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_第16节

个性？当然，总有您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万一有这样不大可能出现却又碰巧出现的大胆狂徒，您又会带着怎样的嘲讽对此横加痛斥：“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就意味着现状良好。”

好吧，先生！无论如何，在任何情况下，国家永远都没有“权力”奴役个性，您是否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要“想”奴役一位艺术家的[这种]个性，首先必须具备一种比他更强的个性的正能量。如此这般的奴役距离自由的开始不太遥远。继而是懒惰、疾病、附庸风雅的负能量。然而，先生，您怎么会希望“国家”去奴役个性呢？就拿任何一位官方画家来说吧，我比您更喜欢他们的绘画。也许您确实认为在这个画家那里能够找到一个遭到国家扼杀的开明的精神乌托邦，那是克洛德·莫奈甚至维亚尔183向往的生活境界。您是否以为“遭受国家奴役”的克洛德·莫奈先生能够画出M.Z.？我认为，如果没有自由而只有戒律，我们就会实实在在地死去。我并不认为自由对艺术家非常有用，可我却认为戒律对精神病患者，尤其是对今天的艺术家大有裨益。因为戒律本身是一种内容丰富的东西，尽管它有其规定的价值。不管怎样说，让货真价实的“大师们”去负责教学也许是比较好的选择。正因为如此，我要向您推荐一个不太极端的结论，那也许就是针对您提出的问题的十分明智的回答。

您为什么要求取消美术学校，而不是要求克洛德·莫奈先生、方丹—拉图尔184先生、德加先生、罗丹先生去那里授课？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更何况我并不知道现任的教授们姓甚名谁，然而，不要忘记，居斯塔夫·莫罗和皮维斯·德·夏瓦纳185曾经在波拿巴街授课。再者，据我推测，最伟大的艺术家不一定最擅长讲授许多“其他的”课程。加斯东·布瓦西埃先生186显然是比皮埃尔·洛蒂先生大为逊色的作家。然而，从前者的授课中学到的东西也许会比后者更多。我承认，官方绘画就像官方音乐，比官方文学和官方哲学更加远离真正的绘画。总而言之，我们杰出的作家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或者可以是（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法兰西学院院士。拉什利埃先生、达尔吕先生、布特鲁先生、柏格森先生、布伦斯维克先生187在大学任职。相反，我们最伟大的画家和最伟大的音乐家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在学院任职，他们不见得会有进入学院的机遇。

最后，先生，关于这第一点，鉴于您对此有太多的深入了解，即便我要向您声明，我对这个问题外行到了可怕的地步，可我还是坚持介于两者之间的结论。重新恢复更加自由地选择教授的教育，尤其是让克洛德·莫奈、德加、方丹—拉图尔、罗丹先生那样的人（还有您跟我一样熟悉的其他人）授课。我援引的这些名字特别能够说明问题，这些艺术家所达到的炉火纯青程度是今天任何人都无可非议的。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不会向您提供任何结论，因为在我看来，目前状况良好。尽管我并不认为某些地方享有美的独家特权，比如梅特林克先生188新近的篇章中的罗马，但是罗马似乎仍然还是能够最具刺激性、最持久地促发一个艺术家想象的地方之一。我认识许多没有官方背景的年轻人，他们在长期研究之后来到罗马度过了几个年头。我当然认为美也可以在别处找到，美无所不在。既然有必要精心选择，那么在我看来，人们没有理由认为其他任何美丽的地方，比如翁弗勒、坎佩累，或其他任何地方比罗马更美。

至于理想的“古罗马”对我们施行的“专制”，您是否认为只有在迫使我们屈服于其他人的同时，我们才会逐渐意识到我们自己？拜占庭的庄严呆板对古罗马艺术家施行的专制空前绝后。难道就没有什么比他们的雕塑更加精美的东西吗？继之而来的那些更加自由化的作品仍然戴着这副枷锁，向我认为无与伦比的这种魅力卑躬屈膝。“世界上最美的雕塑”，惠斯曼189如是说，“中世纪最美的雕塑”，罗斯金如是说——就是查尔特勒大教堂的西门廊。没有哪件杰作比兰斯的这些令人赞叹的雕塑更加独特，更加自然，更加法国化。而艺术家却仍然是拜占庭戒律和风格的奴隶！我们看不出这种“专制”影响会导致对艺术家个性的过分奴役。其中的自由与屈服兼而有之。您难道不认为印象派画家的影响远比古罗马更加专制吗？艺术影响必须依赖官方约束才能实现的观点是一大谬误。爱情就是最伟大的暴君，没有独特见解的人只会卑躬屈膝模仿人们喜欢的东西。事实上，对艺术家来说，只有一种名副其实的自由，那就是独创性，缺乏独创性的人就是奴隶，国家也许会照料他们，也许不会。千万不要试图砸碎他们的锁链，因为他们立即会锻造出其他的锁链。与其模仿让—保罗·洛朗斯先生，他们会模仿瓦洛东先生190。最好还是让他们保持原先的状态。

四、创作年代

阅读的日子191

您无疑已经读过德·布瓦涅伯爵夫人的《回忆录》。这个时期“病人真多”，于是书籍便找到了读者，甚至女读者。毫无疑问，在不能外出和无法出门拜访的时候，人们宁可待在家里接待客人而不是阅读。然而，“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就连接待来访的客人也不无危险。这位贵妇在门口停留了片刻——仅仅是片刻而已——浑身上下充满威胁地向您叫嚷道：“您不害怕腮腺炎和猩红热吗？我先告诉您一声，我的女儿和孙儿们染上了这些传染病。我能进来吗？”她不等答复就闯了进来。另一位不那么坦率的贵妇掏出她的表：“我必须赶紧回家：我的三个女儿正在出麻疹，我得挨个儿去探望她们；我的昂格莱丝躺在床上，从昨天起她就发着高烧，我真怕接下来会轮到我，我起床时就感到不舒服。不过我还是硬撑着来看望您……”

既然不想过多接待客人，又不能没完没了地打电话，那就只好阅读了。我们只有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阅读。

首先，我们有许多电话要打。我们就像孩子那样与神力嬉戏，丝毫不畏惧神力的秘密，只是觉得电话是“如此的方便”，确切地说，我们就像被宠坏的孩子，觉得电话“不怎么方便”，我们让《费加罗报》充斥着我们的抱怨，却并不觉得这个奇妙的仙境变化太快，其实，有时只需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渴望交谈的对象，那位无影无踪却又无所不在女友就会出现在我们身边，她正在自己的餐桌旁，置身于她居住的遥远城市里，她的天空与我们的天空迥然不同，那里的气候不同于这里的气候，我们对她即将向我们讲述的处境和烦恼一无所知，当我们心血来潮的时候，这一切（她，还有她身边的全部氛围）突然间从几百里之遥的地方应邀来到我们的耳边。我们就像童话故事中的人物，巫师让这个人物如愿以偿地在一道魔光中看见他的未婚妻，她也许正在浏览一本书籍，也许正在流泪，也许正在采摘鲜花，而此时此刻正在十分遥远的地方的她却近在身旁。

为了让这个奇迹在我们面前重现，我们只消将嘴唇凑近那块神奇的魔板，呼唤——有时要等上一段时间，我愿意等待——那些警觉的圣女，我们每天都听到她们的声音却从未谋面，她们是我们无所不能的守护天使，在这些昏天黑地中嫉妒地看守门户，让缺席的面孔出现在我们身边，却又不允许我们一睹她们的真容；我们只能呼唤这些隐匿不见的达那俄斯的女儿们192，她们不断地倒空、填满和传送声音的黑暗瓮罐，当我们向一位女友悄悄地倾诉隐私的时候，嫉妒的复仇三女神却用嘲讽的口吻对我们叫嚷道：“我听见了！”而我们却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个隐私，无论那是神秘之神恼怒的侍女，不近情理的诸神，还是驳接电话的小姐！当他们的呼唤回荡在我们仅仅为幽灵幻影出没的暗夜敞开的耳鼓之际，传来了一种轻微的声音，一种抽象的声音——声音的距离消失不见了——那是我们的女友向我们倾诉的声音。

当她向我们倾诉的时候，此时此刻，如果窗外令人心烦地传来一个行人的歌声，一个骑车人的喇叭声，或遥远的士兵列队行进的军乐声，我们也会清楚地听见这一切（仿佛是为了告诉我们，我们身边的那个人就是她，还有此时此刻围绕着她，在她耳边鼓噪、分散她注意力的所有一切）——本身没有意义，与主题无关的真实细节却因为向我们揭示了这个奇迹的全部真相而变得十分必要——朴素可爱的地方色彩特征，对她的住宅面临的外省街道和马路的描述，这是一位诗人的选择，如果他想让一个人物栩栩如生，展现人物周围的环境。

是她，是她的声音在向我们倾诉，然而，她却在那个遥远的地方！有多少次，我可以气定神闲地聆听她的声音，虽然不经过时间漫长的旅行就无法见面，可她的声音却近在我的耳边，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最甜蜜的亲密接触的这种假象有多么令人绝望，当我们的心爱之物看似伸手可及的时候，我们距离这些东西究竟还有多远。这种近在咫尺的声音就是实在的分离中的真实存在。同时也是对一种永恒分离的预期。听见这样的声音却又看不到在如此遥远的地方对我说话的那个女人，我总会觉得这样的呐喊来自人们无法自拔的内心深处，我体验过总有一天会束缚我的焦虑，这个孤独的声音不再依附于我此生也许无缘重逢的肉体，当这种声音再次回到我的耳边低声絮语的时候，我真心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亲吻这些永远在尘埃中的芳唇。

我是说，在决定阅读之前，我们还试图聊天、打电话，我们查询了一个又一个电话号码。然而，黑夜女神的女儿，话语之神的信使，不露真容的女神、任性的守护女神有时不愿意或不能够为我们开启看不见的门扉，我们恳求的神秘之神装聋作哑，令人肃然起敬的印刷术发明人，爱好印象派绘画和驾驶机车的年轻王子——古登堡和瓦格拉姆193！——她们不知疲倦地祈求的这些人对她们的请愿不予答复；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我们无法拜访客人又不想接待客人，既然接线员小姐没有替我们接通电话，我们就只好闭上嘴巴开始阅读。

再过几周，我们就可以读到德·诺阿耶夫人194的新诗集《眼花缭乱》（我不知道她是否会保留这个标题），这部诗集要比天才之作《数不尽的衷情》和《白日阴影》更加高明，在我看来，这部新诗集实际上可以与《秋叶》或《恶之花》相媲美。在等待期间，人们可以阅读这本精美纯正的《马尔加雷·奥吉尔维·德·巴里》，R.德·于米埃尔的翻译精彩完美，那只是一位农妇的生平传记，由她的诗人儿子叙述。噢，不；在不得不阅读的时候，我们宁可选择像德·布瓦涅夫人的《回忆录》那样的书籍，这些书会让我们产生这样一种幻觉，仿佛我们还在继续出门作客，前去拜访我们无法会面的那些人，由于我们并非出生于路易十六时代195，况且那些人与您所认识的人并没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他们与您认识的人几乎同名同姓，他们的后裔与您的朋友出于对您欠佳的记忆的充分尊重而保留了同样的姓氏，他们也被称作：奥通、吉兰、尼韦隆、维克蒂尔尼昂、若斯兰、莱奥诺、阿尔蒂斯、蒂克迪阿尔、阿代奥姆或雷尼尔夫。更何况那是一些很美的教名，不会遭人取笑；它们来自如此悠远的过去，仿佛在自身的奇异光芒中神秘地闪烁，犹如铭刻在我们大教堂彩绘玻璃中的先知和圣人的名字缩写。尽管约翰本身更像今天的一个姓氏，难道这个名字注定要被一支饱蘸猩红、海青或天蓝颜色的笔刷用哥特字体涂写在一本祈祷书上吗？面对这些名字，凡夫俗子也许会再三重复蒙玛特尔的那首歌：

布拉冈斯，人们熟悉的鸟；

它的骄傲自豪必然深奥，

为了冠上……一个这样的名字！

不要那个跟大家一样的称号！

然而，如果诗人是真诚的，他就不会分享这种愉悦，他的眼睛紧盯着这些名字向他揭示的往事，他会用魏尔伦的诗作为回答：

我看见、听见的许多事情

来自卡洛林196这个名字。

往事也许渺如烟海。我宁可认为这些难得传到我们这里的名字，由于它们与某些家族的传统密切相关而在从前变得十分普遍——平民与贵族的名字莫不如此——因此，透过这些名字向我们呈现的带着神灯的逼真色彩的各种图景，我们看到的不仅有强悍的蓝胡子老爷或塔楼上的忠实女伴，还有在绿色的草地上弯着腰的农夫，骑着马行进在十八世纪尘土飞扬的道路上的军人。

毫无疑问，他们的名字带来的这种中世纪印象往往无法阻止人们频繁地使用这些名字，而以此冠名的那些人却没有留住和理解其中的诗意；然而，我们是否可以理所当然地要求这些人无愧于他们的名字呢？最美的东西也很难与他们的名字相匹敌，没有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和一条河流的风光能够充分满足它的名字从我们身上激发出来的梦幻欲望。明智的做法也许就是用阅读《哥达年鉴》和《铁路指南》来取代我们所有的社交和无数旅行……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回忆录，比如德·布瓦涅伯爵夫人的回忆录，它们之所以令人感动是因为这些被当作第一手历史资料的回忆录给予现当代和我们今天毫无美感的生活以一种十分高贵却又非常忧郁的期待。回忆录让我们得以轻而易举地把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或者我们父辈熟悉的——那些人当作回忆录的作者或其中的人物的父辈，后者可能参加过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