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撒尿。对犹太人的猛烈攻击在持续进行当中。
在所有被占地区，从波罗的海诸省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特别行动队以难以想象的规模进行了大规模的射杀。典型的是，杀手们在城镇和村庄围捕犹太人，然后把他们赶到城镇外，在壕沟或者反坦克的战壕边把他们枪杀，并在那里把他们掩埋。在多数情况下，犹太人必须在他们被枪杀前挖好他们的坟墓。
被判罪的人不仅被卡车带来，也步行成群结队70到80人一组前往，一路上遭受无情的殴打。20到25人一组被射杀的人被带到离执行处50公尺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受到看管，直到接受枪决。他们在坟墓边上脱光衣服……一丝不挂后，他们被赶往坟墓，强迫脸朝地面躺下。德国人用步枪和自动手枪向他们射击。就这样，一组接着一组被赶着在已经被枪杀的尸体堆上脸朝下躺着。
在各种独立分遣队的领导人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他们重复着最高的枪决数字。一些分遣队员骄傲地报告他们的地区已经没有犹太人：
我现在能够宣称，解决立陶宛犹太人问题的目标已经被第三特别行动队实现了。除了工作的犹太人和他们的家属，已经没有更多的犹太人存在……我想干掉这些工作的犹太人和他们的家属，但是这会和市政管理和国防军发生冲突，并促成射杀这些犹太人和他们家属的禁令。
这个报告来自在立陶宛行动的第三独立分遣队的首领卡尔·?雅格。在1941年7月至10月末期间，他的属下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一共杀害了13.3346万人。雅格的部队还是第一个射杀妇女、婴儿和儿童的部队。尽管军队偶尔对反犹太人的暴行发出微弱的声音，但是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经常因为军队的合作而赞美它。一个报告宣称：“从第一天开始，特别行动队已经成功地和国防军的各个部门建立了完美的共识。”一个报告甚至宣称，种族灭绝的杀手和正规军之间已经熔铸起的关系非常诚挚，几乎具有感情纽带的性质。由于发展得过火，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东部军队由于它所发动的野蛮战斗变得愈发残酷。军官和士兵从战斗的一开始就和种族灭绝的杀手们纠缠在一起。尽管一些军官因为所见所闻在道德上感到极度愤怒，并警告他们的下属远离这些杀戮，但是大多数人很快就与这些残暴行为撇清了干系，或者认为这些大屠杀是合理的，接受了这一党的路线，即这些杀戮是对游击队袭击德国军队必要的报复。因为反游击队的战斗使官方认同了对非战斗人员的屠杀，游击队员、市民、犹太人的界限很快就模糊了。
入侵俄国的军队，它包括构成作战部队不可或缺部分的特别行动队，是一支纳粹化的部队，它视自己在发起一场种族的也是军事的战争。希特勒说，当他发起对俄国的攻击时，全世界都将屏住呼吸，这一点他是正确的；当希特勒在入侵之前承认他正在踢开一扇通往黑暗空间的大门的时候，他也是正确的。元首所想象的东西，他的军队都体验了。军队推进到陌生的、不妨说是另一个星球的原野，它们遭遇到了完全不同于自己熟悉的西方的环境。广袤的领土、令人讨厌的天气、巨大的文化差异，引发出一个疏离和敌意世界的感觉。纳粹的士兵为巨大的胜利和意识形态的盲目而激动，自信很快就会赢得战争的终局。当胜利变得越来越渺茫，伤亡在不断增加的时候，1941年充满着末日期待的氛围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清除尽可能多的所谓劣等人的集体决心也变得同样如此。
换句话说，东部军队与纳粹领导层共享了意识形态的世界图景，包括对德国种族优越性的信仰，对同质的民族共同体的奉献，对元首的服从，对东方生存空间的征服。绝大部分指挥官和士兵把共产主义和犹太人相等同，这个等同证明把两者一并消灭是合理的。南方集团军司令陆军元帅瓦尔特·?冯·?赖歇瑙特别坚持地提醒他的部队：对俄战役的目标是清除“犹太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体制，因此“士兵必须充分理解对待劣等犹太人所需要的严厉但也是正义的赎罪的必要性”。赖歇瑙是希特勒无条件的追随者，但是他的观点被许多将军所分享，甚至那些后来策划反对元首的人。例如卡尔·?海因里希·?斯图尔普纳格尔将军参加了1944年对希特勒的军事反抗，但是作为驻扎俄国的第19军团司令，他发布了许多犹太恐惧症的指令。1941年8月17日，斯图尔普纳格尔给陆军宣传部写信，需要更深入的反犹宣传来给部队启蒙。
部队没有必要对犹太人的罪恶进行启蒙了，它们已经对此深信不疑。另外，它们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支持杀戮部队，自愿加入行刑小组，在大规模射杀中抛头露面，给恐怖的场面拍照。因为大规模行刑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因此德国士兵经常观看这些残暴的行为，并且把新闻用书信和照片带回家。一位英国的审讯官后来推论，其实许多人都知道对市民、犹太人、俘虏的残暴行为，在数以百计的德国战俘的皮夹里发现的照片证实了这一点。这些照片有一个循环的模式，先是母亲、妻子或情人的照片，然后是淫秽照片，然后是鞭打、上吊，或者大规模行刑的照片。因此，对犹太人残暴行为的观察和参与，除了杀戮部队自身，还涉及相当规模的人。当地人当中的反犹太分子受到专门的鼓动去发起大屠杀，并且让尽可能多的人卷入其中。在许多城镇，当地人渴望参与对无助的犹太人的大屠杀，正如他们在立陶宛的考纳斯所做的那样。在那里，当地的恶棍在快乐的人群面前用铁锹把犹太人殴打致死，母亲抱着孩子在一旁欣赏着这一景观，士兵在周围转悠，像看一场足球比赛那样看着这一逗趣的场面。对于特别行动队的队员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场景。犹如他们的领导人所报告的：“难以想象我们的手段给当地人所带来的快乐、感激、高兴……我们经常不得不用严厉的言辞来冷却妇女、儿童、男人们的激情，他们眼含热泪试图亲吻我们的手脚。”这样的行为无疑给种族杀戮者们壮了胆。他们毫无怜悯和良心，或者从不考虑到有所顾虑的旁观者，追逐着他们的猎物。德国工程师赫尔曼·?弗里德里希·?格雷贝报告了这样大规模杀戮最令人震惊的一次描述。他和他的领班偶然发现了对犹太男女、孩子的一场可怕的大规模处决。
莫尼克斯和我径直向深坑走去。没有人阻止我们。这时我能听到从一个土堆后面传来的步枪急促的射击声。从卡车上跳下来的人——所有年龄都有的男女和儿童——按照一个手持马鞭或狗鞭的党卫队员的命令脱光了衣服。他们必须把他们的衣服放到一个固定的地方……我看见大约有800到1000双鞋子的鞋堆。还有几大堆内衣和外套。没有尖叫和哭泣，这些裸体的人一家一家地围成圈子，相互亲吻，互说永别，等待最后的时刻……我没有听见抱怨和怜悯的乞求……一位头发花白的妇女抱着一岁大的婴儿，给他唱歌和逗乐。孩子高兴地发出咕咕的声音。一对夫妇含着眼泪在一旁看着。父亲握着大约十岁男孩的手，对他轻声说话；男孩忍着眼泪。父亲一手指着天空，一手摸着他的头，似乎向他解释着什么。这时，站在深坑边上的党卫队员向他的同伙喊了一句什么。后者清点了二十余人，让他们走到土堆后面去。这些人当中就有我刚才提及的这一家人。我清楚地记得一个苗条的黑发女孩，当她靠近我的时候指了指自己说是“23”。我绕土堆走了一圈，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坟墓。人们紧紧地相互楔入，一层层在顶部叠加，以致只能看到他们的头部。几乎所有人的肩膀上都流着头部淌下来的血。一些被射杀的人依然在蠕动……我在寻找射击的人。他是一个党卫队队员，坐在深坑狭窄尽头的末端，脚悬在深坑上。他把一支冲锋枪放在膝盖上，正抽着香烟。完全赤裸的人走下深坑……他们爬到躺着的人的头上……然后我听到一连串枪声。我朝深坑里望去，看见身体正在抽搐……血液从他们的脖子上流了下来。
只有最残酷成性或者铁石心肠的行刑者才能一直忍受这样恐怖的场面。无疑，一些党卫队人士为了享受杀戮犹太人的乐趣，许多这样嗜血事件都被记录了下来。指挥528步兵团的罗斯勒少校偶然碰上了日托米尔附近的大规模行刑，他被行刑深坑的情景惊呆了。深坑里的尸体依然在抽搐。他命令一个警察杀死一个白胡子老人，他的左手抓住一支手杖，依然在极度痛苦中抽搐。这个警察笑着说：“我已经对他肚子开了七枪了，他现在能够自己去死了。”在一个镇子上，犹太人都藏匿起来了。当党卫队全面梳理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怀抱着孩子的女人。这个女人拒绝告诉他们犹太人藏在哪里，一个党卫队队员抓起孩子的腿，将他往一扇门上掼去。另一个党卫队队员回忆道：“我不会忘记像摩托车爆胎一样的声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声音。”在里加，一个党卫队队员看见两个犹太人扛着一根原木，他射杀了一个说：“这样的工作一个就足够了。”犹太人经常是作为体育运动或者娱乐活动而被射杀。一些党卫队队员相信犹太人是练习枪法的活靶子。
大规模射杀在基辅郊区的巴比雅达到了顶峰，3.3771万犹太人在1941年9月末遭到杀戮。之后，特别行动队队员身心俱竭。一些人在酒精中寻求逃避，一些人患上疾病，一些人自杀。8月，希姆莱在明斯克目睹了大屠杀。他的参谋长卡尔·?沃尔夫后来回忆道：当一股脑浆喷到他脖子上，让他呕吐的时候，党卫队最高领袖两膝发软，他的脸几乎变成绿色。希姆莱的宠臣埃里希·?冯·?戴姆·?巴赫—扎勒维斯基乘机利用了希姆莱短暂的虚弱求情，当然不是为受害者，而是为行刑者：“瞧这些突击队员的眼睛，它们一直在战栗！这些人的余生是完蛋了。我们在这里正训练什么样人？不是精神病就是野蛮人。”几个月后，巴赫—扎勒维斯基自己精神崩溃，脑子里全是被害的犹太人的幻象，这让他经常在夜里无法控制地尖叫。当医生询问为何巴赫—扎勒维斯基如此害怕的时候，他告诉了医生有关消灭整个犹太民族的事情。尽管十分挂念巴赫—扎勒维斯基的健康，但希姆莱拒绝了他停止种族灭绝的请求，坦率地告诉他不要再管这件事情，不要干预元首的命令。
确实，元首对特别行动队在肃清犹太人上有多大进展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在入侵俄国仅仅一个月，盖世太保的海因里希·?穆勒就密电指令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元首一直想知道这里的特别行动队的工作情况。”根据这些报告和希姆莱对杀戮场的亲自观察，希特勒认识到假如要成功地消灭犹太人，有必要使用比现在使用的凌乱射杀更有效的方法。元首周围工于算计的人明确指出：如果采用现有的大规模射杀的方法，大约要花费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彻底根除欧洲1700万犹太人的目标。大规模射杀的方法是令人困窘的公开行为，浪费时间，使行刑者心理上衰弱。总之，必须采用最好的集体杀戮的方法，它不引人注目，更为致命，更有效率，节省成本。就在希姆莱明斯克恶心事件发生后不久，来自安乐死计划的毒气杀人专家现在成为了东部更具挑战性工作的选择。希特勒曾在临近8月底的时候终止了这一计划。
1941年夏季，希姆莱咨询了党卫队医生主管、德国红十字会主席恩斯特·?格拉维茨博士，询问他如何完成大规模地消灭欧洲的犹太人。格拉维茨建议采用毒气室。大约就在同时，维尔特和他的安乐死专家正往卢布林转移，希姆莱在那里命令党卫队二级总队长奥蒂洛·?格罗博科尼克建立一个灭绝营的体系。巧合的是，希姆莱召集了鲁道夫·?霍斯，并告诉他：
元首已经命令犹太人问题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我们党卫队将实施这一命令。东部现存的灭绝中心还不能执行预期的大规模行动。因此，我专门指定奥斯威辛用于这个目的，因为它交通位置很好，也因为这个地方很容易对外隔绝和伪装……你要把这个命令作为绝对的机密，甚至对你的上级。在你和艾希曼谈话之后，你要立刻将预计安装设施的计划告诉我……犹太人是德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必须连根消灭他们。在这场战争期间，每一个落到我们手上的犹太人现在都要被毁灭，没有一个例外。
艾希曼后来在耶路撒冷受审时说：海德里希在入侵俄国两三个月后，也就是1941年8月或9月，告诉了他最终解决方案。海德里希告诉他：“元首认为移民是……元首已经命令身体上的灭绝。”艾希曼宣称海德里希似乎在测试他的反应，在两个词之间停顿了一下，这不是他惯常的风格。海德里希在结束谈话前告诉艾希曼前往卢布林，从格罗博科尼克那里得到灭绝进程的进一步细节。
这样的作战指示，以及清晰的灭绝陈述表明了，纳粹大规模的毁灭机器正在一步步地组装起来。由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在整个1941年夏季和秋季作出的陈述已经充满了灭绝的意象，在其中，用寄生虫的术语将犹太人描述成传染性身体和精神疾病的携带者。在7月10日，希特勒把自己描述成政治—生物学的开拓者：“我感到自己像政治学领域的罗伯特·?科赫。他发现了杆菌，开启了医学界的新路。我发现了作为杆菌和社会分解酵母的犹太人。”那时的希特勒依然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