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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得方说到”，一句极乎淡极敷泛的断语，严格的讲，古今有几个人当得起？其实在庄子，“见”与“说”之间并无因果的关系，那譬如一面花，一面字，原来只是一颗钱币。世界本无所谓真纯的思想，除了托身在文学里，思想别无存在的余地；同时，是一个字，便有它的涵义，文字等于是思想的躯壳，然而说来又觉得矛盾，一拿单字连缀成文章，居然有了缺乏思想的文字，或文字表达不出的思想。比方我讲自然现象中有种无光的火，或无火的光，你肯信吗？在人工的制作里确乎有那种文字与思想不碰头的偏枯的规象，不是辞不达意，便是辞浮于理。我们且不讲言情的文，或状物的文。言情状物要做到文辞与意义兼到，固然不容易，纯粹说理的文做到那地步尤其难，几乎不可能。也许正因那是近乎不可能的境地，有人便要把说理文根本排出文学的范围外，那真是和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一样的可笑。要反驳那种谬论，最好拿《庄子》给他读，即使除了庄子，你抬不出第二位证人来，那也不妨。就算庄子造了一件灵异的奇迹，一件化工罢了——就算庄子是单身匹马给文学开拓了一块新领土，也无不可。读《庄子》的人，定知道那是多层的愉快。你正在惊异那思想的奇警，在那踌躇的当儿，忽然又发觉一件事，你问那精微奥妙的思想何以竟有那样凑巧的曲达圆妙的辞句来表达它，你更惊异；再定神一看，又不知道哪是思想哪是文字了，也许什么也不是，而是经过化合作用的第三种东西，于是你尤其惊异。这应接不暇的惊异，便使你加倍的怆快，乐不可支。这境界，无论如何，在庄子以前，绝对找不到，以后，遇着的机会确实也不多。
四
如果你要的是纯粹的文学，在庄子那素净的说理文的背景上，也有着你看不完的花团锦簇的点缀——断索，零纨，珠光剑气，鸟语花香——诗，赋，传奇，小说，种种的原料，尽够你欣赏的，采撷的。这可以证明如果庄子高兴做一个通常所谓的文学家，他不是不能。他是一个抒情的天才。宋祁、刘辰翁、杨慎等极欣赏的送君者皆自厓而返，君自此远矣！
果然是读了“令人萧寥有遗世之意”。《则阳篇》也有一段极有情致的文字：
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虽使丘陵草木之缗入之者十九，犹之畅然，况见见闻闻者也，以十仞之台悬众间者也。
明人吴世尚曰：“《易》之妙妙于象，《诗》之妙妙于情，《老》之妙得于《易》，《庄子》妙得于《诗》。”这里果然是一首妙绝的诗——外形同本质都是诗：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
这比屈原的《天问》何如？欧阳修说：“参差奇诡而近于物情，兴者比者俱不能得其仿佛也。”只讲对了作者的一种“不战不许持寸铁”的妙技，至乎他那越世高谈的神理，后世除了李白，谁追上他的踪尘？李白仿这意思作了一首《日出入行》，我们也录来看看：
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
古来最善解《庄子》的莫如宋真宗。张端义《贵耳集》载着一件轶事，说他：“宴近臣，语及《庄子》，忽命《秋水》，至则翠鬟绿衣，一小女童，诵《秋水》篇。”这真是一种奇妙批评《庄子》的方法。清人程庭鹭说：“向秀、郭象，应逊此女童全具《南华》神理。”所谓“神理”正指诗中那种最飘忽的，最高妙的抒情的趣味。
庄子又是一位写生的妙手。他的观察力往往胜过旁人百倍，正如刘辰翁所谓“不随人观物，故自有见”。他知道真人“凄然似秋，暖然似春”，或则“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他知道“生物之以息相吹”；他形容马“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踢”；又看见“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他又知“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规，二旬而叶成”。一部《庄子》中，这类的零星的珍玩，搜罗不尽。可是能刻画具型的物体，还不算一回事，风是一件不容易描写的东西，你看《齐物论》里有一段奇文：
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笄，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嚎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
注意那写的是风的自身，不像著名的宋玉《风赋》只写了风的表象。
五
讨论庄子的文学，真不好从哪里讲起，头绪太多了，最紧要的例如他的谐趣，他的想象；而想象中，又有怪诞的，幽渺的，新奇的，秾丽的各种方向，有所谓“建设的想象”，有幻想；就谐趣讲，也有幽默，诙谐，讽刺，谑弄等等类别。这些其实都用得着专篇的文字来讨论，现在我们只就他的寓言连带的谈谈。
寓言本也是从辞令演化来的，不过庄子用得最多，也最精；寓言成为一种文艺，是从庄子起的。我们试想《桃花源记》、《毛颖传》等作品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便明了庄子的贡献。往下再不必问了，你可以一直推到《西游记》、《儒林外史》等等，都可以说是庄子的赐予。《寓言篇》明讲“寓言十九”。一部庄子几乎全是寓言，我们暂时无需举例。此刻亟待解决的，倒是何以庄子的寓言便是文学。讲到这里，我只提到前面提出的谐趣与想象两点，你便恍然了。因为你知道那两种质素在文艺作品中所占的位置，尤其在中国文学中，更是那样凤毛麟角似的珍贵。若不是充满了他那隽永的谐趣，奇肆的想象，庄子的寓言当然和晏子、孟子以及一般游士说客的寓言，没有区别。谐趣和想象打成一片，设想愈奇幻，趣味愈滑稽，结果便愈能发人深省——这才是庄子的寓言。
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
今之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必且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
庄子的寓言竟有快变成唐、宋人的传奇的。他的“母题”固在故事所象征的意义，然而对于故事的本身——结构、描写、人格的分析，“氛围”的布置，……他未尝不感觉兴味。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以及叙庖丁解牛时的细密的描写，还有其他的许多例，都足见庄子那小说家的手腕，至于书中各种各色的人格的研究，尤其值得注意。藐姑射山的神人，支离疏，庖丁，庚桑楚，都是极生动、极有个性的人物。
支离疏者，颐隐于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挫针治，足以口；鼓荚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征武士，则支离攘臂于其间；上有大役，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上与病者粟，则受三锺与十束薪。
文中之支离疏，画中的达摩，是中国艺术里最特色的两个产品。正如达摩是画中有诗，文中也常有一种“清丑入图画，视之如古铜古玉”的人物，都代表中国艺术中极高古、极纯粹的境界；而文学中这种境界的开创者，则推庄子。诚然《易经》的“载鬼一车”，《诗经》的“牂羊坟首”早已开创了一种荒怿丑恶的趣味，但没有庄子用得多而且精，这种以丑为美的兴趣，多到庄子那程度，或许近于病态；可是谁知道，文学不根本便犯着那嫌疑呢！并且庄子也有健全的时候。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之人也，物离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
讲健全有能超过这样的吗？单看“肌肤若冰雪”一句，我们现在对于最高超也是最健全的美的观念，何尝不也是二千年前庄子给定下的标准？其实我们所谓健全不是庄子的健全，我们讲的是形骸，他注重的是精神，叔山无趾“犹有尊足者存”，王骀“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丧其足，犹遗土也。”庄子自有他所谓的健全，似乎比我们的眼光更高一等。即令退一两步讲，认定精神不能离开形骸而单独存在；那么，你又应注意，庄子的病态中是带着几分诙谐的，因此可以称为病态，却不好算作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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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
孔子的人格
张荫麟
题解
本文选自张荫麟著的《中国史纲》。作者刻意深入地描写孔子，不仅写孔子的容貌、衣着、态度、举止、言谈，更写孔子的职业、抱负、理想、待人接物的方法、有教无类的精神，透过这样的摹形法，孔子的模样便生动而逼真地展现出来。
教育是孔子心爱的职业，政治是他的抱负，淑世是他的理想。
孔子在少年时便没了父母，家境很寒苦。他为贫而仕，先后替贵族管过会计和牧畜的事，都很称职。他从小就是一个好学不倦而且多才多艺的人。他自己曾谦虚地说道：“我少时微贱，故学会了许多鄙事。”像射、御、诗、礼等，一般士人的技能他自然是具备的了。又自述道：“我十五岁便立志向学，三十岁便能坚定自立。”此后不久，他便成了一位名动公卿的礼学权威。他更主张“有教无类”，这就是说，不分贵贱贫富，一律施教；所以贵族和平民的子弟都纷纷来到他的门下，向他问学。
他们所遇到的是怎样一位先生呢？这位先生衣冠总是整齐而合宜的；他的视盼和蔼中带有严肃；他的举止恭敬却很自然。他平常对人朴拙的像不会说话，但遇着该发言的时候却又辩才无碍，间或点缀以轻微的诙谐。他所喜欢的性格是“刚毅木讷”，他所痛恶的是“巧言令色”。他永远是宁静舒适的，他一点也不骄矜，凡有所长的，他都请教。他和别人一起唱歌，别人若唱得好，他必请再唱一遍，然后自己和着。他的广博而深厚的同情到处流露。无论待怎样不称意的人，他总要“亲者不失其为亲，故者不失其为故”。他的朋友“生，于我乎馆；死，于我乎殡”。他遇见穿丧服的人，虽是常会面的，必定变容。他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从未曾饱过。
他和弟子间相处的气象，从弟子的两段记录可以窥见。
有一天几位弟子陪着孔子闲坐，孔子道：“你们觉得我是长辈，不免有点拘束，不要这样。平常你们总说：‘没人知道我。’假如有人知道你们，能用你们，又可以有什么表现呢？”子路爽快地答道：“千乘之国，夹在两大国中间，受着兵祸，又闹饥荒，让我来主持，才到三年，便使得人民有勇，并且循规蹈矩。”孔子向他微笑了一下。又问另一弟子道：“求，你怎样？”他答道：“五六十里或六七十里见方的国家，让我来主持，才到三年，便使得人民富足。至于礼乐，另待高明。”孔子又问：“赤，你怎样？”答道：“并不是说能够，但想学学：像宗庙的大事和诸侯的聚会，我愿意穿戴着玄端和章甫，在旁边做一个小相”。孔子又问另一弟子：“点，你怎样？”这时他弹瑟渐缓，微音铿然；他把瑟放下，起身答道：“我和他们三位不同。”孔子道：“有什么关系呢？不过各说自己的志向罢了。”他道：“暮春的时候，春衣既已做好，和青年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到沂水里洗浴；洗完了再到舞雩那儿当着轻风歇凉；然后大家歌咏而归。”孔子听了喟然叹道：“我和点有同感。”
又一次，颜渊、子路和孔子在一起。孔子道：“你们何不各把自己的志向说说！”子路道：“愿把自己的车马轻裘和朋友共用，用坏了也没有怨憾。”颜渊道：“愿不夸自己的长处，不表自己的功劳。”子路请问老师的志向。孔子道：“愿给老年的以安乐，对朋友以信实，给幼少的以爱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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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纲》、钱穆《孔子传》、黎东方《孔子》
日本的衣食住
周作人
题解
周作人年轻时在日本留学生活过一段时期，对于日本文化的观察细致入微。周作人曾明确表示他对“部分的日本生活很有一种爱着”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由于他个人的性格。他对留学的环境，举凡衣食住等，怀着一种亲切感，都能从中体味出一种文化的意蕴来，特别是前述日本日常生活蕴含的“安闲之趣”、“清疏有致”、“清淡质素”等文化特质，可以说皆与周作人的个性相通，与其审美情趣相一致。直观感受性的东西，鲜有不受人的气质赋禀所影响，所支配的。
我留学日本还在民国以前，只在东京住了六年，所以对于文化云云够不上说什么认识，不过这总是一个第二故乡，有时想到或是谈及，觉得对于一部分的日本生活很有一种爱着。这里边恐怕有好些原因，重要的大约有两个，其一是个人的性分，其二可以说是思古之幽情罢。我是生长于东南水乡的人，那里民生寒苦，冬天屋内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