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_第1节

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

内容简介

德国历史上的反犹文化源自于哪里？ 如何演化为战争对犹太人灭绝性的种族杀戮？ 《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作者、纳粹德国历史研究专家 克劳斯费舍尔叙述德国反犹史及其极端形态的经典之作 自中世纪以来，在欧洲的文化中，尤其在德国的文化中，就充斥着反犹太人的现象，它在基督教、仇外性、生物人种学等多方面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直至纳粹大屠杀的发生。本书再现了各种要素聚合发酵而成的一场灭绝性的种族杀戮，并从几个不可或缺的层面形成了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叙事，也正缘于此，它成为叙述德国反犹史及其极端形态的经典之作。

致 谢

不久以前，我做了一个让人神经崩溃的噩梦，我梦见了大屠杀。噩梦的开始是，我受邀给一群似乎地位显赫的人士做讲座。当我开始演讲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孑然一人，手里拿着话筒，身处恐怖的、停尸房般的博物馆，里面塞满了犹太受难者的尸体，因受到严刑拷打而损害严重，残缺不全。惊恐之中，我快速穿过这间可怕的屋子，不时撞上奇形怪状的尸首，每具尸首都有鲜明的体征表明死因。我气喘吁吁，试图向看不见的听众解释我所看见和所描述的东西都是真实的，听众应该相信我的证词。正当我在讲述这一信息的时候，这间屋子的墙壁、天花板、地板开始滑动，改变了位置。地板变成了渗透鲜血的尸体。我十分惊恐地试图跨过尸体，找到出口。就在这时，我一身冷汗地醒了过来。

噩梦暗示着两件事情：一是我认识到我正在触及一种最原始形态的邪恶；二是我感觉到令人悚然的疑虑，即我是否有能力深入其中，去理解这种邪恶，并向其他人解释这种邪恶。令人庆幸的是，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以及对我助益匪浅的理性批评者们众多热情的支持，特别是我的太太安。没有莱奥纳德·?马萨克的鼓励，没有我们对“作为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持久不懈的交流，我对犹太人经历的理解将会缺乏有价值的洞察。同样，假如没有杰弗里·?伯顿·?罗素对邪恶和人类的攻击性提供有价值的回应，我就远不能在总体上把握邪恶的本质，特别是纳粹的本质。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罗素一直是坚定而严苛的批评家。他对关键问题的眉批，经常以极度痛苦的表白形式出现，即当他读到纳粹的残暴和谎言最恶劣的情景时，他颤抖不已。此时，我知道我的写作处于正确的轨道之上。

我要向罗杰·?莱登和格哈特·?霍夫迈斯特表示感谢，他们阅读了手稿相当多的部分，提出了有所助益的建议。我要向阿兰·?汉考克学院的良友和同事加里·?比尔利，以及在不同研究机构工作的我的学生表示感谢，他们帮助我澄清我的思想和观点。我要向希拉·?哈蒙表示感谢，她为整理手稿做了无价的工作。还有康提纽姆出版社的编辑弗兰克·?奥韦斯，他是一位尖锐的批评家和敏感的导师，我要向他的支持和有价值的建议表示感谢。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亲身感受到了我一直在理智上知道的事情：痛苦的过去永远在当下的表层之下不远，我们对付它的本能办法就是去抑制它。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旅行的时候，这一点十分明显，对于许多人来说，犹太人受难和大屠杀的主题一直是一个禁忌，包括我的一些亲戚，他们有意回避讨论这一问题。为了使未来的世世代代不再去经历类似的恐惧，当务之急是面对这种极端邪恶，只有它才能定义大屠杀的含义。为此，我真诚地希望我的书能作出些微的贡献。

导 言

由国家发起的对600万犹太人的杀戮通常被称为“大屠杀”，它是20世纪最大的犯罪。鉴于这种强加在无辜受害者身上邪恶而有计划的残暴，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可能为其贴上历史上最重大犯罪的标签。对这一事实的认识，无疑导致了历史学家们提出两个关键的哲学问题：一是这样的邪恶是如何在许多人认为是进步的西方突然爆发出来的？二是给世界提供了最杰出的科学家、音乐家、哲学家、神学家以及作家的德国人，为何屈服于一种在1900年任何一位理智健全的人都不可能预言出现的兽性？本书试图回答这一显然令人费解的问题。

任何一位希望解释这一重大事件的人，从一开始都应该表明自己所持有的假定，以及通过自己的著述传达的信念。指导本书的一条主要原则是，努力避免在叙事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两个极端：德国人恐惧症和辩护性的修正主义。五十年前，当施加在欧洲犹太人身上的可怕暴行刚刚结束时，许多人想指控所有的德国人要对纳粹政权的邪恶行为负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这样一个意味着普遍罪行的总体指控，就相当于用一把定罪的刷子把所有的德国人玷污，所以盟国很快就制止了这种反向的种族主义方式。仁慈而头脑清醒的人们认识到，你不能用罪恶的领导层所犯下的罪行来指控整个民族，从而陷入与促使纳粹杀戮600万犹太人一样的非理性的想法当中。

然而，在这一巨大罪行的符咒之下，一些历史学家继续以公开或更加聪明的暗示主张普遍性的德国人原罪的论点。注在最极端的陈述当中——正如本书作者在一次美国历史学会年会的大屠杀讲座上所闻——这一论点断言：德国人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所作所为起因于他们是天生的种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正如一位演讲者的断言：可能是德国人血液中某种化学上的反常，导致了他们犯下如此十恶不赦的罪行。同样的观点在本书作者1989年收到的匿名信中也有所体现，信中认为：决不能允许德国再次统一，因为我们必定立刻就要“打起精神，应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德国已经公正地获得了一直跪下去的权利，获得了承受永久残疾的权利。别忘了，对于那些因其反社会行为而被处以无期徒刑的人来说，难道社会要免除他们无假释可能性的终身监禁的处罚吗？”正如这些极端观点所坚持的，如果一个人最初假定所有的德国人都是邪恶的，那么他就会偏向于在德国历史中寻找，并一如既往地去发现选择性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论点。不过，在这一形式中，它正是纳粹观点的另一种变异：犹太人都是邪恶的。这一观点来自种族主义的信条：一些人类群体由于遗传的构造，是完全有罪的。在大屠杀之后，仁慈而文明的人不能认可这一信条，因为这等于是给予了希特勒最终的胜利。

无可否认，今天令人尊重的历史学家不再持有如此极端的观点，更多的却是大屠杀否认者的叫嚣，他们声称杀戮从未发生；更多的是聪明的诡辩者伶牙俐齿的断言，他们坚持认为，大部分德国人并不知晓或者被迫执行命令。也有一些辩护者坚信：希特勒和其亲信要负全责，并且暴行是许多其他民族一起犯下的，这使得他们和德国人一样坏。通过可以想象到的策略——从简单的否认、对命令的服从、境遇的开脱、受骗（我们也是希特勒的受害者），到相对的淡化（我们都是坏人），等等——一些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已经试图洗刷历史记录，声称：尽管也许是误导，但是纳粹分子希望德国过得最好，他们并没有犯下反对者所归于他们的滔天大罪。

假如一种研究方法是处罚性的，另外一种就是开脱性的，且两者都明显令人无法接受，那么，还有其他什么解释性的策略能使我们更有可能接近真相呢？我们必须理解：鉴于我们不同的知识投入，甚至最谨慎而诚实的历史学家，也必然在价值判断上有所不同。那些在知识和道德上关注犹太人经历的历史学家，无论他们对德国人多么公正，都可能去夸大德国人的罪行，而德国的历史学家则可能会弱化这一罪行。近年来，人们一直就多少德国人实际知道和参与了大屠杀进行争论。迄今为止，这主要是一场单方面的争论，因为正如人们所感觉到的，德国人似乎厌恶和厌倦了有关纳粹的争论；他们要继续他们的生活，要铸造一个统一和富裕的德国。用许多人的话来说，他们需要终止整个肮脏的事件，他们不需要被那些不断提供无限量罪恶药剂的人所打扰。他们并不介意是否有超出以前数量的德国人涉足大屠杀。他们想知道是什么意识形态的安排促发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似乎暗示着尽可能多的德国人卷入了对犹太人的杀戮。

一个相关的问题涉及了祖先们的罪行，即在什么程度上德国过去的几代人要对大屠杀负责？近来在英裔美国人社群中出版的几本书复活了“民族性格”这个概念，一些是好意的，另一些在意识形态和道德上是值得怀疑的。注?民族性格存在于漫长的历史因果关系链的结构当中。在这一结构当中，作为不可避免地导致某种结果的前因，人格和社会运动是联结的。确实，思想是有结果的，但是路德的思想引发了宗教改革，而非大屠杀。用“反犹太主义”这一术语——从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天生就是含糊的——来指控德国历史中的每一位主要的思想家，可能会塑造出对犹太人轻微的、温和的或极端的敌意；但是把这一术语从过去的文化背景中剥离出来，这种“联合犯罪”并不能与依然需要解释的大屠杀事件建立因果关系。所有这些研究经常将德国史转变成所谓的异常思想和行为的实验室。这些研究假定德国的过去是一个独特的连续体，与其他民族的过去是显然不同的，因此孕育了导致纳粹出现的变态特性。纳粹的出现是有逻辑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根据这一观点，犹太恐惧症不仅是大屠杀发生的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反犹太主义的言论被从数百年的犹太恐惧症中搜集出来，并被显示为奥斯威辛和万字旗的先兆。在这种依然在许多研究中盛行的形式当中，这相当于一个滑坡效应的观点，它是一个没有根据的假定，即一个假设的行为过程通过一系列步骤，导致了不受人欢迎的，甚至是灾难性的结果。因此，当马丁·?路德1543年写作了《论犹太人和他们的谎言》一文时，关键的第一步就此迈出。一些人认为，路德是“纯粹和简单的种族主义者”，他在这篇文章中启动了某些思想，犹如链条中的连接环，它们导致其他类似性质的思想（费希特、阿恩特、扬），这些思想又导致了其他的思想（杜林、马尔、瓦格纳、施托克尔），最终，这一倾倒的多米诺骨牌在希特勒和大屠杀那里得到了令人痛苦的结果。正如下面所要揭示的，除了抽干德国历史所有正常的东西，从而给整个民族贴上标签之外，对大屠杀为何在德国发生的问题，这一方法没有得到任何些微的理解。

是犹太恐惧症（被定义为非理性的害怕）、对犹太人的偏见和仇恨引发了大屠杀吗？除了其他方面，这一答案依赖于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什么种类的犹太恐惧症或者反犹太主义——基督徒的、外国人恐惧症的、社会歧视的，或者生物学—种族的；也依赖于它表达自身的强烈程度。但是，我的观点是：没有单一世系的犹太恐惧症是德国所发生事件的充足理由。正如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所普遍理解的一样，反犹太主义意味着对犹太人的偏见，意味着将犹太人排除出公职之外，将犹太人降低到没有基本权利的少数人群体。但是，反犹太主义偏见不是对大屠杀发生的充分解释。只有当对犹太人的仇恨超出了偏见，成为变态的时候；只有当它将对个别犹太人的仇恨和对整体犹太人强烈而非理性的仇恨结合起来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开始对大屠杀建立因果的关系。

为了把握更深层的关系，对犹太恐惧症在德国是如何被制度化的，并以什么形式被制度化的进行提问，也是重要的。例如，它是教会发起的从而得到教会认可的吗？它是国家发起的从而得到法律许可的吗？它体现在政党、市民协会或商业协会、特殊利益集团，或者文化传统当中了吗？它得到教育机构的推动或强化了吗？

在检讨这些问题的时候，人们发现德国人的记录不是非常好，犹太恐惧症深深地体现在德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中，但是与俄罗斯或者东欧国家相比，也不是最坏的。因为德国的犹太人在19世纪很快地被同化到德国社会当中。正如将要显示的，东欧的犹太人也是如此，他们把德国看作躲避迫害的庇护所，看作他们最高贵精神追求的国度。换句话说，在1933年之前，历史的记录并不支持灭绝犹太人的意图。在大众歧视性的犹太恐惧症和大屠杀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从路德到希特勒不存在反犹太主义的因果链。真正导致灭绝犹太人思想的前因，可以在第二帝国创建那代人的种族主义思想中发现，因为就是在种族主义的幻觉和妄想的温床上，希特勒的一代成长起来。战争和可怕的战败结果，打开了政治极端主义的泄洪闸门，给顽固的纳粹精神提供了养分，这一精神的核心是病态的反犹太主义。换句话说，在1918年之后，对犹太人的仇恨在德国比在任何其他的国家都要得到强化，它依附在右翼的社会运动上，特别是依附在纳粹党身上，成了纳粹党领导人（希特勒、希姆莱、戈培尔、罗森贝格、海德里希、鲍曼）个人的强迫症，所有这些人都残忍地仇恨犹太人。

在1933年到1939年间，这种灭绝犹太人的犹太恐惧症成了国家发起的东西，它在这六年内的目标就是剥夺德国犹太人在德国的公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