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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伏尔泰前往柏林作为他的宫廷诗人，鼓励法国百科全书派思想的宣传推广，并推进柏林科学院在其院长、法国科学家和哲学家莫佩尔蒂的主持下工作。在大众的层面上，启蒙思想得到名为“大众哲学家”一个团体的推进，属于这个团体的弗里德里希·?尼科莱（1733—1811）是一位柏林的书商和流行作家，最为有名，且富有影响。尼科莱赞成一种简单的哲学，对于德国知识分子来说明显也是乐观主义的哲学，这一哲学后来被包括歌德和席勒在内的著名知识分子大加嘲讽。但毫无疑问的是，尼科莱在文学上的成就——体现在小说、讽刺作品、散文、游记等方面——为其赢得了广大的读者群。尼科莱最著名的合作者是犹太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1729—1786），他1743年来到柏林，不为人知，一无所长，说着一口蹩脚的德语，但通过努力工作和坚忍不拔的心智，得到了当时少数欧洲犹太人享有的知识分子杰出人士的地位。据说，1743年他第一次通过柏林城门的时候，海关官员的记录是：“今天通过了六头公牛、七头猪和一个犹太人。”这一记录概括了当时大众对犹太人的看法。
一代人之后，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门德尔松的成就，这一画面得到了戏剧性的变化。被腓特烈大帝的前任们——他的父亲腓特烈·?威廉一世、腓特烈一世、腓特烈·?威廉（大选帝侯）——邀请来到普鲁士的犹太人数量，从1850人增加到4245人。门德尔松倡议犹太人把自己从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放弃他们陈旧的仪式，接受德国的文化。门德尔松自己一生都是虔诚的犹太人，他抵制了各种使他皈依基督教的强行的、笨拙的努力。他的文化角色是一位开启与有教养的、有文化的德国人进行对话的中介人。这种角色给这位温和、驼背的犹太人相当大的负担。为维持生计，他在一个丝绸厂做会计；像他孤独的前辈、在阿姆斯特丹磨镜片的巴鲁克·?斯宾诺莎一样，他依然抽出充足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哲学思考，培育重要人物的圈子。像斯宾诺莎，尽管温和并讨厌争论，但他依然是一位有名的充满勇气的人。例如，他大胆地告诉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这位国王经常嘲笑德国文化，拒绝在他的图书馆存放德国图书，他的周围都是法国顾问——要认识到和尊重德国文化的重要性。由一位与越来越多的德国天才相比肩的犹太人指出德国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是多么令人惊讶，也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
新的人文主义传统在后来的一代创造了由赫尔德、歌德、席勒构成的古典主义魏玛的综合体。在命定去铸造德国文化这一新传统的新起文学天才当中，有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他是门德尔松的亲密朋友。在去柏林之前不久，犹太医生古姆佩茨亲自把他介绍给门德尔松。那时，莱辛已经在信仰者和异教徒两个方面，与狂热的信仰问题进行了斗争。他的结论是：只有理解和宽容能够解决古老的跨群体之间的仇恨和强迫症的问题。就是以这种精神，他创作了一部轻喜剧《犹太人》（1749），戏剧的主题以刻意的机智方式展示给德国公众，以使这部戏剧能够被更好地接受。戏剧的故事是简单的：一位男爵和他的女儿受到了强盗的袭击，被一位勇敢的旅行者解救。为了报答旅行者富有勇气的介入，男爵想把女儿嫁给他。旅行者告诉男爵：非常遗憾，他不得不拒绝，因为他是一位犹太人。
旅行者：我是一位犹太人。
男 爵：犹太人！多么残酷的不幸……
莉泽特：犹太人！
小 姐：这有什么区别吗？
莉泽特：嘘，小姐，我过一会儿告诉你差异。
男 爵：这里出现了上帝不让我们表达感谢之情的情况。
旅行者：这是多余的了，因为你希望如此。
男 爵：但是，我至少希望命运能允许我这样做。
旅行者：这个提议是徒劳的，因为上帝已经给予我许多，超出我的需要。我要求的唯一奖赏是未来你要更友善地判断我的民族，而不要一般化。我不能在你面前掩盖自己，因为我对自己的宗教感到惭愧。不！但是我发现你好意地看待我，但恶意地看待我的同族。一个人的友谊……对我来说总是难以抗拒的。
男 爵：我对我的行为感到惭愧。我发现你的一切让我充满喜悦。假如犹太人都像你一样，那是多么值得敬重。
旅行者：假如基督徒都具有你的品质，那是多么值得赞美。
（落幕）
正如一位德国文学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这位旅行者是德国文学中第一位有教养的犹太人，确实，这位犹太人依然承受着羞辱和限制，但是他在他的德国创造者看来应该得到平等的对待。准确说来是三十年后的1779年，在戏剧《智者纳旦》中，莱辛把犹太人法律和社会压迫的主题上升到更高的认知水平。这部戏剧是高贵的哲学诗篇，突出了德国启蒙运动对人性的憧憬。在第三幕著名的戒指寓言中，莱辛激发了普遍的宗教宽容的理想。莱辛指出：无关宗教的差异，所有的民族在所有的时刻都产生了优秀的人物。潜藏于人心之中的邪恶来源于自恋和民族偏执。只有通过爱他者来实现内心内在的转型，才能够最终改变人类仇恨的倾向。换句话说，莱辛的呼吁不是号召德国人去争论，通过立法去改变自身，而是建立道德的正派感。通过采用文学教育的方法，莱辛希望改变心灵和意识，这体现了德国启蒙思想家更为谨慎的方法。他们相信，在社会条件没有革命性改变的情况下，意识的变化可能是有效果的。
在社会没有破坏性或剧烈变化的情况下，希望心灵的根本变化没有得到实现。莱辛及其同时代的启蒙分子无疑为更大的宽容和对宗教差异的尊重准备了道路，并且事实也证明了，德国犹太人的困境被越来越多有教养的人们所承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严肃地伸出援助之手，将犹太人融合到德国人的生活和文化当中。1788年，在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扮演夏洛克的演员，在开场白中对大多数是柏林犹太人的观众解释说：犹太人享有极好的尊重，不应该受到其角色不得不表达的观点的侵害，这确实是一个进步的标志。通过分享文化的兴趣、通婚和改宗，犹太人开始与德国人建立更为紧密的社会关系。门德尔松的六个孩子就是范例。他的两个大儿子约瑟夫（1777—1848）和亚伯拉罕（1776—1835）保留了犹太人的身份，建立了银行，最小的儿子纳坦（1782—1852）皈依了路德宗，成为了政府官员；他的大女儿多萝西·?门德尔松·?法伊特（1764—1839）过着最有趣的生活，她结过两次婚，皈依了新教，作为文人雅士和公共人物聚会的主人，她十分出名。最小的女儿亨丽埃特（1774—1831）为巴黎的女孩子开办了寄宿学校，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她在学校主持了一个沙龙，吸引了施特尔夫人、本雅明·?贡斯当、作曲家加斯帕尔·?斯蓬蒂尼这样的人物。三女儿蕾莎（1767—1831）保留了犹太人的身份，看上去过着相对平稳的生活。
多萝西·?门德尔松在18世纪80年代在柏林主持了一个沙龙，吸引了一批德国作家、犹太商人的夫人和女儿，她嫁给了犹太银行家西蒙·?法伊特，并生有两个孩子。1795年，在亨丽埃特·?赫茨主持的沙龙里，她遇上了充满激情的浪漫主义诗人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疯狂地陷入了情网，她公开上演的风流韵事成为传遍柏林的丑闻，也为写作两部公众注目的小说——施莱格尔的《卢辛德》（1799）和多萝西同样撩人的《佛罗伦萨人》（1801）——提供了充足的素材。多萝西皈依新教，是为了使自己与施莱格尔的关系“合法化”，后来她跟着施莱格尔去了维也纳，他们两人在那里皈依了罗马天主教。马库斯·?赫茨博士的夫人亨丽埃特·?赫茨是伊曼纽尔·?康德的朋友和通信者，是另一位杰出的犹太女性。在她周围聚集了一大群柏林名流，他们蜂拥在她的沙龙里，欣赏着她的智慧和美貌。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将她视为“灵魂的伴侣”，弗里德里希·?尼科莱为她的美丽和聪慧大唱赞歌。
然而，对其同时代人产生最大吸引力的是拉赫尔·?莱温（1771—1832），她与其自身犹太性的斗争，为我们认识犹太人与德国人的关系提供了最深刻的洞见。拉赫尔·?莱温是犹太银行家的女儿，相貌平平，但是充满了聪慧和优雅，承受着犹太人和妇女的双重禁忌，从未完全能够解决这两者的差异。数十年来，德国最杰出的名流——来自不同社会等级和宗教信仰的男男女女——出席她在猎人街小阁楼房间举办的文学晚会。当然，出席这些文学晚会的有她的犹太朋友，包括摩西·?门德尔松和亨丽埃特·?赫茨的儿子和女儿，以及一些有趣的客人、政治家，他们当中有威廉·?洪堡和亚历山大·?洪堡、诗人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路德维希·?蒂克、阿达尔贝特·?冯·?沙米索、克莱门斯·?冯·?布伦塔诺，后来还有年轻的海因里希·?海涅。拉赫尔·?莱温像对自己又一个儿子一样培养海涅，海涅称她是宇宙中精神最丰富的女性。出席她的文学晚会的还有政府官员，比如弗里德里希·?根茨、瑞典大使古斯塔夫·?冯·?布林克曼，甚至还有大帝的侄子霍亨索伦家族的路易·?斐迪南王子。然而，拉赫尔真正与自己犹太人身份的内心斗争发生在她孤独之时，发生在她广泛的通信中。这些信记录了她和自己犹太人身份漫长和悲剧的斗争。一方面她要“铲除”自己身上的这一身份，即使它意味着完全的连根拔除。但是另一方面，她一再地遭遇这一身份，直到她最终皈依基督教，嫁给了普鲁士的一位外交官之时，她似乎再次在精神上确认了它，因为她已经厌倦了不断徒劳地想使自己合法化为真正的德国人。
拉赫尔的一生和斗争是有教养的犹太人的象征，他们在自己的宗教中越来越不能发现灵感，为了对意义和身份有新的认识而转向德国文化。作为浪漫主义运动，以及这一运动对感情和激情强调的结果，这变得尤其真实。正如先前所提及的，德国启蒙运动主要被限制在少数知识分子当中，在方向上保持着远离政治、小心翼翼和形而上的特点。德国的启蒙思想家没有像法国和英国的启蒙思想家那样，形成对王权专制主义抵抗的意识形态；他们的伦理思考依然根植于前资本主义的假设，即谴责过度的风险和利润，反对积极的政治参与。德国的启蒙运动设定了人性和自我培育高贵的哲学理想，但是它把这一理想设想为在纯粹美学和精神的领域个人自我提高的典范，忽视同时改变理想实现的前提——政治体制——的重要性。另外，德国的启蒙运动没有产生和法国或英国一样强大的公民权利传统。德国的政治和法律理论强调个人相对于国家的责任，而不是保护个人的自由。由于德国的思想家对自由思想采取深入沉思的态度，因此他们倾向于以路德宗的角度视自由为个人良心的自由，视自由为自我发现的精神历程，与外部的政治权威没有什么关系，而这个权威是要严格服从的。
但是，从集体的意义上来说，德国人越来越认识到他们的政治软弱，以及在文化和政治上对外部强国过度的依赖性，尤其是法国。正如上面所提及的，三十年战争不仅仅在经济上摧毁了德国，而且造成了深刻的心理创伤，让德国的文化生活一个多世纪来出血不止。在重建被毁灭的文化景象的工作中，德国的启蒙思想家最初视法国为典范，他们听从了腓特烈大帝的偏见，即好的文化和法国文化是同义词。在德国的文学教师约翰·?克里斯托弗·?戈特舍德（1700—1766）的著作《诗的批评艺术》中，他建议遵守严格的法国古典主义范式，使这种范式成为法律：“希腊人对罗马人是什么，法国人对德国人就是什么。”同时发生的拿来主义还发生在哲学领域，整个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跟随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而非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直到18世纪中叶，有着自我意识的莱辛依然说：“相比于法国人，德国人依然是野蛮人，而且比最野蛮的祖先还野蛮。”这样的文化落后性的表露被恶毒的评论家——比如法国的评论家雅各布·?莫维隆——也顺便强化了，他嘲讽德国人，并且挑衅他们举出一位有创造天才、拥有世界声誉的德国人。当然，他顺带忘记了莱布尼茨，不过德国人很快就证明他错了。他们发动了一系列伟大的运动：从狂飙突进、浪漫主义，到哲学的唯心主义；他们还创造了伟大的音乐传统，包括巴赫、汉德尔、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事实上，莱辛和门德尔松的这一代也没有什么可以羞愧的，因为他们提供了未来几代建立其上的知识基础。
然而，事实不容否定，德国人试图明确他们独特的文化风格，同时并不反对外来文化，尤其是法国文化。德国伟大的知识发酵，事实上是与法国大革命以及作为革命基础的启蒙思想同时发生的。法国大革命挑战德国人去正视他们自己的身份，以及他们对自己的民族性的认识。最初，有教养的德国人热情地回应自由、平等、博爱的呼唤，种植自由之树，挑战自己的权力机构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