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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应该能看出管仲的为人了，也一定就能从他的为人猜出他的行刺手段了。
不错，管仲不管干什么，永远先想着自己，连行刺也不例外。管仲飞马疾驰，冲着公子小白的车队就过来了，在大家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突然射出一箭。管仲箭术了得，这一箭正射在公子小白的肚子上。管仲一击得手，纵马狂奔而去，等众人从错愕中缓过神来了，再找管仲也找不着了。
管仲行刺得手，通报本队，这回就不着急赶路了，竞争对手都死了，那就慢慢游山玩水地回国吧。可等公子纠的队伍终于到了齐国的首都临淄时，却惊讶地发现：公子小白已经即位了！
人不能和天斗，管仲当时千算万算，一击得手飘然远遁，却不知道自己那一箭恰恰射在公子小白的腰带扣上。现在可说什么都晚了，大局已定，公子纠也被逼死了，管仲明白自己在政治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站错队了。在古代的政治舞台上，你可以坏，可以奸，可以贪，可以色，但绝对不可以站错队。你若是站对了队，哪怕你再怎样大奸大恶，照样可以风光无限；而你若是站错了队，任凭你再如何公忠体国、精明强干，也必然落得个惨淡收场。管仲此时两眼一黑：完了，我站错队了！
公子小白在那边把管仲恨得牙根痒痒，非要报这一箭之仇不可。管仲如果真被公子小白报了仇，那他这一生就当真可以称得上是霉运的一生，是让人唾弃的一生了。管仲死后如果能有追悼会的话，致辞的人该怎么说呢——
我们沉痛悼念管仲同志！管仲同志所走过的路是值得我们大家警惕的。他和朋友合伙做生意的时候就总是贪朋友的钱，给朋友出点子却总是出馊点子。还好，管仲同志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曾经三次考取齐国公务员，主动争取机会为齐国人民服务——不过呢，三次都因为表现不好而被上级领导辞退了。管仲同志曾经勇敢地参军打仗，精神可嘉，不过呢，他从来就没见过敌人长得什么样，因为在部队行军的过程中，管仲同志认认真真，不放过每一个做逃兵的机会。在政治上，管仲同志自甘堕落，做了公子纠反动派的爪牙，公然与齐国人民为敌，还妄图射杀当今领袖公子小白，实在是丧心病狂！所以，管仲同志的死是我们齐国全体人民之幸，他的罪恶的、反动的一生将会成为齐国最生动的反面教材，永远警醒着我们！
——我们一般人只知道以成败论英雄，如果管仲真在这时候死了，想来我们也一定会这样来评价他的。
还好，做管仲朋友的不是你我，而是鲍叔牙。
公子小白即了位，一朝天子一朝臣，得安排自己的人手了，他很看重鲍叔牙，想让他来当总理。鲍叔牙连忙摆手：“我可干不了！”
公子小白一乐：“老鲍，你这叫虚伪的谦虚，心里巴不得升官发财，可嘴上还装出来不情愿，装高尚！”
“嗯——？！”
“得了吧，老鲍，咱哥儿俩谁跟谁啊，别跟我来这套，让你当总理，你就给我好好去当！”
鲍叔牙这才明白过来，连忙解释：“我可不是装高尚，不是假谦虚，我是真觉得有个人比我更合适当总理。”
“哦？”
“这个人您也认识，就是射了您一箭的那个管仲。”
看来，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好领导和好朋友都是必不可少的，即便是管仲这样代不两出的绝世高人也需要仰仗公子小白的胸襟和鲍叔牙的慧眼。公子小白就是后来的齐桓公，他把管仲从外国监狱里引渡回来了，虽然想要重用管仲，可那一箭之气还没消，所以齐桓公一见管仲，就先气哼哼地问：“你这臭小子，当初竟敢拿箭射我！”
阶下囚管仲还奇怪呢，顺口答道：“我当时明明射中你了呀，怎么你没死呢？”
齐桓公气道：“你这一箭射得太巧了，正射在我的皮带扣上，我这才侥幸捡了条命！”
管仲一听此言，突然眼圈一红，哭了出来。齐桓公看管仲大有懊悔之意，这才消了点儿气：“你也知道后悔了？”
管仲哽咽着说：“我后悔，我后悔死了，我怎么没去买彩票呢！”
“我倒——”齐桓公差点儿没被气死，等缓过劲来，这才对管仲说：“看来你还真有经济头脑，这样吧，我也不怪你了，当时都是各为其主，从现在起，你就当我们齐国的总理好了，好好用你这点儿聪明劲儿，把齐国的经济搞上去。”
就这样，齐桓公尽弃前嫌，任用阶下囚管仲做了齐国总理，从此开启了一番惊天动地的春秋霸业。
管仲的命运总算出现了转机，他要施展才华，着手改革了。
虽然儒家两千年来总是拿管仲当靶子，其实看看管仲的改革思想，有很多内容是和儒家的主张不谋而合的，而且有些话简直就像是从孟子嘴里说出来的。这些内容且容后再谈，本节重点来说作为一个“人”的管仲。
管仲当了国家总理了，而且还成为了历史上凤毛麟角的好总理之一。照我们一般人心目中的好总理的标准，管仲应该以身作则、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可是，事实恰恰相反，管仲一当总理，简直就如同小人得志，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超级豪宅。
那么，我们照常理推断，管仲一定搞得天怒人怨了吧？一定是管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了？——还真不是，齐国人都觉得管仲过这样的日子是理所当然的，觉得那是人家应得的，管仲的好生活不是靠贪污腐败得来的，而是带着齐国人一起发家致富得来的——管仲带着大家一起富裕，带着齐国走向富强，那人家自己过点儿好日子难道还有错不成？难道只能让大家富裕，只能让国家富裕，唯独不能让自己富裕吗？圣人才能做到这点，可管仲不是圣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从人性角度来看，他和我们大家一样，没什么不同，他不比我们更高尚，他也像我们一样追求利益，想挣钱挣得多些，想日子过得好些，也像我们一样贪生怕死，有很多私心。不知道管仲是不是像孟子主张的那样把私心“推己及人”扩大到整个齐国，反正人家客观上确实是达到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目的。
管仲做出的成绩是任谁都没法否认的，可他如此“人性化”的为人却让不少儒家学者们感到非常不快。我在“梁惠王篇”里讲过，齐宣王向孟子坦承自己贪财好色，其实这正是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的出发点，而管仲的一生则是更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东西方对于政治领导人的人性一面后来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西方倾向于承认这种人性，认为领导人不比我们普通人更加高尚，认为在人性上他们和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需要靠体制的完善设计来限制领导人可能出于人性而做出的出轨行为；而中国人则在儒家传统下要求统治者“正心”“诚意”，靠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来克服人性的种种弱点。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一直在呼唤明主，老百姓一直在呼唤清官，却很少有人（并不是没有）会想到呼唤一个能够不依赖明主和清官的好制度出来。
而且，古代中国人的政治蓝图即便涉及制度，通常也都是纵向结构的，是由上而下的，这就导致了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最高领导人的脑袋。大家很少想过横向的制度设计，也很少想过这世上是不是有些制度是能够自动运转的。
——我觉得，儒学在这个如此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是走错了路了，现在还有那么多人想要复兴儒学，嗯，即便真要复兴，最好也拜托要有选择地复兴吧。
说到制度设计，我倒想起外国有个老哲人罗尔斯作过一个很有趣的比喻：有一个立法委员会，委员们正在为一个未来的社会做着法律与政治体制的设计工作，当这项工作完成的时候，所有的委员都会同时死去——呵呵，别急，他们是不怕死的，他们死后还会在被他们进行过体制设计的那个社会中复活，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们虽然可以复活，却无法选择复活后的身份，也就是说，他们醒来之后，有人会发现自己在这个新社会中是个议员，有人会发现自己变成了医生，有人会发现自己做了教师，还有的人变成了清洁工、下岗工人、士兵，甚至从男人变成了女人，从大人变成了小孩。罗尔斯说，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这个立法委员会在做体制设计工作时能做到最完善，最公平，不然的话，当你在新社会中苏醒过来之后，发现自己变成了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处处受人欺负，还没有任何渠道可以让你伸张正义，那滋味可真够受的。
这个比喻还能给我们另外一个启发：无论是个人的提高还是社会的进步，外因的作用也至关重要——人总是被逼着往前走的。
再举两个例子好了。一直有种流行的说法，说我们中国人发明了火药，这个发明很伟大，可外国人在此基础上做出了洋枪洋炮，而我们中国人自己却只拿火药做了爆竹；我们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这个发明和火药一样伟大，可外国人拿指南针发展了航海，我们中国人却闭关锁国。
——这种说法我都听了好多年了，它非常流行，当然，用它来激励我们现代人倒也不坏，可问题是，它既没有把事情讲对，又没有触及到稍微深入一些的层面。
中国人在发明了火药之后，虽然拿它来做爆竹，但它在军事上的应用其实是非常多的，我们的祖先为了打仗能赢，发明了很多的火器，技术不断进步，到明朝的时候，连火箭炮都发明出来了，而且火器也从来不乏在实战中的应用，甚至，就连民间使用火药都远不止是些个过年才放的爆竹，比如，元朝的时候，老百姓上山打猎，腰里就挂着手榴弹。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的火器就比不上洋枪洋炮呢？先看下一个例子——
讲“梁惠王篇”的时候说过，朱元璋列过一个“不征之国”的清单，他觉得中华大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犯不上去打那些盐碱地，让他们“万国来朝”不是很爽吗。他的想法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大一统的时代里，周边几乎从来都没有过文明程度和综合国力能和中国相当的国家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养成天朝大国的心态那才怪呢。而欧洲国家面积大多不大，接壤的若干邻国在文明程度和综合国力上都相差无几，而且，一些国家本来都是同宗同源的，论起祖爷爷来大家都是一家人。所以，他们的竞争压力之大自然远甚于中国。这样一看，指南针对古代中国能有多大用处呢？对技术进步起决定作用的就是竞争环境：竞争越激烈，技术进步越快，反之就越慢，在这里，地理环境的决定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即便在现代社会，如果缺乏竞争压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能是一句空话。所以，我们很难去苛责老祖宗们“你们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我们时刻得想到人是环境的产物，换做你我投生到那些个时代里去当皇帝，结果也不会更好。
晏婴，齐国的好丞相
公孙丑在请教导师孟子的时候，把晏子和管仲并称。这个晏子，我们在“梁惠王篇”里已经认识了，齐国历史上有两大名相，第一个是管仲，第二个就是晏子，他的名字叫晏婴。
晏婴虽然这里被公孙丑拿出来和管仲并称，但从功业上来说，他可比人家管仲差着一大截子，所以后世不少人都以管仲为偶像，却不大听说有人把晏婴的海报贴在床头的。但是，在管仲之后，齐国的历届丞相当中还能被大家叫得出名字的也就只有一个晏婴了，而且，按我们一般人的看法，晏婴比管仲还更像一个好丞相。
晏婴是个很有思想的人，他经常发布一些重要讲话——如果说从总理到村长，凡是讲话都是重要讲话，那么晏婴的讲话就是特别重要的讲话。
有一次，齐景公对晏婴说：“只有梁丘据才跟我‘和’。”
齐景公说的这个梁丘据有点儿像电视剧里的和珅，所以也难怪齐景公喜欢他，可晏婴却像是电视剧里的纪晓岚，所以，晏婴当即就反驳说：“他那只不过是‘同’，不是‘和’。”
齐景公很奇怪：“这两个词的意思不都一样吗？”
晏婴摇头，“怎么会一样呢？来，我跟您讲讲它们的区别——”晏婴的特别重要的讲话这就开始了，“所谓‘和’，就好比烹调，油盐酱醋都要搭配好了，火候也要掌握得有分寸才行，君臣之间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国君下达一项英明指示，大臣会提建议说：‘您的英明指示里百分之九十都很英明，可也有百分之十不太英明，要不要修改一下？’这样一来，政事才会平和，百姓才不会有争夺之心。音乐也像烹调一样，一个交响乐团那么多音乐家，那么多乐器，互相之间要配合得疏密有致，有条不紊，这才叫做和谐，这和搞政治是一样的道理。可梁丘据这个奸佞小人却不是这样，如果搞乐队，您弹钢琴他也弹钢琴，您指挥他也指挥，如果做饭，您放一勺盐他也跟着放两勺盐，这能行吗？”
晏婴的这段“和同之辨”很是有名，影响也很深远。同时代的西哲也琢磨过这个问题。苏格拉底觉得国家越统一越好，亚里士多德却对此不以为然，反驳说：“合唱团搞合唱，有男声，有女声，有各个声部，全要配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