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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大怒，下丞相御史杂问，究主使者。士利笑曰：‘顾吾书足用否耳，吾业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狱具，与士元皆输作江浦，而空印者竟多不免。据士利言杀我生数百人，则坐死之主印长官数百人，其佐贰又数倍之，则亦必有受杖戍边者数千人矣。”
二、郭桓案。《刑法志》：“其推原中外贪墨所起，以六曹为罪魁，郭桓为诛首。郭桓者，户部侍郎也。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时咸归谤，御史余敏、丁廷举或以为言，帝乃手诏列桓等罪，而论右审刑吴庸等极刑，以厌天下心，言：‘朕诏有司除奸，顾反生奸扰吾民。今后有如此者，遇赦不宥。’”《本纪》：“洪武十八年三月己丑，户部侍郎郭桓坐盗官粮诛。”《七卿表》：是年二月，以罪诛者，有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工部侍郎麦至德。盖皆坐郭桓案而死者。麦至德亦以代尚书而见《七卿表》。其余六部侍郎以下，据《志》言多死者，其名不可考矣。此亦明初惩贪之一大狱。
太祖之治污吏，其奉法无私之略例：《本纪》：“三十年六月己酉，驸马都尉欧阳伦有罪赐死。”《公主传》：“安庆公主，宁国主母妹，《宁国主传》：“孝慈皇后生。”则安庆亦马后所生之贵主。洪武十四年，下嫁欧阳伦。伦颇不法，洪武末，茶禁方严，数遣私人贩茶出境，所至绎骚，虽大吏不敢问。有家奴周保者尤横，辄呼有司科民车至数十辆，遇河桥巡检司，擅捶辱司吏，吏不堪，以闻。帝大怒，赐伦死，保等皆伏诛。”《明通鉴》：“初，诏西番互市，始设茶马司于陕西、四川等处，令番人纳马易茶，并严禁私茶出境。时伦奉使至川、陕，辄载巴茶出境贸易，所在不胜其扰。陕西布政司檄所属起车载茶渡河，家人周保索车至五十两，兰县河桥司巡检被捶不堪，诉于朝。上大怒，遂坐法，并保等诛之，茶货没人官。以河桥吏能不避权贵，赐敕褒嘉。”又《胡大海传》：“初，太祖克婺州，禁酿酒，大海子首犯之。太祖怒，欲行法，时大海方征越，都事王恺请勿诛，以安大海心。太祖曰：‘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竟手刃之。”克婺州在元至正十八年，大敌未灭其一，正倚赖武人之时，而犯令必行，不容宽假如此。至于马后，患难相依，德性相服，生平恩意极笃，爱婿犯法，诛不逾时，并赏及举发者。所谓“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信之一字，为治国之根本，必如是而后破格用人，不开幸门。其后，渐不能握此威柄，则以选政授权吏部，但慎简一吏部尚书，选法自清。又其后，吏部虽得人，仍不胜有力者无穷之请托，则以拈阄杜之，以抽签却之，遂为较公平之选法，而用才之意荒矣。然而宦官宫妾，每取中旨授官，多不由吏部，此则末世之所谓破格，足以召乱亡而已矣。
《志》第十《职官》。
明官制初仍元旧，虽多所更张，而以中书为政本，尚是魏、晋以来之传统。魏、晋以权臣当国，取前代而代之，未取代以前，便于独握政权，故以录尚书事之名总揽国政。王肃说《尚书》“纳于大麓”，破麓为录，以附会当时篡夺之制。但重臣柄国，亦未尝不合古义。古虽六官并列，实以冢宰为总枢，此则明代所取法也。明兴仍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为省长官。洪武十三年正月，诛丞相胡惟庸，遂罢省。当未罢省时，六部为中书省隶属，丞相正一品，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其下乃为尚书正三品，侍郎正四品。罢省，乃升六部秩，尚书正二品，侍郎正三品。始犹设四辅官，位列公、侯、都督之次。未几，即罢。十五年置大学士，秩正五品，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政归六部，仿古六官之意，吏部为取人任官之官，责任尤重。二十八年，敕谕群臣：“国家罢丞相，设府都督部尚书院都御史寺列卿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不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当是时，以翰林、春坊看详诸司奏启，兼司平驳。是为千余年来政本之一大改革。御史台古与省对立，明初改台为都察院，与部并立，是为七卿。外官之制，明初下集庆时，承元之旧，亦设行中书省，自领江南行中书省，时在元至正十六年。至正十八年，克婺州，置中书分省，后复略定地方，即置行省，其官惟无丞相，自平章政事以下，略同中书省。洪武九年，改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行省俱为布政使司，凡行省原有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均罢，改参知政事为布政使。十五年，增置云南布政司。明全国区域为两直隶十三布政司。盖自永乐以后迁都北平，北平为北京，遂以北京所属府州县为北直隶。永乐十三年，又添设贵州布政司，遂成两直隶十三布政司，俗称两京十三省。初置司与六部均重，布政司人为尚书侍郎，副都御史每出为布政使。正统以后乃无之。
每布政司所辖，举世循元旧，犹称为省。省之长官，为都、布、按三司，都即都指挥使司，布即布政使司，按则按察使司也。元肃政廉访使，其初原称提刑按察司，各辖一道，各行省共分二十二道，皆隶于御史台，直隶内台者八道，称内道；隶江南行御史台者十道；隶陕西行御史台者四道。明初，下集庆时。置提刑按察司，以王习古、王德为金事。时盖设官而未设使。吴元年，置各道按察司，设按察使。十四年，置各道分司。十五年，又置天下府州县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中等五百三十一人为试金事，人按二县，凡官吏贤否，军民利病，皆得廉问纠举。今各府州县城多有察院旧址，或里巷以察院为名者。各处志书载额编留支钱粮，尚有察院门子等名色。十六年，尽罢试金事，设定副使及金事，多寡从其分道之数。二十九年，定分四十一道，此为后来分道之始。唐分天下为十道，乃最大之分区制，即为最高之外官。元廉访使亦分道，即按察使之职。明以道为按察分司，后又以布政使之参政、参议亦分道，遂均称道臣。清初尚因之，清中弃，直以道为监司，不属两司佐贰矣。而按察使为各省之长官，与都、布并称三司。
《志》第十一《食货》。
《食货志》为一代理财之政，国之命脉在是，前已言之。太祖时慎重用财，率天下以俭之道，略已见前。其后来之变迁荒谬，别见后各篇。
《志》第十二《河渠》。
河自北宋时由北决而南，为大患数百年。至元末，贾鲁始定汇淮人海，明初亦常有小决，为河患之常。太祖时未有大举。运河，以帝都在南，太祖时亦无所注意，惟以水利兴农，洪武中修凿之迹具详《志》文。最伟之举，在二十七年分遣国子生及人材遍诣天下，督修水利，已具前。
《志》第十三《兵》。《志》第十四《刑》。
以上两《志》，兵之精义已具前。太祖用刑颇酷，说亦见前。惟所刑皆官吏，而非虐民，斯为承大乱之后，得刑乱重典之意，虽非盛德事，而于国本无伤，亦且深有整饬之效也。
《志》第十五《艺文》。
此非制度，可不必人本讲义。但须知明《艺文志》，乃专载明一代之著述，其于前代典籍存佚，不敢断定。目录家于此《志》功用较微。
第四节 洪武年中诸大事
一、命相与废相
太祖自下集庆后，自领江南行省平章与元帅府元帅，时犹以一官自处。元至正二十四年，太祖为吴王，始定官制，仿元制设中书省，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官制尚左，改善长为左，达为右。达方连年统兵，平汉平吴取中原，实不与省务。洪武元年，改相国为丞相，直至四年，皆由善长独相。四年正月，善长致仕，以汪广洋为右丞相，徐达以左丞相仍统军，旋为大将军西征，广洋独相。至六年，左迁广东参政，而胡惟庸代之，惟庸独相。至十年九月转左，仍以汪广洋为右丞相。至十二年十二月，以御史中丞言刘基为惟庸毒死，帝问广洋，对曰：“无有。”帝怒其朋欺，贬广南，寻赐死。十三年正月，惟庸以谋反发觉，诛，遂罢中书省，定制不置丞相。明之有相，惟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四人任之，其理省事者实止善长、广洋、惟庸三人。善长自太祖略地滁阳时迎谒，与语大悦，留掌书记，俱攻滁州，既下，即任参谋，预机务，主馈饷。太祖威名日甚，诸将来归者，为太祖察其材，而布太祖款诚，并调护其龃龉。郭子兴中流言，疑太祖，欲夺善长自辅，善长固谢弗往。太祖师行所克，取郡邑，善长预书榜禁戢士卒，民不知兵。军机进退，赏罚章程，有所招纳，则为书词；自将征讨，则命居守。定榷盐、榷茶诸法，制钱法，开铁冶，定鱼税，饶益国用，而民不困。又裁定律令，奏定官制，帅礼官定朝野礼仪制度。又监修《元史》，编《祖训录》、《大明集礼》。祭祀、封建、爵赏，事无巨细，悉委善长，与儒臣谋议之，为功臣第一，比之萧何，为真宰相。富贵既极，帝稍厌其骄，以病致仕，恩礼尚隆，复以公主归其子。洪武十年，与李文忠并命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十三年，胡惟庸伏诛，善长以与相厚，他坐党死者众，而善长以功大，免，又十年，卒诛之。广洋依违无大建白。惟庸始以才当帝意，曲谨市宠，独相数年，大为奸利。徐达、刘基均以为言，会基病，帝遣惟庸以医往，遂以毒中之。与善长相结，以兄女妻其从子佑。善长耄年，竟以惟庸谋反牵染死，遂结千余年中书柄政之局。洪武间四大狱，连坐动至数万人，惟庸狱最早发，延十余年，其狱始竟，不可不稍详之。
洪武初，帝有厌李善长意，欲易相，《史·刘基传》：“初，太祖以事责丞相李善长，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顿首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及善长罢，帝欲相杨宪，《明通鉴考异》以此文为史有误，宪被诛在三年七月，善长罢相在四年正月，帝欲相宪，当在其前。谷氏《明纪事本末》以为刘基论相在二年十月。《基行状》叙帝责善长、基论相，皆在元、二年间。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愤辕也。’帝曰：‘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基曰：‘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后宪、广洋、惟庸皆败。”
《基传》又云：“明年，洪武四年赐归老于乡。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刚嫉恶，与物多忤。至是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见不得，微服为野人谒基，基方濯足，令从子引人茆舍，炊黍饭令。令告曰：‘某青田知县也。’基惊起，称民，谢去，终不复见。其韬迹如此，然究为惟庸所中。初，基言瓯、括间有隙地曰谈洋，南抵闽界，为盐盗薮，方氏所由乱，请设巡检司守之。奸民弗便也。会茗洋逃军反，吏匿不以闻，基令长子琏奏其事，不先白中书省，胡惟庸方以左丞掌省事，挟前憾，使吏讦基，谓谈洋有王气，基图为墓，民弗与，则请立巡检逐民。帝虽不罪基，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基惧人谢，乃留京不敢归。未几，惟庸相，基大戚曰：‘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忧愤疾作。八年三月，帝亲制文赐之，遣使护归，抵家疾笃，以天文书授子琏曰：‘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又谓次子璟曰：‘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联络，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子琏，字孟藻，有文行。洪武十年，授考功监丞，试监察御史，出为江西参政。太祖常欲大用之，为惟庸党所胁，堕井死。
按诚意之归隐韬迹，非饰为名高也，亦非矫情也，盖惧祸耳。《历朝诗集·刘诚意小传》云：“公负命世之才，丁胡元之季，沈沦下僚，筹策龃龉，哀时愤世，几欲草野自屏。然其在幕府，与石抹艰危其事，遇知已效驰驱，作为歌诗，魁垒顿挫，使读者偾张兴起，如欲奋臂出其间者。遭逢圣祖，佐命帷幄，列爵五等，蔚为宗臣，斯可谓得志大行矣。乃其为诗，悲穷叹老，咨嗟幽忧，昔年飞扬硉矹之气，澌然无有存者，岂古之大人志士，义心苦调，有非旗常竹肓可以测量其深浅者乎？呜呼，其可感也！”本此眼光读公遗著，可知大人志士，惟在乱世为有意气发舒，得志大行则皆忧危之日。其不知忧危者，必为胡惟庸、蓝玉之流；知忧危者，则公及汉之张良是也，而公犹且不尽免祸，读史诚可感矣。然以国家全体而论，当开创之后，而无检制元勋宿将之力，人人挟其马上之烈以自豪，权贵纵横，民生凋敞，其国亦不可久也。功臣遭戮，千古叹汉、明两祖之少恩，其实亦汉、明开国之功，所以能速就耳。公《史·本传》又言：“基虬髯，貌修伟，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