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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还克复了南京，则功业在人家那里，谁还能与他们相争？到那时再讨论要不要迎诏尚未为晚。”
张国维还在朝堂上当着众人的面侃侃而谈，说：“继承大统的人，在和平时期所看重的不是是否为嫡出长子，而在这纷争世乱谁先建功。唐殿下如果是提兵北伐，那我张国维愿意执戟为前驱。唐殿下如果是想关起门来做天子，并以官爵来瓦解浙东兵将抗击鞑子兵的军心，那么，恢复将遥遥无期，中兴不知要待何年何日！这样的人，绝对是太祖高皇帝的罪人，张国维不敢奉诏。”
一番高论说完，张国维又掉头对隆武帝派来的使臣说：“张国维现在只以在长江沿岸收集文武人才、训练军队修缮军事器械为第一急务，不知唐殿下所封张国维东阁大学士为何官，你可以将我这句话一字不改地向唐殿下报告。”
毫无疑问，鲁王的立场是站在张国维等人一边的。
以血统论，他觉得，自己和唐藩都是一样的，凭什么你唐藩可以登帝位我却不可以？虽说唐藩称监国的时间比我略早，可是，我们和清军作战的时候，你们唐藩的军队哪去了？你们唐藩的军队从杭州一路奔命，什么也顾不上，这也就算了。可是，到了福州，都登位称帝了，都过了几个月了，也没看到你们发一兵一卒跟敌人见仗，我们这边呢？我们在浙江第一线和敌人流血流汗、拼生拼死！
鲁王以退为进，先宣布退位归藩，在张国维、熊汝霖等人的坚持下，便很快向隆武帝的使者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说：“唐、鲁都是朱姓同宗，没有亲疏之别；义兵同举，无分先后，谁先成功谁即称帝。”
张国维还拔剑威胁钱肃乐等人道：“从今以后，有谁再敢以‘和气’二字替福建说话的，就先请他尝尝我张国维宝剑的滋味。”又说：“今日就算是请太祖高皇帝来坐评此事，唐鲁之间的距离，可不只在八尺和一丈之间！”
隆武帝虽然饱受牢狱之灾，但人情世故也并非一窍不通，知道单单空口白牙地许个诺就让人家归入隆武朝籍的难度太大，决定上点硬货——一六四六年正月，隆武帝命都御史陆清源携带白银十万两前往浙东犒师。
并再一次以手敕强调说：“朕无子，王为皇太侄，朕有天下，终至于王。同心戮力，共拜孝陵。”
然而，已经铁了心闹独立的鲁监国部将却将陆清源杀害了。
这、这……
隆武帝当场给气翻了。
好，好你个朱以海，给脸不要脸是不是？你无情，休怪我无义！
隆武帝勃然大怒，扬言报复。
鲁王迅速做出反应，命令张国维抽调义师，由自己亲率前往浙闽边界进行防御，另委余煌为兵部尚书，接替张国维，总督江上之师，准备和隆武政权拼个你死我活。
鲁监国军队中，有人高喊着“凭江数十万众，何难回戈相向”的口号。
唐鲁两大政权的这种敌对姿态无疑分散和削弱了江上的军事力量，动摇了军心，为江上溃败埋下了祸根。
当然，唐鲁之间的战争一时半会儿还打不起来。
隆武帝另外想了个狠的，即绕过鲁王，直接给鲁监国政权内的文官武将晋官封爵。
真别说，这一招，就把很多将鲁监国政权的官员招揽入了福建。
鲁王觉察了，针锋相对，也派人来大挖隆武政权的墙脚。并且，把这墙脚挖到了隆武政权军界第一号人物郑芝龙的身上。
隆武帝闻讯大怒，将鲁王派来策反郑芝龙的裘兆锦、林必达等人囚禁。
鲁监国上书索人，在书中对隆武帝只称皇叔父，不称陛下。
隆武帝同样把前来送信的陈谦关了起来。
御史钱邦芭密奏道：“陈谦是鲁王的心腹，郑芝龙的至交，今日如果不将他除去，以后一定会对我不利。”
于是，隆武派人将陈谦斩首。
从此，鲁监国与隆武帝彻底进入了敌对状态。
鲁监国为了把正统的地位争取过来，立志建功在隆武之前。
他除了沿钱塘江布防外，憋足了气，准备收复杭州、再收复南京、祭拜孝陵，在海内树立自己的威望。
一六四五年八月，鲁监国向杭州组织了一次颇具声势的进攻，惜乎未能得手。
一次不行，再来！
十一月，鲁监国晋封方国安为越国公、王之仁为兴国公，并且筑坛拜方国安为大将，节制诸军，准备再攻杭州。
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鲁监国本人亲自到钱塘江边西兴犒军，每名士兵赏银二钱，“责限过江，攻取杭城”。
其实，鲁监国此举是很不现实的，要知道，他所能倚仗的不过方国安和王之仁两支军队，粮饷来源仅取于浙东一隅之地，未免势单力弱，难以为继。
鲁监国也意识到自己力量孤弱的缺点，为了扩充队伍，不惜以高官厚爵收买支持者，一时间，朝廷鱼龙混杂，官职紊滥。
在这种并不切合实际政策的支撑下，鲁监国再次集结起了一支号称二十万人的军队。
也许是刻意对外界显示出自己的从容镇定、胸有成竹，又也许是宗室王爷的纨绔气味太浓，积习难改，在这样一场大战之前，鲁监国居然在前线营地上调弄声色，欣赏歌舞。
为此，李寄有《西施山戏占》诗戏谑云：
鲁国君臣燕雀娱，共言尝胆事全无。
越王自爱看歌舞，不信西施肯献吴。
塘江为边界。守江诸将日夜置酒唱戏，歌声响彻百余里。当是时，余固知其必败矣。
战斗的结果还真被李寄这张乌鸦嘴言中了。
二攻杭州，鲁监国军铩羽而归。
此战，守城的清军分三路出击，俘获明军副将十一人，参将、游击、守备四十八人，斩杀及俘获士兵无数。
经过这次惨败，鲁监国迅速蔫了，军事战略从进攻转入了防御。
其实，鲁监国除了在生活作风上腐败之外，还存在很多问题。
比如说，在用人行政上，他唯人是用，无论是谁，只要肯跟着我朱以海干，我朱以海就不会亏待你，一定重用。
这么一来，鲁监国政府的行政班子极其庞大，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下。
比如，鲁监国的妻兄张国俊，活脱脱一个市侩小人，因为当众表了忠心，得到了重用。但此人每天只知在朝中结党营私、争权纳贿，扰乱朝政。
甚至，曾经有降清污点，却被裹挟进了鲁监国队伍的奸人谢三宾，自从和张国俊搞好了关系，得到了张国俊的援引，也出任了鲁监国政权的大学士。
张岱为此摇头评价说：求贤若渴，纳谏如流，是帝王美德。但我们的鲁王在求贤和纳谏两项上，又做得太过了。鲁王每见一人，便倚为心膂；每闻一言，便信若蓍龟，实意虚心，全部允诺重用。但转眼，又不是这样的。见了第二个人就把第一个人弃若敝屣，听了第二句话就把第一句话视为冰炭。如此这般，虽招揽来许多人，但这许多人都能自始至终受到重用的。可叹归附朝廷的人虽多，鲁王也不过孤寡一人，樯橹一动，便散若浮萍；鲁王的朝廷，就是一张无柁之舟，随风漂荡，归属不定，怎么可以与之共图大事啊！
另外，在军事建设上，鲁监国又分不出主次，做出了许多本末倒置、大伤民心的事。
原本，鲁监国这个草头班子是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这些人发动民众搭起来的，鲁监国就应该把这些人当作元老级的功臣来看待，把他们的军队当成可以依赖的主要力量。可是，方国安、王之仁等人来了，鲁监国觉得方国安、王之仁两人的队伍是正规军，就反客为主，以方国安、王之仁等人为主，而以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等人为客，把这两支队伍划分为“正兵”和“义兵”，“正兵”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由财政发工资；“义兵”嘛，自力更生，自筹粮饷。
试想想，鲁监国政权仅据有浙东一地，田赋已被“正兵”搜刮一空，“义兵”又能到哪儿筹集到粮饷？浙东各处义师因为粮饷断绝，大多散去。
而“正兵”和“义兵”加在一起向百姓索饷，百姓负担沉重，苦不堪言，怨声四起。
鲁监国政权由此大失民心，前景堪忧。
36 举止失措隆武帝
鲁监国政权不行，就看看隆武政权这边的情况。
先说说隆武帝的人品。
隆武帝德行端正，颇有人君之风。
首先，隆武帝无声色犬马之好，唯喜读书。
黄道周就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称赞说：当今皇上不饮酒，精通吏事，洞达古今，料来汉高祖、光武帝也不过如此。
《思文大纪》里也有记录，说隆武帝登位后，自奉甚俭，专门下谕旨要求：“行宫中不许备办金银玉各器皿，止用磁、瓦、铜、锡等件，并不许用锦绣、洒线、绒花、帐幔、被褥，只用寻常布帛。件件俱从减省，成孤恬淡爱民至意，违者即以不忠不敬治罪。”
在隆武朝廷任职的钱秉镫有感于隆武帝安贫若素，天天只穿一身土黄色的粗布长袍，作《宫词》六首以咏其事。诗前短序特别注明：宫中蔬布辛勤如一日。
其一云：
内使承恩新置机，诏传大布织龙衣。
六宫罗绮无人着，敕与无戎绣将旗。
其四云：
旌旗十万护乘舆，二圣军中共起居。
长信宫人骑马出，从龙只有五车书。
除吃穿用度节俭朴素之外，难得的是，隆武帝还勤政用功，日夜操劳国事，并能总结崇祯、弘光两朝的前车之鉴，以消除党争为第一要务，亲自撰写了“缙绅”、“戎政”、“儒林”等三篇《便览》，痛斥党争之祸，提出“用舍公明”的方针。他在《便览》中说：“盖国家之治，必文武和于上，始民兵和于下。不然，立败之道也。”力求在用人取舍上摒弃门户之见，不咎既往，量才录用。
隆武帝还非常重视吏治，对贪污腐败行为深恶痛绝、三令五申，警告贪污人员：“小贪必杖，大贪必杀。”
邵武通判陈主谟、古田知县吴士燿、汀州知府王国冕等贪污成性的官员撞在隆武反腐枪口上，全被革职拿问。
而在对待苦难百姓，隆武帝又表现得悲天悯人，宽容大度。
许多明朝地方官员一度以“留发”还是“剃头”来区分百姓的心是“向明”还是“向清”，对于剃了头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格杀勿论。
隆武知道了此事，痛心疾首，下诏说“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严禁明朝兵将滥施屠戮。
此诏一出，大得人心，每日欢呼来归者不下千百人。
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隆武帝在对待农民起义军的态度上，显示出了中兴明君应有的气量和胆魄。
他一改弘光朝的“平寇”战略，而将“御虏”放在了首位。
甚至，他还开始考虑和农民军联合起来以御虏。
这一观念的转变，使得南明政权得到了更多人的帮助，从而更有利于抗清事业的发展。
抗清斗争中，隆武帝也不像弘光帝那样对清廷抱有幻想，他的反清态度勇敢、坚决、绝不妥协、绝不屈服。
即位之初，他就把清朝派来招降的使者马得厂诛杀，敕谕文武臣民道：“朕痛念祖陵被侵凌，痛惜百姓遭涂炭。鞑子玷污我宗庙，残害我子民，淫、掠、剃头，百姓如在水火之中。朕今日诛杀清廷使者、表彰忠臣烈士之外，誓择于八月十八日午时，朕亲自统御御营中军平彝侯郑芝龙、御营左先锋定清侯郑鸿逵，统率六师，御驾亲征！”
然而，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位本来可以有更大作为的帝王，并没能亲率六师直闯疆场，与满清入侵者进行生死搏杀。
比如说，上面所提谕旨中定于八月十八日的亲征之举就没能如期举行。
不能举行的原因很简单：隆武帝手里没有军队。
说起来惭愧，虽然福建、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几个全省及浙东、赣南部分地区都尊奉隆武为正统，但毕竟隆武帝在一年之前还只是凤阳高墙内的一名犯人，没有任何政治班底，甚至连朋友也没有一个，能登上帝位，完全是郑鸿逵兄弟的功劳。
而根据郑鸿逵弃守长江而奔福州的表现来看，郑鸿逵又并不是可以依靠的人。
实际上，郑鸿逵之所以乐于拥戴隆武帝登位，主要还是想借皇帝这块牌子来壮大自己，从中捞取更大的好处。
当初隆武帝在衢州出任监国，黄道周便建议将行在应设于衢州，以便号召浙东、浙西、江西、福建等地的抗清势力，极力反对入闽。
黄老爷子一口咬定，入闽是一种“偷安”行为，可耻！其实，所谓“偷安”，只是黄道周摆在桌面上的委婉说法。黄道周早看出了郑鸿逵的那点私心。他深感单一个郑鸿逵已难以控制，而郑鸿逵的长兄郑芝龙更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想那郑芝龙经营福建多年，福建已成了郑氏家族的私人地盘，贸然入闽，很可能是羊入虎口，受制于人。
事实证明，黄道周的判断是准确的。
因为用不着入福建，在衢州，郑鸿逵就已经威福自操了。
枪杆子里出政权。
谁的手里有枪，谁就是老大。
郑鸿逵有枪有军队，他想停留在衢州就停留在衢州，想入福州就入福州，是用不着经过隆武帝同意的，更用不着征求黄道周的意见。他的大胳膊一挥：“走！入福州！”隆武帝一行就得乖乖入福州，不容置辩。
就这样，隆武朝君臣被郑鸿逵裹挟进入了福州。
路上，隆武帝只能寄希望于郑鸿逵的兄长郑芝龙能以国事为重，同舟共济，尽心协助自己光复祖业、中兴大明。
然而，郑芝龙骄横跋扈程度比起郑鸿逵来，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37 骄横跋扈郑芝龙
郑芝龙，字曰甲，号飞黄（或称飞虹），福建南安石井人，面貌清秀，很有几分读书人的气质，但其偏偏不喜读书，专好舞枪弄棒。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之前，郑芝龙只是乡里的一个无行浪子，每天所忙碌的事就是赌博、斗鸡、喝酒、耍乐。
然而，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郑芝龙的命运出现了转折。
这一年，十七岁的郑芝龙跟随舅舅黄程到广东香山澳做生意，有了同葡萄牙人接触的机会，掌握了一些卢西塔尼亚语言知识，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