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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自“上三旗”。其中索尼为正黄旗，苏克萨哈为正白旗，遏必隆、鳌拜都是镶黄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这四大臣都是侍卫亲军的内大臣，也是孝庄倚重之人。当年索尼等四人在福临同多尔衮的权力斗争中，都是坚定地站在了孝庄一边。综合以上因素，他们四个人能够脱颖而出是预料之中的事。
这样一来，在中央就形成以皇帝为主，四位异姓大臣为辅的权力结构。将权力赋予异姓大臣，就迫使努尔哈赤的其他子孙让出权力，无形之中就保障了皇权的稳定。
辅政大臣与摄政王执政相比，这种权力分配方式更有利于皇权的稳定。
其一，两者手中的权势不可同日而语。摄政叔王都是皇室宗亲，是一种血亲关系。这种血亲关系，使得他们的军政地位极为显耀。辅政大臣权力则受到孝庄文皇后和其他诸王的制约，他们不敢也不能无视皇权的存在。
其二，两者的权限范围也不在一个层面上。摄政是替皇帝行使皇权，有点越俎代庖的意思在里面。摄政王具有独立于皇权的军政大权，甚至可以代替皇帝颁发谕旨。而辅政大臣的权限只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受皇权的制约。四大臣不能置皇权于不顾，凡事要呈请皇太后。一句话，摄政王位高权重，极易排斥皇太后和幼主，而辅政大臣则可以维护皇权，预防诸王参与分肥皇权。
四大臣辅政的八年时间里，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前三年是四辅臣与皇权的蜜月期，后五年由于鳌拜揽权日盛，独断朝纲，对皇权的集中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也就是随着辅臣之间斗争的加剧，辅政体制最后也走向末路。
随着玄烨（康熙帝）的年龄增长，他越来越无法忍受鳌拜的独断专行。切除权力集团的辅政“毒瘤”已经势在必行，尤其是敢于挑战皇权的鳌拜集团。
康熙这个年青的帝王在成长中逐步提高了治理朝政的能力。并在祖母孝庄文皇后支持下，同鳌拜集团展开了生死博弈。鳌拜的一些做法让康熙越来越难以容忍。鳌拜在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蛮不讲理的霸道做法，深深激怒了康熙。随后年仅十六的少年皇帝俨然一个绝世高手，声色不露就清洗了鳌拜集团。勿庸置疑，背后还是其祖母孝庄文皇后授意所为。孝庄扶植儿孙两代皇帝，除了紧紧依赖两黄旗外，在多尔衮死了以后，又通过拉拢苏克萨哈，收纳了八旗精锐部队正白旗。苏克萨哈也因此成为孝庄的忠实拥趸。鳌拜在权力争斗中诛杀了苏克萨哈，直接将权力争斗的刀锋指向了孝庄文皇后。所以，在鳌拜集团覆灭之后，孝庄第一件事就是为苏克萨哈平反昭雪，恢复其生前官职，令其子孙承袭。
摄政与辅政体制发生在王朝的权力结构发生变革的非常时期，随着中央权力的集中，皇权与摄政亲王、辅政大臣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权力冲突。满洲贵族集团为了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虽然这种临时的权力体制存在着诸多的弊端，但是清王朝权力系统对这种体制已经患上了严重的依赖症，成为其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17.沈万三的富贵论
商鞅公开宣称“以权索利”的思想，几乎就此奠定了中国古代官场当局者谋取私利的风气。“以权索利”，一个“索”字，包含了明显的强迫、强求意味。所以历史才会上演两军对战后“大索三日”之类的疯狂行为。挟权势以索利，何求不得？中国古代的著名富豪中，从吕不韦、白圭、陶朱公到沈万三，所有中国巨富成功的一个共有秘诀，就是与官家的关系非同一般。用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解释，就是他们在选择时清醒地看清了所有的约束条件，从而正确地找到了收益最大化的方案。
鲁迅先生曾拿狮子和肥猪来打比方，他说，动物强壮不一定都是好事，强壮对于这两种动物的命运大不相同。狮子强壮，可以为自己竞争森林之王增添砝码，而肥猪强壮就可能面临屠宰的命运。
财富的原罪论告诉我们，财富对于不同身份的人来说，也是福祸两重天。
资可抵国或富甲一方的大亨并不太多，一旦巨富的声名不慎暴露，并引起朝廷、官府与黑社会的注意，那么灾祸也就跟着找上门来了。你资助也好，捐赠也好，总有填不完的欲壑狮子大张嘴，不弄到你倾家荡产，人财两空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
在封建时代，暴富始终是无法治愈的“原罪”。它从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血统里带着难以伪装、清洗不掉的悲剧色彩，尽管明清时代的各大商帮试图主动依附传统的伦理体系，与儒家攀亲拉关系。这些在现实世界里追逐铜臭之人，自命“儒商”，并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打出“信义”的招牌。然而从本质上说，他们所依附的主要目标仍然是权力体系。无论是以仕进为目标的“捐班”，还是官商勾结以寻求保护，他们始终无法摆脱权力的枷锁。就算他们脸上贴满金，也不过是为高高在上的权力涂抹一层斑驳的阴影。
沈万三是元末明初影响力最大的商人，民间流传一句谚语：“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沈万三出生于吴兴(今浙江湖州)南浔镇的沈家漾，后迁居苏州昆山的周庄。他最初投身商海的时候，与很多商人一样，对于政治，他采取的是一种既不远离，也不亲近的态度，只是一门心思地研究“市场调节”。相邻吴江县的巨富陆老先生一句话点醒沈万三：“经商之兴衰与国家之兴衰紧密相连……那些元人，只怕是兔子尾巴长不了。风烟四起之际，既为经商设置关卡重重，又平添了许多机遇，是英雄还是枭雄，这就看你如何把握了。”
综合各种史料来看，沈万三之所以能够成为帝国巨富，是因为他很好地利用了“官商互动”规则或者说是官商博弈之术。沈万三的成功之道很简单，归结起来无非是机遇、时势和个人的投资眼光。
一是粮食生产与土地兼并成为沈万三攫取的第一桶金。史料记载“躬稼起家”继而“广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致“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有资料显示，沈家拥有苏州府三分之二的田亩。在财富的累计与权力的递增之路上除了个人努力之外，机遇也同样重要，尤其在动荡的乱世里博取生存之资。沈万三在发展的路上，还继承了一位巨富的财产，据杨循吉《苏谈》记载，吴江富商陆道源富甲江左，晚年意气阑珊，决心出家为僧，就把所有的资产都赠给了沈万三。
二是依托时势，让沈万三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战争是商人快速崛起的一条捷径，沈万三的财富王国也是建立在战争的废墟上。元朝末年，各地农民军风起云涌。沈万三抓住机会，将苏南的粮食和丝绸非法贩运到苏北地区，提供给农民起义军张士诚，然后再依靠张士诚的武装保护将其提供的私盐倒卖出去（张士诚的队伍大多具备盐民身份）。可以说沈万三发的是战争财，两头赚的都是销路有保证的暴利商品。几单生意做下来，沈万三摇身一变成为百万级（资产超过百万两银子）富翁。他以跳楼价买下大半个苏州的商业，投入数百万两银子很快就翻了几番。起因是，张士诚要攻打苏州，苏州城内人心惶惶，所有生意人都想尽快变现以躲避战祸。沈万三和张士诚很熟，凭着他对张的了解，他相信张士诚来苏州不是路过来劫掠的，而是要以苏州为根据地，与他人一争天下。他认为，张士诚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苏州，他进城后一定不会烧杀抢掠，而是尽快恢复秩序，发展经济。根据这一判断，沈万山在同行们争先恐后将商铺和存货出手之际，用自己手头的500万两银子，加上变卖和抵押所有财产得来的资金，吃进了这些商铺和存货。结果，他赌对了。凭此一战，沈万三一跃成为千万级富商，成为天下首富。
三是借助皇家权力管道实现财富累积。在元朝政府明令禁海的不利条件下，沈万三居然可以打着皇家的龙旗，开着十几条船扬帆出海，到东南亚大肆走私。他是怎样做到的呢？原来，张士诚曾经降元，元政府令他从南方向北京运送粮食，于是张士诚则将这件事交予沈万三具体操办。沈万三知道，政府长期禁海，出海贸易必定是一场暴利之旅。于是，沈万三在朝廷的船里，一半装上粮食，另一半装上自己的私货，皇船打着龙旗，大摇大摆，一路畅通无阻。出了长江，沈万三便兵分两路，装皇粮的北上复命，而承载私货的船则扬帆南下直接开往东南亚去发财。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其他货物，卖到东南亚，都是数十数百倍的暴利。沈万三船队随行人员中，有人带了一些成本只有5两银子一筐的桔子，居然漂洋过海到了南洋可以卖到几两银子一个，一筐桔子，卖到了1000两银子。从南洋回来，沈万三的财富已经滚雪球似的达到十几亿两银子，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首富。
沈万三的财富之路，每一次都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对政治机遇的准确把握。有勇气和造反者张士诚合伙做走私生意，对形势的准确判断是其关键所在。这样的生意，做早了风险性太高，随时都会有掉脑袋的可能性，而做晚了就有可能丧失机会。
沈万三敢于在张士诚打苏州前，倾其所有，买下大半个苏州商业，靠的是他的政治敏锐性。他在社会的恶风大浪中，准确判断了形势的走向。至于走私南洋大发洋财，则更是直接利用了政府资源，特别是皇船和出海通行证这样的政策资源。财富和政治资源给沈万三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可是最后也让他输得很惨。
江南士民反抗元朝之时，江南一带众多汉族富商地主都给予积极的支持。对于这些豪族巨富们来说，这无疑于是一场财富的轮盘赌。沈万三先是资助张士诚，帮助他购粮扩军。后来，沈万三又投靠了更有势力的朱元璋。出身于草根的朱元璋广泛吸纳这些富商进入权力系统，甚至与他们称兄道弟，沈万三就是最重要的金主之一。民间有传说，他与朱元璋曾经结拜为异姓兄弟。
南京城原有十三道城门，南门又被称作聚宝门，据说这段城墙是由沈万三所筑。朱元璋定鼎南京之初，国库空虚，就让沈万三出资修筑东南诸城。为了讨得新主子的欢心，沈万三不惜花重金买宠。结果皇家出资建造的西北城还没有建造成形，沈万三的东南城就已经提前竣工了。筑城还不够表达自己的忠心，沈万三又献出白金2000锭，黄金200斤，助建了南京的廊庑、酒楼等。帝国上下对沈万三此举无不称颂不已。可是沈万三这么做，却大大触痛了一个人的敏感神经，那个人就是洪武皇帝朱元璋。这个出身于草根的皇帝，似乎与权贵有着天生的敌意。
明末《云焦馆纪谈》说得更加具体，朱元璋和沈万三约好同时开工，结果被沈万三抢先三天完工。在庆功会上，朱元璋举着酒杯对沈万三说：“古有白衣天子一说，号称素封，你就是个白衣天子。”这句话表面上听着像是夸奖，可话里已经隐隐透出了杀机，大明江山岂能容许两个天子并存于世？
有一天，君臣闲聊，春风满面的沈万三突发奇想，愿意拿出一笔钱来犒劳帝国军队。
朱元璋听后。脸色十分难看，冷冷地说道：“朕有兵马百万，你犒劳得过来吗？”
沈万三拍着胸脯说道：“我每人犒劳一两黄金如何？”
沈万三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浮现出一种志得意满的表情。自己有着富可敌国的财富，犒劳帝国军队，既可取悦皇帝，又可以炫耀财富。可是他并没注意到朱元璋变幻莫测的脸色下藏着深重的忧虑。
《明史?后妃传》中记录了此次对话之后，朱元璋与皇后马秀英的一段对话：朱元璋忍着怒气说：“一个匹夫要犒劳三军，他这是想要犯上作乱呀，朕一定要杀了他。”马皇后劝说道：“这种不祥之民，老天自会杀他，何须陛下动手。”
在“家天下”的皇权年代，家国一体，这天下的一切都是我皇家的，一个不自量力的商人居然要犒劳皇家军队，真是活得不耐烦了。马皇后的意思是告诉朱元璋，现在还远没有到杀了沈万三的时候。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在开国之初都会呈现出貌似宏大宽松的气象，任由工商自由，恢复民间元气，朱元璋的时代也同样不例外。洪武初年，朱元璋提出了一个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减轻民众负担，同时明令不得扰商，官府不能以节庆为名，低价强买民物。可是等到政权稍有稳定，朱元璋对工商的态度立即发生微妙的变化。
每次王朝更迭，新的建政者都会吸取前朝败亡的经验教训。朱元璋对元朝不足百年就迅速败亡的历史现实也同样做出总结：“元氏阍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也就是说，蒙元帝国之所以走到中央集权涣散的境地，是因为民间的势力过于强大，才导致了天下祸乱。这也是为什么朱元璋在听到沈万三要犒劳三军后会勃然大怒的主要原因，一个商人居然想要犒劳三军，这让自己这个皇帝的脸该往哪里搁？
与中国历史上其他皇帝的出身不同，朱元璋从底层打拼上来，吃了太多的苦，更见识过太多的社会黑暗面，这或许成为他日后改造社会的强大决心所在。作为来自民间草根阶层，朱元璋对商人有着天生的敌意。他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仇富、最歧视商人的皇帝，没有之一。
朱元璋不仅没有赋予商人某种特权，甚至通过一些不合常理的制度来限制和束缚他们的自由。比如在生活方面，朱元璋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可是他并有考虑到，无利可图的农民即使有权利穿高档服装，也根本穿不起；而商人能够穿得起，却没有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