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感觉一点都不像活着。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接着,我又往前走了两步。再两步。今晚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你他妈的并没有给我新生活,是不是?你只是把我以前的生活打破了,打得粉碎。那些碎片,我又能拿来做什么?这感觉……”我张开双臂,让夜晚微凉的空气侵入皮肤,发觉自己又在流泪了。“去你的,威尔,”我小声说,“你离开了我。去你的!”
满腔的悲伤再度袭来,仿佛汹涌猛烈的潮水,要将我淹没。我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黑暗中突然传来一个声音:“你不应该站在那儿的。”
我半转过身子,看见防火楼梯处一张苍白的小脸一晃而过,深色的双眼睁得大大的。我大吃一惊,双脚在栏杆上一滑,猛然失去了重心。我的心开始下坠,紧接着身体也跟着下坠。仿佛噩梦一般,我变成一枚轻飘飘毫无重量的落叶,坠入夜晚的深渊。我的双腿在头顶挣扎扑腾。我听到一声尖叫,就像身体在咔嚓破碎……
然后一切陷入无边的黑暗。
Chapter 2 入院
“你叫什么名字,姑娘?”
感觉有个支架套在了我脖子上。
眼前忽然出现了一只手在来回晃动,快速而温柔。
我还活着。这个发现让我大吃一惊。
“对了。睁开眼睛。看着我,现在。看着我。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我想开口说话,却只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估计我咬到了舌头。嘴里有血,温热,带点铁的味道。我动弹不得。
“我们要用专门的脊椎板把你抬起来,好吗?可能有点不舒服。但我会给你打点吗啡,来减轻痛苦。”这个男人的声音平静如水,几乎没有起伏,仿佛躺在水泥地上盯着夜空的这摊烂泥是世界上最正常不过的事情。我想大笑,告诉他我在这儿是件多么荒唐的事。但现在好像一切都难以如我所愿。
男人的脸消失了,一个女人出现在我眼前。她穿着荧光夹克,深色的鬈发往后梳成一条马尾。她举着一把小手电,冷不丁地照了照我的眼睛。她凝视着我,神情和那个男人一样平静淡漠,好像我只是一个标本。
“需要把她装袋吗?”
我想说话,但双腿的剧痛阻止了我。
“天哪。”我说。但不知道有没有大声说出口。
“全身多处骨折。瞳孔正常,有反应。血压90/60。她运气挺好,撞上了雨篷,又摔到长椅上,这几率多小啊,哈?……不过那个淤青的情况不太好。”一股冷空气蹿到我的上腹部,温暖的手指正轻轻触摸这里。“内出血?”
“需要叫二队来吗?”
“您能退后一点吗,先生?退后?”
传来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我出来抽根烟。她居然就掉到我阳台上了,差点砸着我,妈的。”
“嗯,没有砸到不就行了。今天您很幸运。”
“我这辈子还从没遇到过这种事。一个大活人从他妈的天上就掉下来了,谁能想到啊。你看我的椅子,从精品店花了八百英镑买的啊……我能索赔吗?”
片刻的沉默。
“您想干什么都行。既然都说了就告诉您吧,清洗阳台血迹的钱您都可以找她要,怎么样?”
那个男人看了看自己的同事。这时,时间仿佛加快了流逝的脚步,我被裹挟其中,动弹不得。我从楼顶掉下来了?我的面颊冰冷,一种遥远的恍惚感渐渐将我笼罩,我好像开始发抖了。
“她要休克了,山姆。”
一辆车的后门打开了,我身子下方的板子动了动,然后是一阵接一阵的痛,痛,痛——眼前一片黑暗。
警笛声响起,蓝光不停旋转。伦敦是个警笛声不断的城市。我们在前行。窗外的霓虹有节奏地照进救护车内部,一下一下地带来光亮。车厢里满得有点出乎意料。穿着绿色制服的男人正拿手机打字,偶尔转过身子调整挂在我头顶上方的点滴。没有刚才那么痛了。是因为打了吗啡吗?但疼痛减轻,意识苏醒,恐惧也随之而来。我感觉体内好像有个巨大的气囊在慢慢膨胀着,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挤出去。哦,不。哦,不。
“卜毫呀苏[1]?”
那个男人撑着手臂坐在车厢后方,我说了两声他才听到。他转身靠过来看着我。他身上有股柠檬的味道,胡子有点没刮干净。“你还好吧?”
“偶……”
男人俯下身子。“对不起。警笛太响了,听不太清楚。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他伸手盖住我的手。他的大手干燥、温暖,抚慰人心。我心里忽然升起一阵恐慌,怕他离开。“再坚持一会儿。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到,唐娜?”
我说不出话来。整张嘴像被舌头填满了,大脑一片混乱。他们把我抬起来的时候,我的胳膊动了吗?我的右手抬了一下,是不是?
“偶踏花[2]了吗?”努力了半天,说出来的话却像蚊子哼哼。
“什么?”他把耳朵贴到我嘴边。
“踏花?偶踏花了吗?”
“瘫痪?”男人犹豫了一下,与我四目相对,接着转过身,看着我的腿,“你的脚趾能动吗?”
我试图回想怎么动脚趾,比平时更努力更费劲。男人伸手轻轻摸着我的脚趾,好像要提醒我它的位置。“再来一遍。对了对了。”
剧烈的疼痛猛然蹿上两条腿。我倒抽一口气,很可能还抽泣了一声。“你没事。觉得痛是好事。虽然说不准,但我觉得脊柱没事。你骨盆受了伤,可能还有其他几处。”
他看着我。这是一双满怀善意的眼睛。他好像知道此刻的我有多么需要这些令人信服、让人心安的说法。我感觉他握紧了我的手。前所未有地,我竟如此需要来自另一个人的触摸。
“真的。我很确定你没有瘫痪。”
“哦,吓条吓地[3],”我的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泪水模糊了双眼,“请八牙所卡偶打手[4]。”
他的脸凑得更近了。“我不会松开你的手。”
我还想说些什么。但他的脸渐渐模糊了。我又昏了过去。
后来他们告诉我,我从五楼摔了下来。连掉两层楼后,砸穿了一个大尺寸的雨篷,幸好雨篷的帆布带来缓冲,我最后落在阳台一张铺了防水垫的柳条编织躺椅上。躺椅的主人是我素未谋面的邻居,安东尼·加尔第纳尔先生,版权律师。我的骨盆摔成了两半,两根肋骨和锁骨拦腰断掉,左手断了两根手指,还有一根跖骨刺穿了我脚上的皮肤,把一个急救实习生吓晕了。我那些X光片简直让医生们看得如痴如醉。
我一直听到急救人员说着: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他们说完,顿一顿,给我一个微笑,仿佛我也该报以灿烂的笑容,或来上一段快乐的踢踏舞。很显然,我极为走运。可我不觉得自己有多走运。我没有任何感觉。我昏睡又醒来。
有时,睁开眼看到明晃晃的灯光,一幕幕戏剧仿佛在眼前上演;有时病房又悄无声息。一名护士的脸一闪而过,耳边传来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
——D4那个老太太的烂摊子你看到没?轮班结束了遇到这个,也太不凑巧了。
——你是不是在伊丽莎白公主骨科中心那边干过?跟他们说,我们的急诊比他们好。哈哈哈哈哈。
——露易莎,好好休息。有我们呢。你休息就好。
吗啡令我十分困倦。他们增大了我的剂量,冰冷的液体一滴滴输入我的体内。我又昏昏睡去。
******
我睁开眼睛,发现母亲站在床尾。
“她醒了,巴纳德。她醒了。要不要叫护士?”
她染了发。我没头没脑地想着。接着反应过来,哦,这是妈妈。
“哦,谢天谢地啊,谢天谢地。”母亲伸手摸了摸脖子上的十字架。我感觉她这样做很像一个人,却想不起是谁。她向前俯着身子,轻轻抚摸我的脸颊。不知为什么,我立刻泪眼模糊了。“哦,我的小姑娘。”母亲俯身看着我,像要帮我挡住一切伤害。我闻到了她熟悉的香水味,我自己也用这一款。“哦,露露,”她用纸巾帮我擦去眼泪,“他们打电话来的时候,我这辈子都没这么怕过。你痛吗?需要什么?睡得舒不舒服?有什么需要我拿的吗?”
母亲急切的问询,让我来不及回答。
“一听到消息我们就赶来了。特丽娜在照顾外公,他也问候你。嗯,他是发了声的,你知道,我们都明白他的意思。哦,亲爱的,你怎么变成这副样子的?你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
她好像并不需要知道答案是什么。我只是躺在那儿就好。
母亲擦了擦眼睛,又擦了擦我的。“你是我女儿啊。要是你……你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受得了。我们还没……你知道的。”
“偶……”我的舌头完全捋不直。好不容易说出口,听起来却像喝醉了似的,“偶重没吓过[5]……”
“我知道。但你让我那么难受,露露。我不能……”
“现在别说这些了,亲爱的,好吗?”父亲把手搭在她肩上。
母亲看了看父亲,接着又握住我的手。
“接到电话的时候,哦,我还以为——我不知道……”她又开始了哭泣,手帕紧紧压在嘴唇上,“谢天谢地,她没事,巴纳德。”
“她当然没事了。咱们这个女儿是橡胶做的,哈?”
父亲出现在了我眼前。我们上一次通话还是两个月前。但自从我离开家乡,我们已经十八个月没见面了。他高大、亲切,但是非常、非常疲惫。
“对八起[6]。”我轻声说。现在除了对不起也没什么可说了。
“别傻了。你没事我们就很高兴了。嗯,你看上去就像跟泰森打了几场似的。住院以来你还没照过镜子吧?”
我摇摇头。
“好吧……我也不让你照。还记不记得泰利·尼克斯那次在小超市里翻过了车把儿?嗯,把他的小胡子撤掉,就差不多是你现在的样子了。”他凑近了,看着我的脸,“说到小胡子……”
“巴纳德。”
“明天给你带几把镊子过来。不管怎么说,下次你想学飞时,咱们就去机场,好吗?扇着胳膊跳下来,你还没那个能耐。”
我努力挤出笑容。
父母一同俯下身子看着我,脸上带着紧张焦虑的表情。这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她瘦了, 巴纳德。你觉得她瘦了吗?”
父亲凑近了看我。我发现他双眼微湿,笑容不如平时那般自然。“啊……她那么美,亲爱的。相信我。你看上去简直美极了。”他捏捏我的手,然后放到嘴边亲了一下。我活了这么多年,父亲还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
接着我意识到,他们之前一定以为我要死了。我的胸口突然涌出一声毫无预兆的啜泣,闭上眼,灼热的泪珠还是滚落了下来。父亲粗糙的大手握着我的。
“我们来了,亲爱的。没事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接下来的两周,父母每天都会乘坐早班火车,奔波八十公里来看我。后来变成几天一次。父亲专门请了假,因为母亲不愿一个人过来。毕竟,伦敦太大了,鱼龙混杂。她说过好几次,感觉有谁在背后盯着她,仿佛某个身穿兜帽衫的持刀歹徒即将偷偷溜进病房。特丽娜没法过来,她得照顾外祖父。不过,听母亲的口气,妹妹大概不太满意这样的安排。
母亲在家做了吃的带过来。因为有一天我们仔细研究了医院的午饭,却怎么都认不出那到底是些什么。“巴纳德,它们还用塑料盘子装着,搞得跟监狱里似的。”母亲面带忧伤地拿叉子戳了戳盘里的食物,又凑近闻了闻。
从那以后,母亲便给我带饭了。她为我带来大份的三明治,白面包里夹着厚厚的火腿切片或者芝士片,还用保温壶带来自家熬制的汤。“至少你能看出吃了什么。”母亲像喂养婴儿一样地耐心喂养我。我的舌头渐渐消肿了。从楼顶掉下来的时候,我几乎把舌头咬烂了。“这很常见。”他们告诉我。
我动了两次手术,才重新把屁股拼好。左脚和左胳膊全打上了石膏,没法弯曲。一个叫凯斯的护工问我他可不可以在石膏上签名,据说那上面如果一片空白会招来厄运,结果他在上面写了句脏话。于是菲律宾护士艾芙琳趁医生来会诊之前,再次涂上石膏遮住了他签的东西。
在推我去照X光与取药的路上,凯斯给我讲起医院的八卦趣闻。他不停地讲着那些慢慢死去或死状惨不忍睹的病人,似乎一辈子也讲不完。我不想听,但他说得眉飞色舞。有时我想,在别人面前他又会怎么谈论我呢?我这个姑娘,从高高的五楼摔下来,却奇迹般地存活了。以医院的标准来看,我比C区那些肠子内脏混在一起的人显然要幸运太多了。还有那个“被园艺剪剪掉大拇指的傻瓜”,我也要比她高级很多。
不可思议的是,我很快就习惯了医院里按部就班的生活。每天早上醒来,接受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的护理与帮助。接着是医生会诊,我试着努力说出正确的话。最后便是等待父母的到来。他们一直在病房里忙些琐碎的小事情,医生一来就摆上病人家属那副典型的恭顺面孔。父亲因为我坐不起来不停道着歉,直到被母亲狠狠踢了一下脚踝。
查房结束后,母亲通常会去楼下广场的商店里转上一圈,回来的时候总是压低了声音感慨快餐店实在开得太多了。“巴纳德,心血管病房那个只有一条腿的男人,就坐在那儿,一个劲儿地往嘴里塞芝士汉堡和薯条。不亲眼看你简直不敢相信。”
父亲坐在床尾的椅子上,翻看当天的报纸。第一周,他一直在报纸上搜索对发生在我身上的意外事件的报道。我试着向他解释,在这座城市里,就算发生双重谋杀案也只会寥寥几笔带过。不过,在我的家乡斯托特福德,考虑到上周当地报纸的头版头条是《超市推车在停车场停错车位》,上上周的头条是《鸭池状况让学生们伤心》,所以,一时半会儿怕是说服不了他的。
在最后一次骨盆手术后的那个周五,母亲带来了一件大码睡衣,以及一个超大的牛皮纸袋,里面装着很多份鸡蛋三明治。我不用看就知道那是什么: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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