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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思考着“犹太人杆菌”的问题，他当时回想到迪特里希·?埃卡特曾经对他说过，他所知道的唯一诚实的犹太人是奥托·?魏宁格。当认识到犹太人是生活在他人身体上的寄生虫的时候，魏宁格自杀了。
魏宁格的犹太人的自我仇恨，毫无疑问是他自己人格的病态显现，但是它也以重要的方式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它是强烈的文化偏见强有力地塑造起来的。一种将一系列强有力的骗人把戏制度化的文化迷惑了每个人，包括德国人和犹太人，甚至少数的最强大的成员也不能一直摆脱仇恨的驱使。至于最脆弱的成员则试图以悲哀的方式逃避他们的犹太性，包括仇恨自己，作出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姿态，甚至把自己视同侵略者。犹太的父母有时企图教育他们的孩子以更多“德国的”而非“犹太的”方式行事，灌输给他们孩子所有假定是典型的德国式的行为习惯。瓦尔特·?拉特瑙在一篇针对犹太人的、题为《听，以色列》的文章中，呼吁犹太人放弃他们客观存在的性质，成为真正的德国人。他的头脑里这些客观存在的特性除了物质主义的倾向，就是与令人困惑的东方犹太人相联系的习惯和性格。小说家瓦塞尔曼在维也纳生活了一段时间，他发现这些犹太人是外国人，极度排外，他希望德国犹太人的自我形象不应该受到依然散发着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臭气的、肮脏的流浪汉的消极影响。为了被德国社会所接受，犹太人被其父母和教师进行了服从性训练，变得特别有礼貌、令人愉快、随和，以至于和他们相处是一种快乐。彼得·?盖伊指出，为了取悦邻里的德国人，犹太人模仿的特性是所谓的友善，甚至是夸张的友善，德国人称之为“彻底的友善”。然而，实际上这经常意味的是自卑的自我贬低。这类行为体现了社会上优等的局内人和社会上低等的仆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关系，一种被压迫者使用的奴性的依赖方式，通过打击国民中的一部分人建立他们的自我。
估算有多少犹太人企图逃避他们的犹太性是困难的。这些犹太人模仿着假定是有修养的德国人的行为方式，但是结果变得令人困惑，因而对作为犹太人产生了双重的怀疑。在犹太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这类行为受到相当的鄙视。无论如何，犹太知识分子没有构成一个具有共同观念的、有凝聚力的实体；他们也没有有意识地强调他们的犹太性。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不具备可供识别的家族的相似性。首先，尽管德国犹太人的主体在构成上作为坚定的中产阶级从来不会变得左倾，但是犹太知识分子在其信念中倾向于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尽管许多犹太知识分子作为左翼好战分子参与了战后时代（1918—1923）的革命暴动，但是他们对激进事业的参与后来逐步地退缩。正如瓦尔特·?拉克尔所指出的，几乎没有犹太知识分子在任何政党中工作；只有一些犹太人积极参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共产党最初吸引了许多犹太人，但是到1931年，在百位当选国会议员的共产党代表中，已经没有一个犹太人了。
假定总体而言的德国知识分子，以及作为部分而言的犹太知识分子，对德国的公共政策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正如先前所提及的，德国的知识分子在共同把智力和权力分割开来方面是有贡献的。他们为自己作为非政治人感到骄傲。结果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德国的知识分子构成了一个边缘的局外人阶层。由于在整个政治文化中缺乏工作经验，他们退却到艺术、文学、哲学、音乐等精神王国当中。除了在政治上没有成效之外，犹太知识分子还承受着其他两个倾向的痛苦：他们是一个不信任他们的国家中的犹太人；他们普遍属于政治左翼，并被认为具有激进的政治信念和现代主义的知识信念。事实上，犹太人经常处于先锋派运动的前列，作为作家、艺术家、剧作家以及正在兴起的电影业的领导者，他们构成了表现主义运动突出的部分。他们拥有处于领导地位的自由主义的报纸，前面提到过的摩西家族占据了柏林报纸和杂志市场的重要部分。它的竞争对手乌尔施泰因家族甚至更为成功，尤其是在获得了受人尊敬的《福斯报》，并通过期刊、时尚杂志、廉价图书增加了销售之后。许多出版家、编辑、批评家都是犹太人，其中包括塞缪尔·?菲舍尔、库尔特·?沃尔夫、卡西雷尔兄弟、格奥尔格·?邦蒂、埃里希·?赖斯以及马利克的公司。
纳粹分子不断放出谣言：德国的文化正被犹太左翼分子所控制，他们正在用其堕落的信念“污染”传统的德国价值观。事实是：通常是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犹太知识分子落入右翼批评家的手中。他们专门夸大一些著名的犹太激进分子的重要性，并用同样激进的刷子抹黑大多数犹太人。犹太人颠覆的伪概念被一些犹太作家不经意地强化。他们公开责难他们所认为的在德国文化中是毁灭性的东西。库尔特·?图霍尔斯基是著名的犹太讽刺作家，他倾泻了一连串恶毒的文章论述德国人生活的弱点，结果形成了对犹太文学界的成见。他的对手控诉他是不爱国的人，而他冷漠地对这样的批评置若罔闻。他说：“我可能正在背叛的国家不是我的国家；这个国家不是我的国家；这个合法的秩序不是我的合法秩序。我对它旗帜的色彩无动于衷，我对它受到地域限制的理想无动于衷。在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背叛的，因为没有人相信我做的任何事情。”1928年，他公开表述道：“假如对保护和平似乎是有必要的话，德国军队没有任何秘密我不能告诉另一个外面的强国。我们是高级的叛国者。为了支持我们热爱的祖国，为了和平和我们真正的祖国——欧洲，我们背叛了一个拒绝我们的国家。”作为一位世俗化的犹太人，图霍尔斯基正在逃避其犹太性，进入知识分子的理想，他将自己的过去变成新的身份，这个身份就是具有进步的社会主义信念的、世界主义的欧洲公民。他说的话是这个意思吗？它是对他的德国人和犹太人角色的双重拒绝吗？或者仅仅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姿态？也许都有，因为图霍尔斯基是一个深深分裂的、令人恼怒的牛氓，他最终发现自己无法逃避真实的过去，在瑞典的一家旅馆的客房自杀。图霍尔斯基是几位杰出的犹太知识分子之一。他为左翼最有影响的期刊《世界舞台》写作。其他与该刊有联系的人包括卡尔·?冯·?奥西茨基，他是一位期刊编辑，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也是纳粹暴行的受害者；以及恩斯特·?布洛赫和瓦尔特·?本雅明。这些作家的观念和信念证明了以下陈腐的判断是虚假的。这一判断控诉他们是好战的激进分子和危险的颠覆者。事实上，他们是善良的改革者，他们承担了所有被压迫者的事业。他们的知识分子的弱点，是许多没有政治经验的世界改进者的弱点：倾向对真实的或假定的非正义的过度反应，为人类拯救提供全面彻底的蓝图。图霍尔斯基和他的批评小团队，是内心深处没有幻想和疏离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不能原谅德国人，因为德国人认可的东西是对他们遗产较好一面的背叛，它包括一度被认为是一位文明的德国人标记的文化信念：在大世界主义（欧洲的）的框架中对国家强烈的骄傲，对启蒙运动人类价值观的信奉。当针对共和国的反民主压力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加强的时候，当许多犹太知识分子在审视一个根据他们的判断已经背叛了它更好一面的社会的时候，他们也开始再次感到自己越来越像局外人了。
判定这些批评家实际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或者他们对共和国消极的观点是不是其棺柩上的另一根钉子，都是困难的。因为共和国没有满足他们含糊的乌托邦渴望的检验，所以犹太批评家保持着他们的距离，或者发出他们自己傲慢的声音。也许就是他们未被允许分享权力的愤怒，导致了这些批评家作出了荒诞的判断，其中最愚蠢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是世界上最反动的政治家。正如瓦尔特·?拉克尔所指出的，这一结论依据以下的事实可能得到了推广，即这些知识分子批评家中许多人都小看了共和国维护者的工人阶级出身，毕竟党主席埃伯特是一位马鞍匠，塞韦林是一位锁匠，谢德曼是一位画家，诺斯克是一位篮子编制匠，威尔斯是一位家具商。
这表明这些魏玛时期的作家也许不知道他们的国家，正如他们认为他们知道一样。相反，他们的右翼批评家极度高估了他们对德国文化的影响。总体上来说，犹太人依然是想要成为局内人的局外人，但是只有在少数领域他们作出了重大的突破，这些领域包括新闻界、戏剧界和出版界。然而，就是在这些领域，他们的影响从来也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因为他们的信念不是“犹太人的”，而是德国人的。尽管犹太人在报界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犹太人的”报纸几乎完全被限制在一些较大的城市，著名的新闻机构依然控制在非犹太人手中。摩西或乌尔施泰因的报纸，在定位上依然比左翼更加自由主义，并且一直不清楚的是，如果不考虑犹太拥有者这一事实，纳粹的“犹太人的新闻机构”实际上意味着什么。真相是：纳粹分子为了唯一的真正德国的价值观，他们误用了自己的偏见，把所有的对手混为一谈，作为不忠诚和非德国人来看待。他们的特点是用泛泛的贬义词“犹太人的”，来谴责任何他们特别厌恶的东西。这个词可能意味着所有现代的、先锋派的、和平主义的、民主的、共产主义的、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还有更含糊的，比如“腐蚀的”“无根的”“物质主义的”“堕落的”“怀疑的”，甚至“聪明的”。“聪明的”性质是对犹太人所有方面的抨击。事实上，这是无知的纳粹分子对对手的美德表示敬意的一种反常方式。“怀疑的”“聪明的”“轻率的”这些词，不过是对头脑敏捷的柏林人的总体描述。正如彼得·?盖伊提醒我们的，这些词语是德国人用于柏林人的，人们因为他们的头脑敏捷而欣赏他们，因为他们瞧不起炫耀、自大和空洞的宏伟。
在最终的分析中，“聪明的”犹太人这个词，在嫉妒的德国人的心理中具有它真实的起源。德国人因为犹太人的成功而心生嫉妒，企图玷污成功的动机，贬低它的成果来降低它的价值。当然，“聪明的”犹太人这个词掩盖了长期存在的心理成见，即犹太人是上进的、有冲劲的、没有感情的，他们对受人尊敬的德国风俗冷漠而无动于衷，只奖励物质上的成功。这一成见不仅出现在武断的犹太人仇恨者的咆哮中，而且出现在维尔纳·?松巴特的学术论文中，出现在讽刺性的傻大哥卡通画中。鉴于犹太人“有冲劲的天性”和“缺乏精神的深度”，他们被假定不能创造出真正持久的艺术、文学或音乐作品。假如这是真实的话，伟大的文化成就需要乡土和生活在乡土上的民族的来源——正如民族主义的右翼所宣称的那样——接下来的结论会不会是这样，即作为边缘化的犹太人，从不会渴望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创造出任何伟大的东西？当然这个前提有两个错误：首先，大部分德国的犹太人是完全同化的德国人，并不比其他德国人缺乏“根基”；其次，伟大的成就来源于作为个人的天才，他们创造性的才能超越了他们置身于其中的文化。当然，犹太知识分子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没有改变心怀偏见的德国人的看法，他们继续把所有犹太人的东西等同于非德国的东西。
瓦尔特·?拉克尔显示了这可能对犹太知识分子形成了毁灭性的心理冲击，因为它在他们个人的和创造性的生活中制造了反常的东西。他们“是优秀的欧洲人，但是他们也是分裂的人格，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其他人相分离”。拉克尔相信，这种分裂可能说明了他们不能在文学或者艺术上生产出真正伟大的作品，它们需要大众和民族的根基。在没有民族边界的科学领域，犹太人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犹太人在文学和艺术上的贡献实际上缺乏一流水平的观点可能面临着挑战，但是可以好好采纳拉克尔有关犹太知识分子生活中存在着深远分裂的观点。大多数为科学作出伟大贡献的犹太知识分子，甚至像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都会感受到这种分裂。在这两位科学家的生活中检验这种分裂是有启发性的，尤其是在弗洛伊德的生活和工作中，因为受过心理分析的训练，这位心理学家提供了一位自然科学家不能相匹敌的人的生存证据。
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是斗争了多年才世俗化的犹太人，在他们作为科学家取得戏剧性的惊人成就之前，前者是苏黎世谦卑的专利申请员，后者是维也纳专业的、孤独的精神病医生。他们两位都证明了真理超越了文化，因为在更高的水平上，他们向我们讲述了自然世界或人类的生存状况。但是，两个人都成为了犹太恐惧症批评的主要攻击对象，因为他们犹太人的出身，这些批评企图使他们的著作变得毫无价值。20世纪20年代，爱因斯坦本人及其声誉经常受到丑恶的攻击。事实上，犹太人的仇恨者在威廉学院等着他出现，然后发出“犹太科学家”的咆哮。他的邮箱塞满了攻击其犹太性的信件。有一次，一帮右翼学生在柏林大学打断了他的讲座，一个学生大声叫嚷：“我要切开这个肮脏的犹太人的喉咙。”一群声称自己在德国自然哲学工作委员会工作的伪科学家，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