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灭_第52节

求郑成功告知准确师期，以便发起决战。

这信发出一个多月后，郑成功总算写了一封回信让一个名叫李景的信使带来，信中称自己已派部将随张名振北上江、浙，同时也答应遣水陆师入粤攻潮、惠二州，但对具体出师日期避而不谈。

郑成功的暧昧态度，让李定国大为不满。

心潮激荡的李定国忍不住抱病起床，奋笔疾书，写信斥责和催促郑成功。

这封信发出，直到八月，郑成功的使者才姗姗出现，带来的回信仍旧模棱两可、含糊其词。

李定国又急又气，只好强支病体，给郑成功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给郑成功全面分析战局态势，该信全文收录在杨英的《先王实录》中，大意为：

今年四月我已派遣使者取海道前往贵处请教兵机军务、战斗策略，并问候饮食起居，本以为该使者能在一月之内便回来。不意至今尚栖留在贵处未归。贵爵如今派办事员李景前来，我才知道这之前曾派出姓林的使者，可惜已不知下落。我驻师于高、凉二州，养精蓄锐，只等候贵爵回信，约定日期，便会辔长驱，与贵爵军队形成合击之形，必不让鞑子有一人一马北遁！七月中旬，我又接到皇上敕书，天语叮咛，殷切寄予收复广东大任。皇上的命令不能怠慢耽搁，我又岂敢迟迟不动身！于是调遣水陆二师，齐发于新兴、肇庆，托皇上之福，两师均旗开得胜。先是全歼虏兵于长洋，再败虏两广总督李率泰于肇庆。只不过尚可喜、耿继茂两虏恃海撄城，尚稽守鞑靼法令不肯出降。现在我已驻军于新会县，刻日将直捣羊城广州。逆虏以新会作为门户锁钥，积蓄粮草，往广州输援不绝。以我看来，只要将新会拿下，则广州省城可不战而下，所以合全军于新会城下。敌人望风屏息，知道陆战难与我争雄，却倚仗舸舰堵我舟师。如果得不到贵爵水师支援，难收捷报。殷殷思慕，期盼切切。现在抗虏、降虏的广东水师官兵无不暗中与我联系，但大局未定之前，多在观望。贵爵难道不想想，自从羊城陷于敌手，您虽频频用兵，却不千里勤王，纵有百战之功也何足挂齿！贵爵只有向军队宣扬这个观点，以激励各部，则三军上下，都知道报国大恩尽在今年，而不会抱怨我功罪不分。至于虏人所能动用的援兵，你我应该都知其大概，遍数虏人举国精兵，再无尼堪之强且精者，而以尼堪之强之精，也已毙命，还有何可惧？虏人但有援兵发来，你我也应尽缚以报圣上。楚、豫之间，虏人侦使频繁，大概是因为广东战事不紧，闽、浙、直争传张名振侯爵沿江进取之事。其实，沿江进取之事可以先缓一缓，今年的广东之举，才是时之所急，事关全局，名高于易收，掌兵者岂能坐失此良机？办事员李景称：贵爵准备从潮、惠动身，则应当以初冬为期，水师必须以尽快到达新会为限。以上所说，均希望贵爵悉数放在心上，足仞至诚，云台虚左，我将厚望寄托在您身上了。

在信中，李定国明确指出，只要攻克广东，则全局皆活，福建、浙江、南直隶（指江苏、安徽）不难平定，大明稳固了江南，中兴不远。同时，李定国还直截了当地批评郑成功的自诩之功绩其实对复明大业无足轻重。

这封信发出后，李定国还是不放心，又补写了一篇短笺，内容为：“圣上处境艰危，非语言可以描述，圣上写给我的敕文中满是凄怆悲凉的字眼，我读了犹如万箭穿心。从五月到现在，我一心等待贵爵的答复。贵爵若真的不能来，请明确见示，好让我另外安排舟师，另图进取机会。切勿犹犹豫豫、摇摆不定，致使大事被耽搁。要知道，十月十五日以后，属于我们的战机已经彻底丧失了。”

尽管李定国在这篇短笺中已着重强调：“十月望后恐无济于机宜矣”，但郑成功还是有意无意地拖过了李定国信中指定的十月望前（十五日以前）师期，到十月十九日才遣师南下。当然，郑成功本人并未亲自出马，而是“委左军辅明侯林察为水陆总督，提调军中一切机宜；委右军闽安侯周瑞为水师统领”，率兵数万、战舰百只，“克日南征”。

这分明是一种虚与委蛇的态度，其不愿与李定国合兵、只沉溺于自踞一方的不臣之心也就暴露无遗了。

时间不等人，郑成功既然这样敷衍了事，那么，就来看尚可喜等人的表现了。

74 新会惨败

新会战役从六月开始一直打到九月，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李定国的病一直没好，而郑成功又推诿不来，尚可喜也就没什么好客气的了，他看出新会的得失直接关系着省会广州的安全，自五月间先后派参将由云龙、右翼总兵吴进忠等人率部入城协助防守。

九月，尚可喜、耿继茂还亲自带兵前往江门，加强广州南面和西面的防务。

而明军方面指挥作战的只是李定国的部将吴子圣。

李定国数万大军顿兵在新会城之下，屡攻不下，士气渐沮，军心开始出现懈怠。

甚至，军中瘟疫盛行，士气颓萎，病死枕藉，李定国已有退意。

此外，还有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孙子兵法·作战篇》中说：“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李定国这样劳师远征，久战不下，财困民穷，已犯了兵家大忌，这仗再打下去，只能把明军拖入一个战争的泥潭，且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事的推进，清廷方面也不会坐视不理，满洲援军将会自北而来，李定国取胜的机会也就更加渺茫了。

十月初，李定国的病情稍有起色，他感到时不我待，决定孤注一掷，亲统大军猛攻新会——行不行就看这一把了！

十月初三日，李定国抵达新会，掘地道攻、发大炮轰、伐木填濠、用云梯攀城，各式各样攻城手段都用上来，但，欲速则不达，李定国攻得越急，守城清军必死之心越强烈，负隅顽抗，死守城池不失。

新会被围日久，城内粮食早已告罄，在李定国的急攻之下，城中清军兽性大作，大肆屠杀居民为食。

《新会县志》记载：“盖自被围半载，饥死者半，杀食者半，子女被掠者半。天降丧乱，未有如是之惨者也。”

十一月初十日，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再次统兵入援新会。

十二月十四日，清廷发来的靖南将军朱马喇等率满、汉兵也赶到了新会。

入援的清军会兵一处，结起连珠硬寨，共同发力，向李定国军发起总攻。

战事异常激烈，双方反复拉锯，一直持续了四天三夜，呈白热化状态。

到了十八日，李定国军的粮草补给出现了问题，终于不支，全线溃败。

清军乘胜追击，李定国军自高州退入广西，此前所收复的广东州县和部分广西地方再次沦入清方之手。

第二次广东战役与第一次广东战役不同，第一次肇庆之战时间较短，退兵时是审时度势后的主动后撤，兵力损失不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一次新会之战旷日持久，兵力、财力、辎重、粮草，耗费巨大，退走时乃是被动的战败而走，被清军在后追击掩杀，死伤无数。

所以，经此一役，不但李定国精心筹划的恢复广东、进取江南战略完全失败，他的兵力也损失殆尽，短期内再也无力组织起重大战役，南明复兴的希望就此破灭。

郑成功所派出的援师虽然一路磨磨蹭蹭，但诚如郑成功在信中所说“兹届孟冬，北风飙起”，正值顺风，无论这支援军是如何地刻意拖沓延迟，老天爷还是在十二月初把他们送到了距离虎门南面二百余里处的佛堂门外。

林察虽然侦知李定国正在新会与清军激战，但他还是按兵不动，在佛门堂逗留不前。

这一逗留，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月两月，竟然逗留到李定国大军战败西撤后的第二年（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五月，这才拍拍屁股，施施然返回厦门。

无论是明方还是清方，从留下的档案和记载来看，在李定国发起第二次广东战役期间，郑成功虽然派出了军队，却没有参战意图。

其实，郑成功寄希望于能与清廷达成“比于高丽”和谈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清廷始终只同意许他高爵厚禄，决不答应给他以相对的独立性。

而在和谈破裂时，郑成功也在给父亲郑芝龙的信里尽吐真言：“清朝若能信儿言，则为清人，屈于吾父为孝；若不能信儿言，则为明臣，尽于吾君为忠。”

显而易见，他的内心想法是：明、清两方谁能让他割地自雄，他就奉谁正朔。

他也曾经给跟随郑芝龙一起投清的二弟郑世忠写过一封信，信中明确表示：“夫虎豹生于深山，百物惧焉；一入槛阱之中，摇尾而乞怜者，自知其不足以制之也。夫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悠悠乎宇宙之间，任其纵横而所之者，超超然脱乎世俗之外者也。兄名闻华夷久矣，用兵老矣，岂有舍凤凰而就虎豹者哉？惟吾弟善事父母，厥尽孝道，从此之后，勿以兄为念。噫，汉有子瑜而有孔明，楚有伍尚而有子胥，兄弟之间，各行其志，各尽其职焉。”

他说了，他的理想是做一个“纵横而所之”的“凤凰”，绝不能成为“槛阱之中”的虎豹。

所以，他所说的明臣，只能“遥奉”，不能“受制于人”。

不过，随着清廷在北京龙庭坐稳，北方统治日趋巩固，郑成功坐地要价的资本就越来越少，在内陆，他将难有立足之地。

这，就是他的战略眼光远不如李定国的表现。

事实上，就这时明清双方的局势而言，李定国用兵广东，如若广东可得，则可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南明尚有翻盘之机，此机一失，南明的灭亡已经成为注定。

诚如时人钱谦益所说：“人之当局如弈棋然，楸枰小技，可以喻大。”

关键一着走错，全盘皆输。

当然，也有很多的所谓历史学家喜欢用所谓的历史进化观来分析明亡清兴的原因，他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明朝政府是一个陈旧、腐朽、没落的政权，其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新兴的满清政府来自关外，生机勃勃、富于朝气，其代替明朝政府是历史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实，此言大谬！

对满清政府而言，它是建立在原始社会基础上的奴隶社会国家，的确有其富于朝气的一面，只是，和明朝相比，根本看不出其有何先进性可言，文化方面就不用说了，满洲文字的创建，也是满清建国以后的事。生产关系嘛，也就是奴隶和奴隶主关系，生产方式主要是渔猎、放牧，努尔哈赤侵占辽东后，也奴役原属于明朝的广大辽东百姓耕种，另外，抢掠也是其创收入必不可少手段，因为，即使诸如锅碗瓢盆一类生活用品需要成熟的手工业来完成，这可是女真人无法胜任的。

虽然，在满清的统治下，后来也出现了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但其代替明朝，仍然属于落后文明代替了先进文明，这个过程是历史的一次大倒退。

由此可见，尽管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但发展过程不可能都一帆风顺，其间也会出现逆转和曲折。

蒙元、满清的胜利，靠的不是先进的文化，而是野蛮的杀戮和残酷的征服，他们的统治，都是建立在大幅度破坏全国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的。

满清军队在征服、侵吞中国的过程中，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屠杀活动，比较典型的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广州大屠杀、江阴八十一日、四川大屠杀等。

此外，济南之屠、大同之屠（仅存五人）、浑源之屠、汾州之屠、太谷之屠、泌州之屠、泽州之屠、朔州之屠、南京之屠、苏州之屠、无锡之屠、昆山之屠、常熟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金华之屠、舟山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沙镇之屠、湘潭之屠、同安之屠、沅江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等也无不是惨绝人寰的屠杀。

这种大规模的屠杀大约持续了半个世纪，直到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才逐渐平息。

清世祖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满清官方最初统计的全国人口为一千零六十三万三千三百二十六人（《清世祖实录》卷61），也即约一千零六十三万人。这个数字与明光宗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全国官方统计中国人口五千一百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五十九人（《明熹宗实录》卷4），也即约五千一百六十五万人相比，少了四千一百多万人。

也就是说，在明亡清兴的短短几十年内，全中国人口迅速锐减了几千万人。

当然，这人口的锐减除了跟上述的大屠杀有关外，也和明末各种天灾人祸，如旱灾、蝗灾、战乱、流民军肆意杀戮等有关，但不可否认，屠杀绝对是导致人口减少的罪魁祸首。

清初学者唐甄在康熙四十年就悲怆无限地记载：“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这真是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

诚如前文所述，满清女真人原本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其参与到国家的重新统一战争中，这一点本无可非议，只是，过程实在太为惨烈了。

客观地说，如果我们以既定结果去评定事物的发展，用大历史观的眼光来看待问题，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政治体系在明末遭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