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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值的”德国血统，他们相信，假如没有进一步的种族污染玷污他们的血液，这一血统是可能得到抢救的。1933年4月8日的《种族观察者报》发表社论：“我们的目标是对犹太种族和德国种族进行生理上的分离。”
相似的法律很快就跟了上来，旨在将犹太人从超出4月7日法律已经认定的其他公务员位置上排除出去。犹太人不能再担任评估员、陪审员、商业仲裁人（4月7日），不能再担任专利律师（4月22日）；不能从事与国家保险机构相关的职业，例如评审仲裁（4月22日）、牙医或牙科技师（6月2日）。抵制德国学校人数过多的法律（4月5日）严格要求在德国公立学校里限制招收犹太学生，比例为1.5％。5月6日，《专业公务员恢复法》得到了修订，堵住了一些漏洞，以便把大学荣誉教授、大学讲师、公证人排除在公务员职业之外。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四天后出现了臭名昭彰的焚书运动。同一天，帝国教育部长伯恩哈特·?鲁斯特宣布所有德国大学的犹太教授将被解雇。学生被敦促联合抵制依然在德国大学教学的犹太教授的授课。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马克斯·?普朗克对希特勒表示抗议，认为辞退有价值的犹太科学家，尤其是那些吸收了德国文化最优秀成分的科学家是荒诞的。普朗克得到的回复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犹太人；所有犹太人像芒刺一样聚集在一起……我必须同等地对付他们。”希特勒确实同等地着手这一行动，亲自插手指挥辞退犹太教授、律师以及其他公务员。
1933年夏季和秋季，附加的法令像雨点一样砸在犹太人的头上。7月14日，一大批法律获得了通过，它们有效地结束了德国民主的所有残余。一项法律除了纳粹党禁止了所有的政党，同时禁止新政党的成立。留下来的是以协调一致的国会形式出现的议会壳子，这个国会服从阿道夫·?希特勒的命令，并通过所有法律，无论它们是多么不理性或非正义。因此，在7月14日批准的一系列法律中，政府能够剥夺认定和国家敌对的、属于任何组织（犹太人的、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的，等等）的财产。这个法律名叫《关于没收属于民族和国家敌人的财富法》，它后来成为了剥夺犹太人财产，以及强迫他们移民或者放逐到东方的基础。另一个法律授权政府可以剥夺任何人的公民权，无需以任何法律依据证明其行为的正当。这一法律主要是针对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来到德国的东方犹太人，但它也针对激起纳粹官员愤怒的犹太的和非犹太的科学家、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其他法律控制了乡村的定居者和农庄的建设；控制了公民投票，以便弄清楚有关准备推出的举措的舆论；依靠使教会服从政府委派的“帝国主教”的控制，使福音教派的结构政府集权化。最终，正如先前所提及的，政府通过了名叫《防止后代患有遗传疾病法》的法律，它使绝育合法化，并且实施了一系列生物学的举措，它们涉及绝育、集中营管理，最终是对犹太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吉卜赛人进行大规模毒气杀戮。
1933年9月下旬和10月上旬，三个附加的举措对犹太人发起了打击：第一是禁止政府雇用非雅利安人以及和他们结婚的人（9月28日）；第二个法律是将犹太人从诸如艺术、文学、戏剧、电影等文化和娱乐行为中驱逐出去（9月29日）；第三个是《国家新闻法》，它把所有的报纸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并采用“雅利安条款”有效地将犹太人排除在德国的新闻界之外。
犹太人最初的反应
开始于1933年4月，到这一年末一直在增加的一系列反犹太人的法律，只是后来在1933年到1939年间颁布的大约400部反犹太人立法的开端。每一个新的反犹太人举措都比前一步更为恶劣，每一个都给伤口再次擦盐，给伤害增加侮辱。犹太人最初的反应，特别是在四月法律出现之后，是以重复出现的综合征为标志：最初是震惊和怀疑（这不可能发生在一个文明社会当中）；接着是耻辱和恶心（我对这个称为我自己的国家感到耻辱）；然后是四处扩散的几乎没有人在意的认知麻痹（我发现走投无路了）；然后是一缕希望之光，事情不会变得太坏；最终认识到犹太人必须组织起来，准备着最坏的结果。
在评估犹太人对纳粹攻击的反应时，我们能够区别个体犹太人的反应和各种犹太组织的反应。许多个体犹太人已经留下了富有启迪性的证词，而这些组织是代表加盟的成员说话。最初的反应普遍是震惊和怀疑，尤其是对任意的暴力行为，对多数旁观的德国人无动于衷的态度，对让人吃惊地认识到德国政府从官方的角度发起了种族隔离，并且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体现。例如，赫塔·?纳特霍夫不能理解积压在柏林医院里犹太医生身上的侮辱。冲锋队暴徒狂怒地冲进医院，驱逐医生，甚至在他们正在进行手术时。她写道：“我的历史悠久的医院失去了一些最有天赋的医生，病人处于绝望之中，所有的一切都颠倒了。戈培尔先生充满仇恨的演讲，超越了先前以挑拨和说谎的形式存在的任何演讲，人们聆听着，保持沉默。首先是这些杰出的医生和著名的教授，他们对背叛他们的同事做了什么呢？”另一个残酷的打击发生在一周后，她收到了来自夏洛滕堡地方法官的官方信件，通知她必须终止作为妇女咨询事务所首席医生的职位。赫塔·?纳特霍夫是几千个被免职或面临即将被免职的犹太专家之一。扬·?英格·?多伊施克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秘密生活在柏林，因此活了下来，她回忆道：她父亲是一位公立学校的老师，他阅读和研究了普鲁士学校管理当局下发的免职通知中的每一个句子和每一个逗号，他彻底惊呆了。尽管他是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但是他被告知他的免职是基于作为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政治关系。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埃米尔·?法肯海姆的父亲身上，他在1914年前就是一位执业律师和前线士兵，但是也被免职，因为据信他在1918—1919年间保护过一些共产主义者。英格·?多伊施克龙的父母得到了还没有受到新法律影响的犹太朋友的安慰：一些解决方案将会让他们脱离悲惨的生活。
当然，这样的希望是很少实现的，因为现存的反犹太举措中的暂时让步或者漏洞很快就被去除了。维克托·?克伦佩勒在提供自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老兵的文件上经历了相当大的麻烦，之后他收到了暂缓免职的通知。他在越来越不可能的条件下继续教学，学生在流失，同事也躲着他。他得到越来越多的关于其犹太朋友、亲戚和熟人的坏消息。克伦佩勒的感情在受伤的骄傲和道德的愤怒之间变化，随后出现的是无望和绝望的态度。1933年5月13日他自问道：“这种精神错乱到底要持续多长时间？”
贝拉·?弗洛姆继续为乌尔施泰因的报纸写社会专栏，继续着她繁忙的社会日程，她自问道：“整个国家都处于恍惚的状态吗？”弗洛姆、克伦佩勒和其他犹太人都拥有广泛的熟人圈子，都洞悉到占据优势地位的舆论。他们不仅为普通德国人对正在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事情的无动于衷感到震惊，而且对德国人在发泄他们反犹太人偏见时所展示的轻信和十足的愚蠢感到害怕。例如，弗洛姆发现接受以下一点是困难的，即许多德国人，包括希特勒在内，都相信犹太人可以用一种特殊的体味来加以辨认。在参加一次希特勒也出席的官方庆典时，弗洛姆嘲弄帝国总理府主管海因里希·?拉默斯说：“你的元首一定得了感冒。”当被问及为什么的时候，她回答道：“据说他在十英里之外就能闻出一个犹太人，不是吗？显然今晚他的嗅觉没有发挥功能。” 赫塔·?纳特霍夫的一位病人是容易轻信上当的年轻女士，上班时被告知任何与犹太人发生性关系的人都可能不能再怀有雅利安孩子之后，哭喊着冲进她的诊所。“我不得不对这个原始动物说，让她最终确信这一断言是愚蠢的。” 纳特霍夫在她的日记中写道，这个女孩因此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说：“亲爱的医生，我已经打开了煤气阀，但是在最后一刻跑到你这儿来了。” 纳特霍夫想知道，有多少德国人能够跑到能让他们纠正反犹太人偏见的人那里，并且这种纠正能持续多长时间。
一些德国人试图同情个体犹太人的困境，因为他们从个人的体验中认为这些犹太人是善良和可敬的人。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也很少放弃这样的信念：反对犹太人的举措无论怎样都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是政府发起的。正如绍尔·?弗里德兰德尔提醒我们，这些观点中的一些依赖于他们对希特勒的信仰，因为对犹太人的同情总是意味着不信任元首道路的正确性。犹太女演员莉莉·?帕尔默讲述的一个小故事，很好地说出了这种超现实主义的观点。她失去了电影合同，因为她是一个犹太人。房东太太同情她的困境，和她一起喝咖啡，表示对她的同情。房东太太说：“因为你不能否认希特勒是一个好人，因此这真是羞愧。你拿你的命打赌，他会让德国再次强大。至于他对待犹太人这件事做得太坏了。”
正如先前所提及的，也许反犹太人偏见最具毁灭性的冲击，是针对不明事理的犹太儿童，他们失去了朋友，被他们德国的同龄人侮辱，受到身体上的攻击，他们不得不忍受疯狂的纳粹教师的侮辱。在希特勒手里逃生的犹太人叙述了陷入困境和遭受羞辱的故事，从被称为“犹太笨蛋”或“犹太猪”，到遭到德国同龄人的殴打。鲁斯·?弗伦德—约阿希姆斯塔尔在德累斯顿的丢勒学校读书，他回忆道：
假期后，学校发生了调整。新的德语教师在西服的翻领上佩戴了万字徽走进了教室。在他前面是一份他深入研究过的学生的名单。然后他提出了一个至今我都记得的问题。我和其他同学一起举起了手。新老师指着我说：“放下你的手。犹太人在德语的课堂上是没有什么事的。”
令人非常感兴趣的是，鲁斯的同学非常团结，也放下了手，拒绝回答问题。纳粹教师停止了教学，跑去找校长报告了这一事件。校长也是坚定的纳粹分子，他将约阿希姆斯塔尔从班上暂时除名，并向其余的学生解释新的政治形势。鲁斯·?弗伦德—约阿希姆斯塔尔再也没有回到丢勒学校。
在纳粹德国的学校，犹太儿童经常被人回避、侮辱，最终被驱逐出去。许多大屠杀的幸存者讲述了他们在德国教育体制中令人困扰的经历，特别是德国教师卑鄙的行为。马克斯·?费德曼在法兰克福的学校上课，他经常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受到暴徒的羞辱，迫使他采取策略避开某些敏感的地点，但有时他也不得不奋力一搏，他对此并不介意，因为他受到很好的拳击训练。他与德国人的遭遇总体来说是不愉快的，至今他都不记得任何德国人对犹太人在纳粹德国每天的生活困境说过一句同情的话。他强抑泪水回忆着纳粹所给予的无情和残暴，结果是，他作为年轻人大胆地从盖世太保官员的控制下逃了出来，他们围捕了他家的其余人往东方放逐。尽管他的父亲和八个孩子中的四个设法移居到了英国，但是十五岁的马克斯、他的母亲、他的双胞胎弟弟伯恩哈德、他的妹妹艾玛、他的哥哥赫尔曼依然留在纳粹德国。马克斯逃脱后，先在南斯拉夫，后来在意大利加入了游击队，逃过了大屠杀的劫难。除了哥哥赫尔曼逃到了中国，其余的人都在波兰死亡集中营失去了生命。
赫尔穆特·?霍尼希贝格的父母在美因河的贝恩卡斯特尔拥有一家糖果店，他也生动地回忆了在纳粹德国动荡不安的童年，特别是他称作受到儿童诈骗和老师侮辱的事件。他回忆道：他的学校校长在他拒绝行纳粹礼的时候就会例行地敲打他。他在国民小学只待了一年就结束了德国的学业。一天，校长给他一封信，让他交给他父亲，收信人是犹太猪伊萨克·?霍尼希贝格，命令他父亲在学期结束时把他的笨猪儿子带走。年轻的霍尼希贝格像其他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晚期的所有犹太孩子一样，被迫进了各种犹太学校。但是，甚至到那时，德国同龄人对他的侮辱和身体侵害一直在继续。
不言而喻的是，对于许多年轻的犹太人来说，在纳粹德国日常生活的标志是持续的焦虑和压力，其不可预测性使得一切都更具伤害。伴随着许多德国人的共谋，纳粹对犹太儿童施加了无情的心理攻击，剥夺他们的人类尊严和天真。犹太恐惧症在一个是犹太儿童，另一个是德国儿童身上的运作方式，有两个对比鲜明和毁灭性的事例，它们说明了在这个层面上正在发挥作用的心理堕落的深度。一位犹太父亲没有认识到他的儿子怎样承受了教师侮辱性评价的狂轰滥炸。除了一些轻微的羞辱之外，这个教师不许他参加游泳课，在所有的学生面前告诉他：“用你扁平的脚，你可以走进约旦河，但你不能污染德国的水。”然后有一天，儿子向父亲说了心里话：“爸爸，假如你继续强迫我去学校，我就把自己扔到火车下面。”一位犹太妇女无意中听到了一个十分不同的反应，她当时正在为女儿在糖果店购物。另外一位妇女正在为十二岁的儿子购买一条裤子。店主摸了摸孩子的头发，问他是否希望得到他的圣诞礼物。这个孩子回答道：“是的，非常喜欢，但是我最干净的圣诞礼物是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