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灭_第44节

之方”等等。

当然，这还不是姜瓖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姜瓖军之所以失败，在于它只是一支孤军，得不到永历政府的有力策应，最终和金声桓、王得仁军一样，被清廷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予以绞杀。

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九月初二日，多尔衮进入大同，谕令除六百余主动投降的官兵及官兵家属外，其余官吏兵民，尽行诛之。并下令将大同城垣自垛撤去五尺，以防后患。

可以说，正是因为姜瓖军在北方的一系列杀伐，使广西、湖南的清朝满汉主力大军不得不匆匆北撤。

这些清朝满汉主力大军的北撤，就给永历政府提供了收复广西、湖南等地的机会。

事实上，姜瓖军尚未败亡，永历政权就已成功地收复广西全州。

从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十月到十一月两个月，明军又攻克了永兴、耒阳、武冈、新宁、城步、靖州等地。

兵力单薄的清军无力反击，明清双方暂时陷入相持阶段。

如果说，永历政府能抓紧这段难得的时间扩大队伍、积蓄力量，明清双方的最后走势尚未可知。

因为，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一支强大的生力军主动投入了永历政府。

这支生力军的名字叫作：大西军。

62 大西军入主云贵

崇祯年间，由于天灾人祸，乱民四起，海内鼎沸，各地农民起义军高达数百支。而这些起义军在与大明政府斗争及相互间的搏杀过后，最终胜出的两大势力就是李自成的大顺军和张献忠的大西军。

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在襄阳建号称王；同年，张献忠也据武昌建政称大西王。

张献忠改武昌为天授府，改江夏为上江县，设六部和五军都督府，开科取士，招揽人才，委派地方官吏，小朝廷建得有模有样。

李自成对张献忠的做派极其不满，派人吓唬说：“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死，行及汝矣。”

李自成兵强、张献忠兵弱，且明将左良玉的大军正在和张献忠交战，张献忠自知无法与李自成抗衡，于是弃武昌南下。

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九月至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初，张献忠二十万大军攻岳州、取长沙、陷衡州、克永州、下袁州、袭吉安，连占吉水、永新、安福、泰和等县，迅速控制了湖南全部及湖北南部，广东、广西北部的广大地区。

同期，李自成挥师东出，直取北京，大有取代明室之势。

为了避免与李自成在中原相逐，张献忠有多远走多远，移师四川。

进军四川的过程中，除了在夔州万县因大雨长江水涨，停留了较长时间外，接下来全程都顺风顺水。

大军连克梁山、忠州、涪州、泸州，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六月二十日占领川北重镇重庆。

万历帝的第四子瑞王朱常浩就是这时候被张献忠处死的。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七月初四日，张献忠兵分三路向四川首府成都挺进，八月初九日攻克成都。

张献忠进入成都，分兵四出，短短两个月，就控制了四川大部地区。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设置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文武官员，四个养子全部封王，其中孙可望为平东王，刘文秀为抚南王，李定国为安西王，艾能奇为定北王。

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南明弘光政权灭亡。十一月，清朝采用剿抚兼施的策略，一面以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进剿四川，一面派人下诏诱降张献忠，劝说他归顺清朝。诏书说：“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事”，对张献忠曾经的造反行为表示谅解，称“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最后，又语含威胁地说“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

张献忠一概置之不理。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清朝改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和吴三桂等统率满汉大军，全力向四川扑来。

为了北上陕西抗击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

行动前，他将自己的妻妾儿女一股脑杀尽，甚至连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幼子也不放过。

张献忠性情残暴，以杀人为乐，他身边的人见惯不怪，可这次杀妻斩子，也真大出众人意料。

然张献忠却有自己的一番说辞，他对孙可望说：“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汝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

这年七月，张献忠将四十万大军分成四部，由孙可望等四名养子分别率领，浩浩荡荡，直向陕西进发。

十一月底，在西充凤凰山，张献忠与清军隔太阳溪相遇，中箭身亡。

张献忠的死和李自成一样，都是因为脱离了大部队而遭遇了意外。

但与李自成死后大顺军的分裂不同，张献忠虽死，因为在死前已明确地指定了事业的继承者——孙可望，所以，在他死后，大西军仍然是一支完整的狼虎之师。

孙可望，本名可旺，小名旺儿，陕西米脂人，世代务农，是个标准的农家子弟。

孙可望自少英俊，会来事儿，机变百出，投身到张献忠军中，善解人意，很得张献忠喜爱，不久收为养子。

孙可望之外，张献忠还收有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三养子，但因孙可望年纪稍长，且略识诗书，故位在其余三人之上，军中咸以“大哥”相称。

孙可望治军严谨，遇事镇定，即使骤逢强敌，仍能率部坚立不动，敌畏称之为“一堵墙”。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张献忠兵袭南阳，负重伤，几欲死，是孙可望死护突围，这才从将张献忠从鬼门关上拽了回来。

所以，孙可望既是张献忠的养子，也是张献忠的再生父母。没有孙可望，张献忠做不成大西政权的事业。

敢战之外，孙可望的口才还特别棒。

张献忠全军被困于谷城，眼看就要坐以待毙。孙可望挺身而出，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和官军周旋，最后成功地实施了诈降计，为大西军的咸鱼翻身奠定了基础。

综上种种，他被张献忠指定为事业接班人。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称帝，置平东、安西、抚南、定北四将军，于蜀王府内，建东、西两王府，孙可望得封为平东将军，居东王府，人称“东府”，地位仅在张献忠之下。

张献忠命毙西充，清军随后紧迫，大西军群龙无首，所幸孙可望勇挑重担，颁谕说：“皇上（指张献忠）汗马血战二十余年，抚有西土，皆赖众将戮力同心所致。皇上方欲驰骋燕、赵，还定三秦，为天下除残去暴，开万世不拔之基，不意创业未半，中道崩殂。诚此危难存亡之秋，尔等各营大小将领务必同心协力，克成大事。”

谕令一下，欢声满营，众人都自动自觉遵守孙可望的约束，军心如一，队形不散。

于是，孙可望与安西将军李定国、抚南将军刘文秀、定北将军艾能奇，率大军由顺庆南下，强渡长江天堑，克重庆，下綦江，进入黔北。

随后，取遵义，渡乌江，占贵阳，下定番、永宁，黔西诸郡均望风瓦解。

与解体后四处飘荡的大顺军余部不同，大西军以贵州为基地，休整士马，稳扎稳打，发展自己的势力。

不过，贵州地瘠民穷，部队的发展并不十分理想。

恰巧，云南阿迷州土司沙定洲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叛乱，逐走了明朝黔国公沐天波，称霸一方。

沐天波的副将龙在田在张献忠谷城诈降时与孙可望相识，听说孙可望屯兵贵州，便派人前来求救，说：“如果将军能打着替沐天波伸张大义的旗号来讨伐沙定洲，则云南全省可一举而定。”

云南比贵州富庶得多了。

孙可望大喜过望，伪称沐天波妻弟所借之兵，打着为黔国公复仇的旗号疾趋云南。

这支大西军从北打到南，又从南打到北，可谓身经百战，沙定洲手下蛮兵岂能与之相比？而且，沐家世代为云南管理者，沙定洲发动这场叛乱打破了云南两百年来的安宁，很不得民心，孙可望等人此来，乃是以正义讨伐邪恶，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沿路长驱而来，毫无障碍，一个月不到，就抵达昆明。

大军进入昆明之日，城门不闭，各民人户俱设香案迎接。

昆明诸生金公趾建议孙可望说：“大明开国三百年以来，云南和贵州的土司一直受沐氏一家管理，只要沐家有征调他们的需要，早上发出命令下午就能到达，将军应该及早迎黔国公沐英回昆明并和他一同管理云南，这是上上之策。”

张献忠死前也曾叮嘱孙可望，说：“我死，尔即归明，不可为不义。”所以，对金公趾的建议，孙可望并无异议，派人迎还沐天波，相约“共扶明后，恢复江山”。

沐天波、明云南副使杨畏知等人与孙可望达成以下妥协：

一、不用大西年号；二、不妄杀人；三、不焚庐舍、淫妇女。

其后，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领兵四出平乱，仅仅一年，除普洱、东川外，云南十八府悉皆平定。

平定了云南，大西军兵力亦随之大量扩充，拥兵三十余万。

有此兵威，孙可望又发兵守四川之大渡河，贵州之镇远，中路之雪山关……总之，凡可以入滇之路，悉扼守之。

四将军据有了云南，旋即同时称王，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孙可望以大哥的身份充当“盟主”，主持军政重务。

孙可望在发展经济上很有一套，他招抚百姓回家务业，友情提供耕牛、种子；改革税制，实行“条编半征”制，免租减税；设官管理矿务、盐政，鼓励百姓开采金银铜铁等矿，在省城及下关，设炉铸“兴朝通宝”钱币；在吏治方面，重廉吏，除贪酷，不时差人易服色，暗察访等等。

63 封王之议（一）

因为孙可望的励精图治，云南出现了明末以来多年不见的升平景象，原先许多心怀敌意的士绅不得不为之折服，称之为有“熙皞之风”。

再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积聚，云南兵精粮足，实力强盛。

不久，艾能奇在征东川府途中中毒箭身死；但李定国提师耳革竜，斩杀了沙定洲。

云南内乱彻底平定，该是为大明王朝做些什么的时候了。

李定国也意气风发地向孙可望提出要举滇、黔、蜀三省之地归就明室，诚心辅佐，恢复旧京，荡清海内。

而孙可望虽然是大西军的第一当家，却远不能和当年张献忠的绝对权威相比，他的地位，基本是和李定国、刘文选等人同等的。为了名正言顺地高出李定国等人一头，孙可望也想在这个时候归附永历政府，通过永历政府的封赏，位列刘文秀、李定国两人之上，即可以对他们两人形成节制。

于是，孙可望就找来杨畏知、沐天波相商，明白表示说：“我等近年来以云南一隅之地，兵精粮足，欲图大举，以复中原。”

永历三年（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四月，孙可望派杨畏知为正使，户部龚彝为副使，携带他本人书信一封，另备南金二十两、琥珀四块、名马四匹，前往广东肇庆，同永历朝廷联络，要求“联合恢剿”，并予自己秦王封号。

当年，明太祖混同宇内、一统四海，为了巩固大明基业，将除太子外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分封在各地为王，被封为秦王的是二儿子朱樉，就藩于西安，负责镇守陕西。彼时，秦王在诸位藩王中年龄最长，兵权最重，又担负着拱卫西北边疆的重任，使得秦藩国被称为“天下第一藩”。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李自成兵入关中，攻陷西安，俘获了第十三代秦王朱存枢，建藩西安长达二百七十三年的秦王藩国灭亡。

孙可望贪秦王为众藩之中的第一王，因此特意请封为秦王，他在书信中写：“先秦王荡平中土，扫除贪官污吏。十年以来，未尝忘忠君爱国之心。不谓李自成犯顺，玉步旋移。孤守滇南，恪遵先志。合移知照，王绳父爵，国继先秦。乞敕重臣会观诏书谨封。己丑年正月十五日孙可望拜书。”

何腾蛟、姜瓖、金声桓、李成栋的相继败亡，永历朝廷无论是兵力、财政都遇上了危机，成望也跌到了谷底，这时候孙可望等人主动结好，那绝对是雪中送炭。

目下，所有抗清军队中，孙可望所领大西军实力最强，而他管辖下的云南为当前国内经济最繁荣稳定的地区，正足以充当抗清大基地。

孙可望之所以毫无心理障碍地向永历政府请封秦王，其信心也是建立在这基础上的。

可是，他的申请却在永历朝廷内引发了一阵阵铺天盖地的反对声。

而且，反对他的，都是当政要人。

这些要人之所以反对，主要是从各自的私心出发。

比如说，依附李成栋之子李元胤的金堡、袁彭年等人，他们不为别的，就是担心大西军的到来会削弱自己把持朝政的局面。

袁彭年、金堡等人一个个狂骂叫嚣不止，说：“孙可望是出了名的大贼头，不可以封王。杨畏知这是在为贼人服务，请将之处死！”

为了加强说服力，金堡还援引祖制没有异姓封王的先例，连续七次上疏，力争不可。

割据贵阳和遵义一带的镇将则担心大西军出滇抗清会侵占自己的地盘，也纷纷上疏说：“可望名虽向正，事非革心，朝廷毋为所愚。”

忠贞营的李赤心、高必正等人也提出反对。

他们说，封爵乃是朝廷视功而定，怎么能主动索求呢？

这时的忠贞营驻扎在南宁。

当日，李赤心、高必正等人率军南撤，从临武、兰山、江华、永明（今湖南江永县）经广东星子（属连县）、阳山，退入广西贺县、怀集（今属广东）、开建、封川（今广东封开县），原本是想在梧州歇兵的。但当忠贞营的船只才到达梧州，南明总兵叶承恩、兵备道刘嗣宽、梧州知府东玉仍用过去的眼光看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