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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在楼上看见的是歌德的雕像，而不是五英亩刻着犹太人名字的水泥板。
科尔总理以及分享其情感的保守主义历史学家、政治家，乐意在集体的记忆中容纳德国过去的邪恶，但是他们要让它边缘化，以支持一个过去更为辉煌的部分，它们包括歌德、席勒、赫尔德、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对于他们来说，旨在悔悟和赎罪的忏悔式记忆不是唯一的，更不用说是重要的集体记忆的形式。总理和历史学家科尔需要画完罗马天主教总理阿登纳的圆圈，把德国人从历史的枷锁中释放出来。完成这一任务需要重新创造更为英雄的德国历史。德国历史的成就将展示在公共展览馆内，民众在那里能够看到显示德国伟大的更为高贵、更为英雄的形象。希望通过展示一千多年的德国历史，通过比较，十二年的第三帝国的重要性将萎缩下来。希特勒释放的邪恶将被放逐到历史当中。
这一历史的驱邪行为要求创造新的神话历史，在许多今天的德国人当中拥有支持者。科尔了解他的民众；他知道他们希望政府划出最终的界限，使他们从留存的罪恶感中解脱出来。正如尼采很久以前注意到的，太多的记忆会使活人虚弱，因为过去沉重地压在他们的身上。创造性的成就，要么处于过去伟大的光环下，要么处于过去邪恶的覆盖下，它是非常不容易的。像犹太人一样，德国人周期性地患上有害的历史狂热，即病态地偏执于沉重的、在活人的生命中散布了麻痹的沉重过去。科尔总理和许多保守主义历史学家似乎更喜欢逃避黑暗的过去，他们运用了尼采所说的“不朽的”方法，它强调过去伟大的、闪光的瞬间，忽略了黑暗的插曲。但是，也有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想要采用“批判的”模式审视过去。这一模式存在于把过去带到审判庭，进行无情地审问，最终给它定罪，从而使新的东西诞生。无论一个人站在哪一边，对历史的争论都是健康的，因为只有这样的方式，未被把握的过去才可能从心理抑制的黑暗沼泽里解脱出来，被理性之光审视。只有这样的方式，未来的一代代人才可能更轻松地呼吸，忍受更少的未被把握的过去的痛苦。
一个非常重要的和相关的，也是经常在德国内外被问及的问题是：犹太人是否可以在今天的德国自由地生活和呼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之后，犹太人清楚地感到他们在德国没有生意可做。大屠杀的幸存者不能原谅或者遗忘。对于他们来说，德国人是永远有罪的。不到一万的德国犹太人在最终解决方案中幸存下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决定离开这个残暴的、他们已经感到恐惧和厌恶的国家。莱奥·?贝克没有回来，大多数被阿道夫·?希特勒驱逐的知识分子没有回来。一些人——比如阿尔弗雷德·?德布林、阿诺德·?茨威格、恩斯特·?布洛赫、汉斯·?约阿希姆·?舍普斯——回来帮助重建这个被战争破坏的、精神贫困的国家。尽管他们在纳粹德国忍受了迫害，像维克托·?克伦佩勒的其他一些人依然决定留下来，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前往。他们的纽带似乎比纳粹施加在他们身上的伤害更加顽强。
五十年后，有超过五万的犹太人生活在德国，正如过去一样，他们当中的大部分生活在像柏林、法兰克福、杜塞尔多夫、科隆、慕尼黑这样的大城市。今天，第三代德国的犹太人依然生活在德国，第四代即将诞生。几年前，在以色列总统埃泽尔·?魏茨曼访问德国的时候，他告诉一群德国犹太人，他不能理解为何他们生活在德国，他们真正的家在以色列。这不太温柔的责备引发了许多德国犹太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回应这位以色列总统：他们在德国有家的感觉，而且没有打算生活在以色列。事实上，超过五万的犹太人显然喜欢生活在德国，他们在那里是一个受到法律承认，并受到法律保护的少数民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所有的人在德国都有家的感觉，同时感觉到自己是德国人。太多的德国人依然认为犹太人是非德国人。犹太人中央委员会主席伊格纳茨·?布比斯叙述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插曲，它体现了作为一个犹太人今天在德国的含义。借以色列总统访问德国之际，布比斯被邀到一群接待以色列总统的政府官员当中。正式仪式之后，每个人都放松下来，端着鸡尾酒杯。联邦政治教育局局长走近布比斯，高兴地说道：“你的国家总统确实进行了一场精彩的演讲。”布比斯回答道：“当然，罗曼·?赫尔佐格总统的演讲一直很好。”这位德国官员回答道：“不，不，我的意思是你的国家总统魏茨曼先生。”布比斯幽默地接受了它，但是悲哀地认识到犹太人依然没有被看作完全的德国人，而只是被看作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正如几个民意调查所显示的，太多的德国人假定德国人和犹太人属于不同的民族团体，犹太性的中心在德国之外的以色列。但是，大多数德国人没有像一些偏执的女人，送给布比斯一个签名电报，告诉他携带自己的数百万家财前往以色列。对犹太富人的陈词滥调十分顽固，它们是日常犹太恐惧症偏见的一部分。
尽管社会歧视性的犹太恐惧症偏见继续在德国存在，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潜伏的，被边缘化了。与新闻界造成的印象相矛盾，在德国，自从统一之后，无论是犹太恐惧症还是外国人恐惧症都没有太大的增长。对1989、1991、1994年民意测验的发现进行比较显示，一种趋势正在持续，它起始于1990年，朝向对纳粹的过去更加宽容，并更乐意与之妥协。1990年进行的对前东德反犹太人偏见的两个调查——那里之前没有进行过调查——显示：东德人甚至更少有对犹太人的偏见。这些和其他一些民意测验并不意味着，犹太恐惧症、外国人恐惧症或者民族主义的傲慢对德国的民主进程是不重要的，或者不包含危险。许多外国人恐惧症和反犹太人的暴力行为在1990年统一之后给德国打上了标记，它们是不可能被忽略的，但是它们应该无损于1945年德国人作出的进步。采用一个医学的类比来说，犹太恐惧症的偏执在今天的德国有所缓解，但是它远没有被根除。它依然是一股流动的憎恨和根深蒂固的偏见的潜流；它维系在必须支付赔款的憎恨，使得人们的和平和幸福受到纳粹残暴行为令人烦恼的提示的骚扰，尤其是受到外部世界不断提示的骚扰：他们的父母或者祖父母可能是大规模杀戮的执行者。有多少德国人如此感受是难以判定的。毫无疑问，这里存在着犹太人仇恨者小小的硬核：它不会因为奥斯威辛而宽恕犹太人。但是，这样变态的观点是潜流的一部分，它不可能膨胀成为另一股纳粹激流，也肯定不会以六十五年前的形式出现。
纳粹的种族强迫症没有使第三帝国逃脱衰亡，但是使十二年帝国存活的东西，并证明比希特勒、去纳粹化、苏维埃化、美国化更强大的东西，是德国的民族性格及其所带有的优势和劣势。在一个共产主义东部和一个资本主义西部的表层之下，德国人继续是德国人。德国人不屈不挠的、不变的核心坚持了下来，并且拒绝通过外部大国的指令加以变化和进行重大的塑造。另外，通过自己内部的逻辑来塑造德国的未来是可能的。尽管德国民族性格经久不衰的核心不是希特勒式的，它也和民主不相兼容，但它不是美国经验核心中的多元主义精神。德国人不会接受美国一个移民社会的模式：多元种族、多元宗教或者多元文化。这将违反他们德国人的身份，以及核心的信仰。德国人依然支持同质整体的文化模式，根据这种模式，德国为的是德国人，法国为的是法国人，意大利为的是意大利人。根据这种模式，群体的混合稀释了民族的实质；相反，它也剥夺了民族群体不同的身份，强迫它们进入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的（意味着最低限度的）泛欧社会或者美国社会。许多德国人，尤其是政治的右派，似乎感觉到假如民族群体不被允许在客观上相互存在差异，那么就不可能存在共同的整体。德国人正是获得了国家的统一，他们才再次寻找民族的统一，他们似乎感觉到这样的解决方案存在于重建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之中。但是，他们对准予少数民族可许可的差异范围是含糊的，因为和以前一样，他们没有确信做一个德国人意味着什么。近来向右翼的转变看样子会使这些议题继续存在下去。
但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事实上大多数德国人处于五十五年民主实践的环境之中，学会了宽容、尊重个体和群体的差异，以及保护基本人权。他们是依靠法律而不是依靠好心变得宽容，它依然保持了挑衅，并且经常是自以为是的民族优越感。但是，理性的规则和民主的恩惠已经完成了大量的工作，使年轻的一代放弃了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被污染的潮流。尽管年轻的德国人继续生活在纳粹过去的阴影中，但是他们已经得到足够的支持去面对他们国家的过去，并把这一历史作为他们的优势而非损害。人们希望他们和传统最好的东西联系起来，并从最坏的东西中汲取经验智慧地行事。
大屠杀的犯罪者和受害者都将在下一个十五年死去。这意味着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关系将移交给下一代人。后大屠杀的一代代犹太人和德国人，如何相互交往并解释大屠杀的意义，如何将它整合到他们民族的生活当中，都将对他们未来的自我认同产生深远的冲击。处于这一时刻的德国人和犹太人，尤其是德国的犹太人，都将带有破碎认同的印记。这一破碎的认同只能通过求助人道的传统，开启文明的对话才能被修复，这样，彼此的偏见和憎恶才可能被消除。过去一代人的仇恨不应该被允许感染新的一代代人，但它正在整个世界和一些地方发生，在那里，古老的残暴通过无法去除固有偏见的老一代人传递。通过无休止地转动民族优越感的、种族的、宗教的仇恨之轮，并通过沉溺于相互妖魔化、列数恶行、充满偏见的信念，除了暴力，得不到任何东西。
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一直处于过去五百年来德国人偏执的神经官能症的中心。这个方案实际上事关德国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德国人一直与妄想作空拳攻防练习，他们用轻拳击打想象中的魔鬼（犹太人），而这一魔鬼实际上是他们自己更为黑暗人性的投射。这一更为黑暗的人性被赞美战争和与之相关的军人美德（光荣、荣誉、忠诚、勇气）的古老传统大量繁殖。德国人并不试图把自己定义为被赋予天生权利的、作为个人的公民，与此相对，他们试图把自己限定为一个古老的血统社会，它的成员通过民族的纽带，通过共同的传奇和英雄事迹的神话历史，实现相互依存。
犹太人将自己交付给一个不同的社会现实，他们出现在一个分裂的，有着深深民族优越感的德国文化之中，他们的出现被设想为致命的威胁。作为现代化的代理人，犹太人推动了一系列世俗的、商业的、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它们威胁到了许多德国人业已接受的、作为他们民族根本性格的东西。当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失败，德国人背离了他们的人道传统的时候，所有保留下来的东西都是一个分裂民族黑暗的阴影。战争的失败和大国地位的降低引发了沸腾的怨恨，同时到处寻找替罪羊。希特勒组织了这些怨恨，把它们和这个国家过去最坏的传统连接起来，允诺通过战争和征服获得国家的拯救。他坚持认为，德国要么是一个世界强国，要么就不再有德国。这是一个导致德国毁灭的错误困境。
对德国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存在于永远放弃对强国地位的追求，设定与国家资源、人力、能力相一致的、切实可行的目标。德国对世界强国的获取带来的只是痛苦和毁灭。当德国在1990年统一的时候，一些犹太人害怕德国优越感的神话可能再度出现，这一恐惧被这个国家向右翼的转变、外国人恐惧症和犹太恐惧症暴力行为的增长、国家首都从地方性的波恩迁移到以前帝都柏林的计划等所强化。
但是，犹太人不必害怕出现“第四帝国”的可能性，因为已经建好了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堵塞了这条道路。这堵墙是坚固的、不可穿透的盾牌，它是由纳粹主义无辜受害者的鲜血和牺牲铸就的。这堵墙的名字叫奥斯威辛，它将保护犹太人和德国人，以及希望是世界其余的人，不再经历同样的地狱体验。通过某种难以解释的历史力量，奥斯威辛的象征之墙有充分的理由威慑未来的邪恶，因为难以想象发生在那里的事情能够得到重复。邪恶可能产生以纳粹毒气为能量而吞噬数百万人的地狱，同时赢得一场战争，但非常可能失去长期对善的战争。在这个意义上，大屠杀确实是一件被焚烧的祭神牲畜，因为受害者没有徒劳地死去，他们可能给予未来宝贵的生命之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