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生活_第29节

，但在外面不太乐意那么说话。他能自然地加入正在进行的无论什么谈话之中，他明白需要做的就是永远不说任何与众不同的话。妈妈却恰恰相反。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清楚干脆，都是为了吸引注意。

现在正是那样的情况，我听见她在笑，笑得很高兴，仿佛是对没有人和她说话的补救。她在询问我们可以把大衣放在哪里。

结果是我们可以把大衣随便放在哪里，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有人说，可以放在楼上的床上。要上楼必须爬上一段两边是墙壁的楼梯，楼梯里没有灯，要到楼上才有。妈妈让我先去，她一会儿就来，于是我去了。

这里的问题可能是参加舞会是否真的需要付钱。妈妈可能留在下面处理钱的事。另一方面，如果人们需要付钱，还会带这么多点心来吗？那些点心真的像我记忆中那么丰盛吗？在每个人都很穷的情况下？但是也许他们已经感觉不那么穷了，因为战争期间有了一些工作机会，士兵也会寄钱回家。如果当时我真的是十岁——我记得是十岁，那么这些变化已经有两年了。

厨房和客厅各有一个楼梯口，两段楼梯汇合成一段之后通向楼上的卧室。我在收拾过的第一间卧室脱掉大衣和靴子之后，仍然能听见妈妈在厨房里的响亮声音。但我也能听见客厅传来的音乐声，于是下楼朝客厅走去。

除了钢琴，房间里的所有家具都被移走了。窗户拉上了我认为特别单调的墨绿色的布窗帘。但是房间里的气氛并不单调。很多人在跳舞，端庄地互相搂抱着，在小小的圈子里拖着脚走着舞步或者摇摆着身体。两个还在上学的女孩在跳刚刚流行起来的舞，面对着面做出方向相反的动作，有时候拉着手，有时候不拉手。她们看见我的时候还微笑着以示招呼，我高兴得仿佛心都融化了，任何比我大的自信女孩注意到我的时候我都会这样。

房间里有一个你不可能注意不到的女人，她的裙子一定会让妈妈的裙子黯然失色。她一定比妈妈大不少——她有一头白发，梳成光滑精致的所谓大波浪，紧贴头皮。她身材高大，宽肩丰臀，穿着一条金橙色塔夫绸长裙，方形的领口开得很低，裙摆刚过膝盖。短袖紧紧地裹着她的手臂，手臂上的肉丰满、光滑、雪白，像猪油一样。

这是令人惊讶的情景。我从前不曾想到会有人看上去既年老又精练，既结实又优雅，如此大胆却又如此端庄。你可以说她厚颜无耻，也许后来妈妈就这么说了——她会用这样的词。更宽容的人大约会说优雅庄重。除了裙子的式样和颜色之外，她并没有真的在炫耀。她和那个陪伴她的男人彬彬有礼地、甚至有点心不在焉地跳着舞，就像一对夫妻。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我以前从没见过她。我不知道她在我们镇上声名狼藉，说不定还传到了更远的地方。

我想如果我是在写小说而不是回忆曾经发生过的事的话，我绝不会让她穿那条裙子。她不需要这样的广告。

当然，如果我住在镇里，而不仅仅是每天走读上学，也许就会知道她是个有名的妓女。我就一定会在某个时候见过她，就算她没穿这条橘色的裙子。我不会用妓女这个词。坏女人，我更可能这么说。我会了解到她身上有某种恶心、危险、兴奋和大胆的东西，却并不确切地知道那是什么。如果有人试图告诉我，我想我不会相信他们。

镇上有好几个人看上去与众不同，也许对我来说她只会是其中之一。有一个驼背男人，每天都把镇政厅的大门擦得锃亮，据我所知他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做。还有一个看上去很正常的女人，总是不停地高声自言自语，责骂根本看不见的人。

我最终会知道她叫什么，并发现她真的做了我不相信她会做的事。而那个我看见和她跳舞的男人——他的名字我大概从未知晓——是台球房的主人。我上中学时，有一天，我和几个女孩经过台球房，她们激我走进去，我进去了，他就在里面，是同一个人。尽管彼时的他头发更加稀疏，身材更加粗壮，穿着更加破旧。我不记得他对我说过什么话，但他没有必要对我说话。我飞快地跑回朋友身边——她们终究不算真的朋友——什么也没有告诉她们。

看见台球房主人的时候，我回想起那天舞会的整个场景，嘭嘭作响的钢琴和小提琴的音乐声，那时的我认为荒唐的橘色裙子，妈妈的突然出现，身上还穿着她可能根本就没有脱下的大衣。

她站在那里，穿透音乐用我特别不喜欢的那种声调叫我，那种声调似乎在专门提醒我，我能来到这个世界，全要归功于她。

她说：“你的大衣在哪里？”好像我把衣服放错了地方。

“在楼上。”

“那就去把它拿下来。”

如果她自己去过楼上就会看见大衣在那里。她一定根本没有走出过厨房，她一定一直在忙着摆弄点心，大衣只是解开了扣子，却没有脱下，直到她朝跳舞的房间看去，发现了那个穿橘色裙子跳舞的人是谁。

“别磨蹭。”她说。

我没想磨蹭。我打开通向楼梯的门，跑上几级台阶，发现转弯处坐着几个人，挡住了我的路。他们没有看见我来，而是似乎正致力于某件严肃的事情。但准确地说，并不是在争论，而是在急迫地交谈。

其中两个是男人。穿着空军制服的小伙子。一个坐在台阶上，另一个坐在下面一级台阶上，向前俯着身子，一只手放在膝盖上。一个女孩坐在上面一级台阶上，最靠近她的那个男人正安慰地轻拍她的腿。我想她一定是在狭窄的楼梯上摔倒了，摔疼了，因为她在哭。

佩吉。她叫佩吉。“佩吉，佩吉。”两个小伙子在说，声音急迫而不失温柔。

她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楚。她的声音有些孩子气。她在抱怨，是那种抱怨什么事不公平的语气：一遍又一遍地说某件事不公平，但声音充满绝望，仿佛你并不指望那件不公平的事会得到纠正。在这样的情形下另一个会被用到的词是“讨厌”。太讨厌了。某人太讨厌了。

回家后听妈妈跟爸爸的谈论，我知道了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没能弄明白。哈奇森太太由台球房主人开车带来出现在了舞会上，当时我还不知道那个人是台球房主人。我不知道妈妈用了什么名字叫他，但很遗憾他的行为让她感到惊愕。要举办舞会的消息不胫而走，阿尔伯特港——也就是空军基地——的几个小伙子也决定要去参加舞会。当然，这没有问题。空军小伙子没有问题。哈奇森太太才是那个不受欢迎的人。还有那个女孩。

她带来了她们那儿的一个女孩。

“也许就是像出来玩玩一样，”爸爸说，“也许只是想跳舞。”

妈妈似乎甚至没有听见爸爸的话。她说真倒霉。你指望度过一段美好时光，在邻居家好好跳舞，但这一切都给毁了。

我有评价年纪稍大的女孩长相的习惯。我不认为佩吉特别漂亮。也许她化的妆被哭花了。她盘起来的灰褐色头发从发夹上散落了下来。她的指甲涂了指甲油，但看上去依然像是被啃过。她看上去并不比我认识的那些哼哼唧唧畏畏缩缩永远在抱怨的比我大些的女孩成熟多少。然而那几个小伙子对待她的样子就仿佛她永远都不该遭遇任何艰难时刻，她天生应当被宠爱被满足，接受众人俯首。

其中一个小伙子递给她一支卷好的烟。我认为这个行为是一种款待，因为爸爸只给自己卷烟，我知道的所有其他男人也都一样。但是佩吉摇摇头，用那种受了伤的语气抱怨说她不抽烟。然后另一个小伙子给她一块口香糖，她接了。

发生了什么？我无法知道。那个给她口香糖的小伙子在翻口袋时注意到了我，他说：“佩吉？佩吉，我想这个小姑娘要上楼去。”

她低下头，所以我没法看到她的脸。经过时我闻到了香水味。也闻到了他们身上的烟草味，还有男人穿的羊毛制服和亮锃锃的靴子的气味。

我穿上大衣下楼来时他们还在那里，但这一次他们知道我要来，因此在我经过时没有说话。不过佩吉大声地抽了一下鼻子，最靠近她的小伙子不停地抚摸着她的大腿。她的裙摆被拉了上去，我看见了她长袜的吊带。

有很长时间我一直记得那些声音。我仔细回味那些声音。不是佩吉的声音。是那两个小伙子的声音。现在我知道，战争初期驻扎在阿尔伯特港的一些空军士兵来自英国，当时正在那里受训，为参与对德作战作准备。因此我怀疑，是不是英国某地的那种口音令我觉得如此温柔迷人。但毫无疑问，我以前从没有听过一个男人那样说话，那样对待女人，仿佛她是一个如此美好珍贵的造物，无论有哪种不友善的事发生在她身边，都违背了律法，都是罪恶。

我认为是什么事让佩吉哭泣？当时我对这个问题没什么兴趣。我自己就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从我去的第一所学校放学回家的路上被追赶、被人用木瓦打的时候，我哭了。镇上学校的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单单把我挑出来，展示我乱七八糟的书桌的时候，我哭了。她因为这个问题给妈妈打电话，妈妈挂上电话时哭了，她因为我没有为她争光而饱受痛苦。似乎有些人天生勇敢，有些人却并非如此。一定有人对佩吉说了什么，于是她在那里抽鼻子，因为她和我一样不是厚脸皮。

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我认为惹她的一定是那个穿橘色裙子的女人。一定是个女人。因为如果是男人，安慰她的某个空军士兵一定惩罚过他了。让他说话当心，也许把他拖出去揍一顿。

因此我感兴趣的不是佩吉，不是她的眼泪，她那悲伤的样子。她有太多地方让我想到了自己。我感到惊奇的是安慰她的人。他们仿佛甘愿在她面前俯首低眉、剖献忠心。

他们一直在说什么？没什么特别的。没事了，他们说。没事了，佩吉，他们说。好了，佩吉。没事了。没事了。

如此友善。有人可以如此友善。

的确，这些来到我们国家接受训练以执行轰炸任务——后来他们很多人因此丧生——的小伙子，可能只是带着最普通的康沃尔郡或肯特郡或赫尔市或苏格兰的口音。但在我看来，他们似乎一开口就是在送出某种祝福，即刻的祝福。我没有想过，他们的未来和灾难紧密相连，或者他们平凡的生命会从窗户飞出去，在地上摔碎。我只想到祝福，能接受祝福是多么奇妙，那个佩吉是多么幸运，又多么不配。

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我一直想着他们。在又冷又黑的卧室里，他们轻轻摇晃着我入眠。我可以让他们出现，让他们的脸出现在我眼前，让他们的声音出现在我耳边，但是，哦，不仅如此，现在他们的声音只给我一个人听，没有什么多余的第三方。他们的手在祝福我细瘦的腿，他们的声音在向我保证，我，同样值得被爱。

他们的模样和声音仍然存在于我并非完全关乎情爱的幻想之中，但其实他们早已离开。有些人，很多人，一去不返。

亲爱的生活

我年少时住在一条长长的路的尽头，或者说一条在我看来很长的路的尽头。我从小学（后来从中学）走回家的时候，身后是真正的镇子，镇上有热闹的活动，有人行道，有天黑之后亮起的街灯。小镇尽头的标志是横跨梅特兰河的两座桥：一座是窄窄的铁桥，桥上的汽车有时候会遇到麻烦，为究竟哪辆车应该停在路边等另一辆车先行而困扰；另一座是人行的木桥，桥面偶尔会缺一块木板，你低下头就可以看到匆匆流过的闪亮河水。我喜欢那样，但最后总会有人来把木板铺上。

还有一座小山谷，几座摇摇欲坠的房子，每年春天都被水淹，但人们（不同的人）仍然总是来住在里面。还有一座桥，桥下是磨坊引水塘，水塘很窄，但很深，足以淹死人。过了那里，道路就岔开了，一条向南顺山而上，然后再次越过河流，变成真正的公路，另一条则不紧不慢地绕过古老的露天市场，向西拐去。

那条通往西边的路就是我走的路。

还有一条通往北边的路，有一段虽然短但却货真价实的人行道，路边几座房子挤在一起，好像那儿是镇上一样。其中一座房子的窗户上有块招牌，上面写着“萨拉达茶”，说明那里曾经卖过食品杂货。还有一所学校，我在那里上过两年学，并且希望永远不要再看见它。之后，妈妈让爸爸在镇上买了一座旧棚屋，这样他就要在镇上缴税，而我就可以去读镇上的学校了。结果后来发现她没有必要那么做，因为就在我开始去镇上上学的那一年，就在开学的那个月，加拿大对德国宣战了，同时，原来的那所学校——在那里，霸凌者抢走我的午餐，威胁要揍我，似乎没有人能在那片吵闹之中学到任何东西——仿佛中了魔法似的安静了下来。很快学校就只剩下一间教室和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在休息时也许连教室的门都不锁。似乎那些总是用虚夸吓人的话问我想不想被睡的男孩现在迫切地想要工作，正如他们的哥哥迫切地参了军一样。

我不知道学校的厕所那时是否得到了改善，但上厕所曾经是最糟糕的事。并不是我们在家里不用室外厕所，但里面很干净，地上甚至铺了油毡。在那所学校里，出于轻蔑或不论什么原因，似乎没有人费心去对准那个坑。从许多方面来看，我在镇上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因为其他所有人都是从一年级就在一起了，而且有很多东西我还没有学过，但是看到新学校干净的座位，听见令人联想到都市高尚生活的抽水马桶冲水声，我感到安慰。

在第一所学校上学时，我交了一个朋友。一个后来我叫她戴安的女孩在我二年级中途时来插班。她和我年纪相仿，住在那些门前有人行道的房子中的一座。有一天她问我会不会跳苏格兰高地舞，我说不会，于是她主动要求教我。我们心里惦记着这件事，放学后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