚，以取得英国公民权。他竟决定和她秘密结婚，这是名分上的婚姻。仍与爱情无关。他说：“纯粹为相助朋友，是权宜之计。”一位朋友能做的他都做了。她是或多或少爱他的。这样的男子不多。他呢？也许，爱着她，但没有意识到；也许，像他理性上自认为的，是第“四种爱”——异性间的真诚友情。
直到半年后那个晴天霹雳的恶讯。1956年10月的一晚，她不小心在家里摔倒，双脚骨折，送往医院检查，竟然发现得了癌症。还是晚期。在死亡临到时，他才意识到，她之于他，是神所赐何等珍贵的礼物！
她当时躺在病床上的一张照片：近花白的头发，臃肿的脸，干瘦的手臂。她并不是美丽的女子。现在，因着化疗变得更难看。然而，在她最难看的时候，他深深爱上了她。他写道：“多年以前，我写关于中古爱情诗的文章，形容那种奇特、几乎不真实、像宗教一般的爱情，心里糊涂地只当那纯粹是一种文学上的虚构；现在我才知道真有其事……”然而，这爱情来得太迟。或许，他意识到得太迟。
1960年4月，路易斯和乔伊造访希腊的帕特农神庙。虽然乔伊的健康每况愈下，这仍是两人终生难忘的一次旅行；之后，乔伊只活了3个月。
1957年，他们在医院“简陋而充满消毒药水气味的环境中”举行婚礼。这并不是一桩被教会、被公众，甚至被朋友们接纳的婚姻。观礼的只有他的哥哥，和看护她的修女。新娘躺在床上，新郎坐在床沿，一起宣读盟誓，向对方承诺“甘苦与共，不论顺逆，不论贫富，不论疾病、健康，相亲相爱，至死不渝”。
因着神的怜悯，也因着他的祷告，她的病情竟然逐步好转了，不但癌细胞有所抑制，而且她后来甚至行动自如了。这是个连医生也惊讶不已的大神迹。他到处作感恩见证，讲论“祷告的功效”——这也是信仰第一次从他秩序井然的逻辑世界走进他无常难测的生活世界。他唯有仰望神。
这对中年夫妻异常珍惜只日可数的婚姻时光。他们一起布置家居、探讨信仰、切磋写作，甚至出门旅游。有一张是她大病初愈后，与他在住宅花园中享受家庭温馨的照片，好像是黄昏时节，她一边打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