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_第2节

程度上，我其实一直在利用这件事。这可以减轻我的压力，使我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暂缓事实的曝光。

他站在我身边，没有问我是否要跟父母说起他的事。但是，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这不是正确的时刻。”

他点了点头：

“先处理好你妈妈的事。我只是想陪在你身边，不管什么时候。”

他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人。

“真是对不起，马克。”

即便是临时得到通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飞往瑞典也不是什么难事。唯一的问题就是，我是否买得起机票。在还没有对父母讲明马克身份的时候，我的确不应该让他掏钱。为了机票，我花光了最后的积蓄，甚至提高了自己的透支权限。买完票后，我打电话给爸爸，告诉他我的行程。我将乘坐早晨第一趟航班，九点三十分从希思罗机场出发，中午时分到达瑞典南部的哥德堡机场。他的话很少，听起来非常沮丧和失落。出于对他一个人如何面对孤独的农场的关心，我问他正在做什么。他回答说：

“我在收拾东西。她把每一个抽屉、每一个柜子都翻得乱七八糟的。”

“她在找什么？”

“我不知道。她丧失了理智，丹尼尔，她在墙上到处乱写。”

我问她写了什么。他告诉我没关系。核对完行程，我们互道了晚安。

我完全睡不着。关于妈妈的回忆不断在我脑海里闪现着，我想起二十年前，我们一起待在瑞典的日子。那是一个位于哥德堡北部群岛的度假小岛，我们并排坐在一块岩石上，双脚伸进海水里。远处，一艘远洋货轮从深水区驶过，我们看着轮船带起的波浪在平滑的海面上漫延起层层的细纹。海浪向我们涌来，但我们没有动，只是握着彼此的手，等待着它的到来。波浪逐渐变大，直到涌到浅水区，撞击在礁石上，最终飞溅在我们的身上。我之所以选择这段回忆，是因为那是我和妈妈最亲密的时刻，我无法想象，自己会在不征询她的意见的情况下做出任何重要决定。那天晚上，在床上，我梦到相同的波浪迸裂在我们脚边的礁石上，一千次，或者更多。

第二天早上，马克坚持开车送我到希思罗机场，即便我们都知道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会更快一些。我同意了，因为这正是他希望扮演的角色。堵车的时候我没有抱怨，甚至没有看我的手表，我清楚马克多么希望和我一起去，我也知道仅仅是这次送行对他而言有多么不容易。在机场，他拥抱了我，几乎要哭出来了——我能感觉到他胸口强抑的悸动，好在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如果他哭了，我也会哭的。我也需要控制情绪。我说服他，隔着登机口相望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就在外面说再见。我到了瑞典就会打电话给他。

就在我准备好机票和护照即将登机的时候，手机响了，是爸爸，他大喊道：

“丹尼尔，她没在这儿！”

“没在哪儿，爸？”

“医院！他们让她出院了。昨天我送她进来的。她本不想住院的，但她也没有反对，她是自愿的。结果，我刚一离开，她就说服医生出院了。”

“妈妈说服了他们？”

“反正他们是这样跟我说的。”

“你说过，是医生诊断她有精神病的？”

爸爸没有回答。我又强调了一遍：

“他们没和你商量就让她出院了？”

“是的。”

他的声调低了下来，

“一定是她不让那些人告诉我的。”

“她为什么这么做？”

“我就是她猜疑的人之一。”

他立刻补充道，

“但她说的没有一句是真的。”

这次换成我沉默了。我很想问问妈妈到底在猜疑什么，但又说不出口。最后我换了个话题：

“现在医生怎么说？”

他厉声说：

“我跟你说了——他们什么也不跟我说！”

我坐在自己的行李箱上，双手抱头，排队登机的人从我身边缓缓走过。

“她有手机吗？”

“她几周前把手机摔坏了。她不相信任何人。”

我那节俭的母亲会丧失理智地摔坏手机，这场景让我很难想象。爸爸描述的像是某个我不认识的人。

“钱呢？”

“也许有一点——她随身带着自己的挎包，她总是把它放在眼皮底下。”

“包里有什么？”

“都是些她自认为非常重要的破烂。她称之为证据，其实就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她是怎么离开医院的？”

“医院的人不告诉我。她可能在任何地方！”

第一次，我感到有些恐慌，于是我说：

“你和妈妈不是开设了共同账户吗？你可以打电话给银行，询问一下最近的交易记录。然后通过用卡信息追踪她的下落。”

他没有搭腔，从这一点我能够看出，之前他没有想过给银行打电话：他总是把钱的问题留给妈妈解决。在他们一起经营生意的时候，她处理各种分类账簿、支付账单、提交年度税务报表，她天生就有着跟数字打交道的能力，并且可以长时间专注于理清收入和支出。我还记得她用过的旧式账目表，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子表格呢。她的钢笔字非常有力，把数字写得就像盲文一样。

“爸，你去和银行核对一下，然后告诉我。”

趁着等待的时间，我离开排队的人群，走出候机楼，来到了吸烟区，脑袋里胡思乱想着妈妈在瑞典失踪的事情。这时，手机又响了。我很吃惊，爸爸居然这么快就完成了他的任务。

我把手机拿到耳边：

“丹尼尔，仔细听我说……”

是妈妈。

“我在一个公用电话这儿，钱不多了。我敢肯定你父亲对你说过什么，但是他跟你说的都是谎言。我不是疯子，我不需要医生，我需要的是警察。我马上要登上飞往伦敦的航班，你到希思罗机场接我，航站楼是……”

她停了下来，去查看机票上的信息。趁着这个机会，我赶快说：

“妈！”

“丹尼尔，你先不要说话，时间不多了。这架飞机是直航，我会在两小时后降落。如果你的父亲打电话给你，记着……”

电话挂断了。

我试着拨回去，希望妈妈能够接电话，可是没有应答。就在我打算再试一次的时候，爸爸的电话来了。没有多余的寒暄，他直接开始讲了起来，听上去就像是在念笔记：

“今天早上七点二十分，她在哥德堡机场支出了四百英镑，收款方是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她坐上了第一班飞往希思罗机场的航班。丹尼尔，她正在去你那儿的路上！丹尼尔？”

“我听到了。”

我为什么不告诉他刚刚接到过妈妈的电话，为什么不告诉他我已经知道她在路上了？是因为我相信她吗？她的声音听上去严正而权威，我原本以为会听到的颠三倒四、真假莫辨的胡言乱语并没有出现。这让我很是迷惑，或者说我完全糊涂了。感觉她像正在严厉而激烈地重申自己的想法——你的爸爸才是个骗子。我结结巴巴地回答：

“我去机场接她吧。你什么时候飞过来？”

“我不过去了。”

“你还要待在瑞典？”

“如果我在瑞典，她就能感觉放松点，而一旦她发现我也在英国，她会发疯的。我不想让她觉得我在追踪她，我待在这里会帮你赢得一些时间，你需要说服她，她需要帮助。我失败了……”

他的劲头消失了，

“我帮不了她，她不接受我的帮助。带她去看医生，丹尼尔。如果她不再担心我的问题，你会有更好的机会帮助她。”

我无法接受他的逻辑，现在说这些没有任何意义。

“等她到这儿时，我会打电话给你。那时候我们再看看该怎么办。”

我匆匆忙忙地结束了通话，脑子里一片混乱。如果妈妈真的得了精神病，为什么医生会让她离开？即使他们不能合法地留住她，也应该通知我的父亲。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仿佛他成了大家的敌人，医生们都在帮助她逃离他的魔爪。在陌生人眼里，她应该是个正常人。航空公司的人卖给了她一张机票，安保人员让她通过了机场安检——没有人阻止她。我很想知道，她到底在墙上写了什么。我的脑子里又浮现出妈妈发给我的那张奇怪照片，爸爸在和另一个男人说话，一个陌生人。

“丹尼尔！”

在我的脑海里，这听起来像是一声渴求帮助的哭喊。

屏幕不断在更新，妈妈的航班已经降落。自动门打开，我匆忙赶到护栏的跟前，查看传送带上行李的标签。很快，从哥德堡来的乘客们开始陆续通过大门。首先出来的是商务公干的人，他们找寻着写有自己名字的小塑料牌，接着是一对对夫妻，再后面是举家出行的人们，大件的行李堆得很高。乘客们走出来的速度取决于他们下飞机的快慢。我还是没看到妈妈的身影，她出门的时候向来推崇轻车简行，我甚至无法想象她把行李装进行李舱的情景。一位老人缓慢地从我面前走过，这应该是从斯德哥尔摩来的最后一名乘客了。我认真地考虑是否要打电话给爸爸，告诉他事情不对。这时，巨大的门忽然再次打开，妈妈孤独的身影出现了。

她的头耷拉着，目光低垂，仿佛追寻着面包屑的小鼠，一个破旧的皮革挎包背在肩膀上，塞得满满的，勒紧的包带磨损得很厉害。我从没见过这个包，这不是妈妈会买的东西。她的衣服和挎包一样，流露出种种破损的迹象，她的鞋子上满是擦痕，裤子的膝盖部位皱皱巴巴的，衬衫中间的一颗纽扣也不见了。曾经，妈妈对穿着打扮有着过分的苛求——适合去餐馆穿的，适合去剧院穿的，甚至去电影院也有专门的搭配。最滑稽的是，在工作的时候她也要穿着得体。要知道，当时她和爸爸正在北伦敦经营一家园艺种植中心，它坐落在一块T形的土地上，周围是些白色的大屋。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伦敦的土地还很便宜。工作时我的父亲身穿破牛仔裤、笨重的长靴和松垮垮的毛衣，嘴里叼着卷烟，而我妈妈则总是穿着笔挺的白衬衫，冬天搭配羊毛裤子，夏季则是棉布长裤。客户们都会注意到她那身一尘不染的办公室装，不明白她是如何保持整洁的，要知道她和老爸可是干着同样多的体力活。遇到有人问起时，她总是笑着耸耸肩，好像在说：我也不知道！其实这并不难猜，后面的屋子里总是备着替换的衣服。她告诉我，做生意全靠脸面，保持外表的光鲜靓丽是很重要的。

我任由她从我身边走过，想知道她是否会看见我。她明显比我们在4月分别的时候更瘦了，健康状况也大不如从前。她的裤子松松垮垮，看着就像套在一个木偶身上。她的身体仿佛没有了人体自然的曲线，就像一个粗略勾勒出来的人物形象，而不是真正的人。她那头金色的短发湿漉漉地梳向脑后，看上去倒是平顺而光滑，但上面涂抹的不是发蜡或发胶，而是水。她一定是在下了飞机后去洗手间打扮了一下，努力使自己看起来不那么蓬头垢面。几个月不见，她曾经神采飞扬的面容苍老了许多，她的皮肤上也留下了遭受苦痛的印迹，她的脸颊上有一些黑色的斑点，眼袋也更为明显。对比之下，她那双淡蓝色的眼睛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亮了。绕过栏杆后，我下意识地没有去触碰她，我怕会弄疼她：

“妈妈。”

她惊恐地抬起头，当发现是我——她的儿子后，她的恐惧消失了。她得意地笑了：

“丹尼尔。”

她的语气非常熟悉，过去我让她感到骄傲时，她经常这么叫我——一种平静而热烈的幸福感。拥抱的时候，她把脸埋在我的胸口上，分开后，她握住我的手，我趁机用拇指边缘偷偷地检查了她的手指。她的皮肤很粗糙，她的指甲没有被修剪过，呈锯齿状。她低声说：

“终于结束了。”

尽管身体有着令人担忧的变化，但很快她就证明了自己的思维依然敏锐。她发现了我身边的行李：

“那是什么？”

“爸爸昨晚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你住院了……”

她打断了我的话：

“别管它叫医院，那就是一家疯人院。他开车把我送到了疯人院，他说，那就是我应该待的地方。你知道吗，隔壁房间里的人像动物一样咆哮，然后他打电话给你，告诉你同样的事情，你妈妈疯了，是不是？”

我一时无言以对，发现自己对她尖刻的愤怒有些难以适从：

“你打电话的时候，我正打算飞往瑞典。”

“这么说你是相信他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会这一套。”

“妈妈，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现在不行，不能在这里说，这里到处都是人。我们必须从头开始，稳妥地处理这件事情，不能有任何贻误。所以拜托，先别问问题，好吗？还不是时候。”

她在说话时带着一种强烈的意愿，她的语气非常刻意，把每个音节都咬得极其清楚，却对每一处标点一带而过，她在竭尽所能地使句子连贯起来。

我同意了：

“没问题。”

她感激地紧紧握住我的手，她的声音柔和起来：

“带我回家。”

她在英国已经没有了房产，她把它卖掉了，然后搬到瑞典的一个农场——那里本应成为她最终和最幸福的家园的。所以，我只能认为她想回的是我的公寓，或者是马克——那个她从未见过甚至从未听说过的人的公寓。

在等待飞机着陆时，我就已经跟马克通过电话了。在他看来，事态已经超出了掌握。开始的时候，事情虽然令人有些伤感，起码还是可控的，但现在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我的妈妈将要出现在他家里，而她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这也让他有些不安，但这还不是最令人头痛的，他更关心的是，现在没有了医生的监护，我成了唯一可以判断事实真相的人。我告诉他，一有新消息我会随时打电话给他。我还答应给爸爸打电话，但始终没有机会，妈妈一直待在我身边。我不敢让她独处，又不愿意当着她的面打电话给爸爸，这会让她不信任我，或者更糟糕的是，她可能会再度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