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弱的知识分子，他们制造舆论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在还没有网络报纸电视的时代，制造舆论完全是靠手里的笔或者口耳相传。文人的笔不输给武人的刀枪，同样可以上演夺命好戏。
就在朱温心头火起之际，有人不断地往燃起的火上浇油。谋士李振就是其中一位。
李振这位在科举路上走得异常艰难的在野知识分子最痛恨的就是那些清流人士。在李振看来，他之所以屡考屡败，完全是拜那些清流分子所赐。因为清流分子好像天生就是考试机器，他们用自己过硬的文化素质几乎垄断了科举名额。他跟朱温说，朝廷之所以纲纪紊乱，都是拜那些清流分子所赐。大王将来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那就非除掉他们不可。
李振的意思是说，在皇家集团与藩镇集团的争斗中，清流人士都一边倒地站在了皇帝的这一边。随着“清流”集团的火线加盟，皇权得到了巩固。对于朱温来说，要做大做强藩镇势力，就要削弱清流集团的实力。
在这里需要插一句的是：唐朝的官和吏与前朝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流品之分，官吏之间有着质的区别，但两者之间还没有形成无法逾越的鸿沟。毕竟吏员与一般老百姓还是有区别的，最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公权力的合法伤害权，老百姓畏之如虎。吏是介于官民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既受制于官，又是官员施政的助手。表面上来看，这些吏员所从事的都是琐碎政务，社会地位并不突出，但正是这些琐碎的政务粘合了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衙门的权力环节。在庞大的行政机构中，难免会存在一些权力缝隙使得心术不正的吏员有机可乘。既然在身份上无法与国家正式编制的官员相比，那就多捞点利益的油水。正是这种利益的纠合，使得权力系统陷入胥吏的掌心之中。
这个理由足以撼动朱温的内心世界，接着他又将裴枢拒绝自己建议太常卿人选的那件事联系起来，心中的怒火完全被点燃。他决定利用自己把持朝政的威权，砸碎那些清流人士的美梦。他命令傀儡皇帝唐昭宗下了两道旨意，第一道是封张廷范为太常卿；第二道是贬三个宰相裴枢、独孤损、崔远为刺史。
这三人是清流人士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被贬，在清流人士中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朱温的铁腕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谁不服，就贬谁；再不服，就连贬带扁，往死里扁。当时的吏部尚书陆扆、工部尚书王傅在同一天被贬。紧接着，太子太保赵崇致仕、兵部侍郎王赞被赶出朝廷。从此以后，朝廷中但凡有所谓“清流”头衔的人都被朱温以皇帝的名义逐出权力核心层，放逐到地方为官去了。到了该年六月份，被贬斥的朝廷重臣已有三十多位。
朱温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几天后，他以昭宗的名义下旨。将裴枢等被贬的高级官员三十多人弄到一个叫做白马驿（今河南滑县）的地方，将他们全部杀掉。杀人的借口冠冕堂皇：这是按照昭宗的意思在办。
这时候，那个出馊主意的李振又站了出来。他跟朱温讲，这帮人不是一直以“清流”自居吗？那就把他们的尸体统统扔进黄河里，让他们死后永远成为黄河中的浊流，无法融入清流。像李振这样的文人只要将自己身体内的文骨砸碎，他们首先祸害的还是自己的同类。本是同根，相煎越急。
朱温看着眼前这个落榜书生，见过无耻的文人，没见过如此无耻的。黄河黄，是因为黄河本身就是浊流，真是创意之举，也只有李振这样不得志的文人能够想得出来。就这样，三十多具清流人士的尸体被抛进了滔滔的黄河，清流之躯融入黄河的浊流。
事情到这个程度，我们才弄明白“白马之祸”的祸不在杀戮本身的惨酷性，而在于它的巨大讽刺性。文人李振借着朱温之手，发泄着自己对于清浊之分的愤怒。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朱温又把那些不肯依附于自己，且又自认为门第高贵，或经由科第出身而身居三省台阁官员、地位稍微显赫者全部诛杀。诛杀的理由给得牵强，说他们是结党营私，破坏了国家的权力安全阀。这次杀掉的文臣有数百人之多，朝堂为之一空。
事件背后传递出一个信号，那就是曾经的黄金盛世在走向穷途末路之时，文人士大夫们的结局是凄凉的。
更让人胆寒的是，在整个事件中，李振这些读书的种子毫无物伤其类的痛感，甚至在溅起的血光中能够倒映出他们狞笑的面孔，这的确让天下读书人为之心寒齿冷。李振这样不得志的“书生”主导了这场权力世界的悲剧；包括挥刀斩杀文臣的朱温，本身也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陷入这种疯狂的状态？
魏晋南北朝以来，很多士子在经过多年的努力打拼后，在中原形成了一个以炫耀家世为特征的特权阶层。到了晚唐时期，这些有着社会背景的“衣冠之士”已经在维持最后的辉煌。体面的家族背景，并没有为他们换来对等的权力。可他们仍心有不甘，即使成了强弩之末也要挣扎到最后一刻。好像唯有如此，才能不辱没祖上的那份荣光。
唐朝末年权力系统的大崩盘，从皇帝到官僚徒有救世之心，而无救世良策。士族流品虽然有了回光返照的迹象，可也有了死亡的色彩。
晚唐官员选拔被那些官宦士族、权豪子弟们所把持。咸通中举进士不第的胡曾，曾在其《下第》诗中抱怨道：“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昭宗朝进士黄滔也说，“咸通乾符之际，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也就是说，平头老百姓想要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连门都没有。
士族人员的权力抱团也直接削弱了皇帝手中的权力。为了稀释士族人员的权力，从隋朝开始，官家开始推行科举考试。这种方法有效果，但却没有收到从士族手里完全夺权的效果，大部分非士族人员中依然徘徊在权力的门槛之外。士族人员依旧把持着核心部门的核心权力，并不断提携着自己圈子里的人才。清流与浊流好像怎么尿，也尿不到一个壶里。同样是读书人，因为出身门第不同，一个高高在上，一个却只能久居人下。这种权力通道的堵塞，让非士族人员对那些所谓的“清流”高级官僚的憎恨越发强烈，划根火柴，就可以引爆一个世界。
从隋唐的官场斗争来看，如果不是士族阶层企图堵死非士族知识分子的晋升之路，他们绝对不会落得那样的下场。客观地说，士族知识分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官文化创造了无与伦比的价值。自古以来，我们只要说到官文化，好像都是士族知识分子的事。这种文化上的垄断，其实就是官家话语权的垄断，说白了其实就是权力的垄断。这种垄断让无数的非士族读书人在权力的门外除了长长地叹息，就是幽幽地怨恨。当怨恨和叹息有了发泄的通道，士族阶层的末日也就随之而来。
唐朝末年，黄巢带着“我花开后百花杀”的豪气干云杀进长安城的时候，谁也不会料到他曾经也是一名科举落榜的读书人。虽然他的落榜与清流士子无关，可愤怒是同一种愤怒。许多出身底层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精神软肋，那就是容易走进自己为自己编织的藩篱，无法挣脱。他们习惯以铁铮铮血淋淋的事实证明一句话：人背不能怪社会；他们习惯于在客观问题上寻找主观原因。
朱温与士族官员的矛盾，让他们找到了一条发泄的通道。
朱温的手下张廷范能力有多大，并不在裴枢的考虑范围内。按照当时的干部选拔条例，张廷范连入围的资格都没有。所以，朱温在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裴枢才会那么直接而果决。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权倾朝野的朱温在宰相裴枢看来，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官场流氓。当朱流氓要求将自己的小弟安插进上层权力系统，裴枢直接就亮出红牌。裴枢在这里低估了他的对手，也高估了自己这个宰相的权力。他一个士族文人，又怎能挡得住一个在朝堂之上敢和皇帝叫板的官场流氓，并且这个流氓还打上了文化的底子。
我们不能说裴枢是唐朝权力结构的忠诚卫士，因为他维护的只是一个走向末路的士族制度。当他和他的那些“清流”盟友们成为这场权力博弈的炮灰，不知道那个提议将他们的“清流”之躯抛进黄河“浊流”的儒家弟子李振又会作何感想？
裴枢们做了一个正宗“清流”者应该做的，他们不惜用性命捍卫自己的“清流”之名。他们也早已料到这最后的结局，但走上这条权力之路，他们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裴枢为首的清流人士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将张廷范、李振等人死死地堵在了权力的大门外。自从他们死了以后，他们用性命堵住的那道权力安全阀也随之松动。朱温也将唐朝这个盛世王朝掀了个底朝天，五代时期太多的俗得不能再俗的文人纷纷登场。这些在野文人根本就没有能力承担起文化与道德重建的重任，而当他们毁掉肩负重任的人时，却是那么的毅然和决然。
“白马之祸”岂止是一群士大夫的灾难？！又岂止是一种制度的灾难？说到底不过是DNA决定了权力的出路。
历史在仓惶之间走到了这一站，曾经风光无限的名门士族也开始逐渐走了下坡路。士族的儒生们纷纷头悬梁锥刺骨，投身于没完没了的科举考试，用青春去赌那未知的明天。权力集团的上层虽然还是士族文人在那里唱主角，但他们已经无法再形成抱团排他的权势。
5.三国的权力流氓化
翻阅史书，我们有时候会产生一种时间的恍惚，那就是越翻到后来越觉得索然无味。中国的历史人物，大都是越到后世越觉得缺乏光彩。先秦时期，那些敢于舍生取义的武士，到了汉代就褪去了骨子里的豪气干云化为权力集团的附庸。估计他们在趋炎附势的时候，早已忘记他们的前辈们曾经有过一个光芒万丈的政治理想：那就是软禁皇权。
但理想也就是划过天际的一道闪电，转瞬即逝，了无踪迹。
秦汉之后，这个理想也就成了明日黄花。无所禁锢的皇权成了出栏的猛虎，在丛林社会里择肥而食。就连手握特权的士人集团也要避其锋芒，更不要说那些混迹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皇权的威力打着人权天授的旗号，不断挤占着底层民众的自由空间，使全体民众都陷入一种束手束脚的生存困境当中。
大一统的专制皇权很快被士人们发现了一个天大的漏洞，那就是握有无上权力的皇帝，固然可以在权力的占有上凛然不可侵犯，但对于幅员辽阔的天下来说，不是光有想法就能摆平一切的。作为皇帝本人固然有凡事亲力亲为的想法，但皇帝毕竟也是肉身凡胎，累了要睡，渴了要喝。权力所及之处，并不是一个人战斗就可以摆平一切。这样一来，皇帝不得不雇佣大批的官僚来为皇权效劳。虽然说伴君如伴虎，可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士人们还是不畏官途险恶，前赴后继。要知道在封建官家社会，能够成为权力系统内在编的政府官员，不光是士人毕生追求的梦想，也是他们改变生存状态的唯一出路。
对于士人阶层来说，魏晋时期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这一时期，“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的科举制还没有隆重登场，士人们也还没有完全被皇家一网打尽，锁入权力的牢笼。说到文人的风骨，我们绕不开魏晋时期的著名诗人陶渊明，这是一个让古今文人都无法回避的人物。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能够真正像陶老先生一样做到洁身自好，拒绝权力与仕途的种种诱惑，去“悠然见南山”的士人实在是少得可怜。正因为少得可怜，才越显得珍贵。
如果一个人生活在汉代，他要想进入权力阶层就要通过察举和征辟制，也就是先通过考察推举，然后才能任用。而到了魏晋时期就换做九品中正制。既然说到九品中正制，我们就绕不开那个令人热血沸腾的时代—三国。
三国对于官家定律的形成，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准确地说九品中正制的形成，与三国的枭雄人物曹操有很大的关系。在乱糟糟的三国时代究竟是谁在当家？也就是说权力到底是掌握在哪个集团或者什么人的手里？答案毋庸置疑当然还是地方士族。
东汉时期的地方士族可以说是真正的牛人世家，他们既掌握了大量的土地，又掌握了劳动力，两手都很强硬。在东汉时期人口是可以买卖的，也可以当作礼物随便奉送给别人。据说糜氏嫁给刘备的时候，就陪嫁了四千家丁，可见大户人家的闺女给的嫁妆也是相当阔绰。由此可见作为政府官员如果不能和地方那些豪族势力搞好关系，根本无法在地方站稳脚跟。
还有就是东汉的选才制度也将国家权力交到了士族手中，东汉官场选拔后备干部实行的是孝廉制。意思就是一个人如果人品好、才能高，然后由德高望重的人推荐，他就有资格去做官。这里就产生了两点疑问，第一，那些人品好、才能高的孝廉人选是出身在什么家庭的子弟，答案很明显还是士族。东汉时期国家并不富裕，农民为了求温饱忙着与天斗，哪里还有精力和时间去读书呢？相反那些豪族子弟大多数是富二代或者官二代，生来不差钱，他们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去读书学习。其二，推荐的人是什么人，很不幸，推荐的人也是豪族子弟。因为不能随便什么人都能去当推荐人，首先他要在地方上有着很高的社会名望。我们无法想象在当时一个整天扛着锄头种地，大字不识的农民能有多高的社会威望。通过排除法，我们可以知晓这些有资格去推荐的人还是豪门士族。东汉官家的权力就掌握在这些豪门手中，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干预皇权。虽然说皇权猛于虎，可当他将权力出租给那些雇佣官员的时候，权力也就随之被分肥。这样一来，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