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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洹水的活动有关，因为洹水所冲积形成的三角沙洲是向东北推进的。也许，古人就是利用洹水向后冈退让的优势，完成了三种文化的依次演进。他进而推测：第一次彩陶文化的人们在西南角留下一个小土堆；第二次黑陶文化的人们在小土堆的东北方向建成一个较大的村庄，这个村庄废弃之后，后冈大致形成；第三次白陶文化的人们在黑陶的废墟上继续堆积，最后形成了现在的后冈。可见，殷墟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但二者之间也显然存在缺环；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间曾发生过密切关系。尹达后来评价道：“在河南北部这三种文化的时代序列是基本上肯定了。这好象是一把钥匙，有了它，才能打开中国考古学中这样的关键问题。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中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这功绩应当归之于思永先生。”夏鼐曾写道，“自（梁思永）加入殷墟发掘后，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改进，提高了我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在野外工作中，能注意新现象，发现新问题。主持大规模发掘时，能照顾到全局，同时又不漏细节。”3
1935年，梁思永（右）在西北冈大墓接待前来参观的伯希和（法国）和傅斯年（左）。
战争爆发后，傅斯年代理中研院总干事，李济受教育部委托，调查故宫文物迁运情况。梁思永以史语所临时负责人的身份，组织全所同人携带物资自南京转长沙，再经桂林、越南海防迁往昆明。一路上，最犯愁的是历次考古发掘的物品。史语所档案中，有梁思永致湖南教育厅朱经农厅长的电文，“存件劳神安置，公私极感”；朱经农的回电却有些不客气，“存件无法起运，分别砌入地下室夹墙内。保管员穷极，汇生活费。”梁思永领着史语所同人，带着妻女，颠沛流离。每次转移，梁思永带领大家一齐动手，把二十多万册书籍和文物装成六百多个大箱，然后经由卡车、火车、木船、轮船，一站一站地押运到目的地。到达昆明后，青年研究人员劳榦、陈述写信向在重庆的傅斯年所长报告：“学生等三月十二日到滇，……此次千里长途运公家要物来此，李启生、高晓梅诸君费力甚大，梁（思永）先生尤卖力气……”但旅途劳顿并未换来长久的清静。1940年10月底，为摆脱敌机轰炸，史语所迁到四川南溪县的李庄。
梁思永一家，租赁李庄镇羊街八号罗南陔家暂居。史语所在板栗坳山上，罗南陔家在江边。梁思永遂周一一早上山，周六晚上下山。山上住六天，家里住一天，那情景颇像他创立的田野工作站制度。2003年，我从当年的房东罗南陔的儿子罗萼芬老人处，了解了当年的情景：
我父亲在当地很有影响，人称“小孟尝”。听说梁思永身体不好，父亲诚恳相邀：“愚下已经叫儿子儿媳迁到乡间石板田住下了，现将自家住房腾出一半，打扫就绪，特请先生与夫人前去查看，可否满意？”梁思永遂住进我家。隔壁住的是中博院主任李济的一家，他父亲是词人李郢客老先生。我家室号“植兰书屋”，院子的天井里有口大青石缸，缸子周围置放有二三百盆兰花，清幽清幽的，空气好，正适合梁思永养病。
梁思永一家在李庄羊街8号院内。
我父亲留了一间屋自己住。好管理兰花。我和父亲、继母住在一起，其余腾给了梁思永。书房里两边是窗，一边是张老式书桌，可作办公，一边是张老式梳妆台可供梁师母梳洗化妆用。中间一张老式大床，一壁一个空着的大书架，可放上千册的书。一边是一个旧式的食品柜和大衣橱。梁思永一家很满意这个环境。梁思永曾到重庆去治过一段时间的肋膜炎。那是抗战前就得下的病。那段时间，梁思成每隔几天要来弟弟家一趟，看缺不缺什么，有时也捎点菜来。思永是历史学家，在我家研究宋史。当时我父亲也爱好文史，他两个很谈得拢。常常在兰花丛中，安两个马架，或躺或坐，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我们亲戚多，常从乡间送来的瓜果蔬菜，都照常送两份给梁家兄弟。减少他两家上街买菜的花销。4
那段岁月，我曾采访过梁思永先生的独生女梁柏有。那时她仅七八岁：
当时我们住在李庄的羊街八号罗南陔家，分前院后院。院里有桂圆树花椒树。罗家住前院，我们家住后院。后来我们搬到板栗坳的茶花院。记得家里一屋子的头盖骨，很害怕。父亲成天在人头骨和各种陶罐之间敲敲打打，修修补补。我母亲叫李福曼，是我大祖母李蕙仙的侄女。她是贵阳人，燕京大学教育系毕业，曾在北京协和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抗战后就没再工作，主要是照顾我和父亲。我开始在李庄镇中心小学读书。后来读板栗坳的子弟校。生活怎么苦我没感觉到，应该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我跟董作宾伯伯的儿子董敏、董兴一起玩。前些年董敏托我堂兄梁从诫从台湾带回一张照片，是当年板栗坳我们一群孩子的照片。有一张父亲在病床上的照片，胡子很长，样子很憔悴。记得病床上，他让我站在他床头背《史记》，背不出来，就让我自己去拿尺子来打手心。5
史语所的档案里，留下了贫病交集的梁思永高尚清正的背影：
弟不拟申请子女学校费用，谨将申请表等奉还。弟之列名请求暂垫柴款事，确是欠斟酌，当时只注意于希望研究能够帮助境况特别困难的同人们解决燃料问题，但始终绝对没有要研究所为自己垫款之意，特函致歉，并望能接受此项说明。
当今流行一句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那个年代，梁思永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仗义轻财，淡泊名利的典型。
搬到板栗坳后，梁思永虽只是室内伏案，但拼命精神仍不逊田野。石璋如曾这样回忆：
梁先生在昆明时，他骂昆明的气候，不冷不热，造成人们不死不活，没有一点进取心。迁四川后，夏天闷热，冬天湿冷，称得上有刺激性。第一个夏天，日间工作之暇，他穿着背心短裤打乒乓，以保持健康。晚上不但闷热流汗，蚊子又结队来叮，不能作工。只好在戏楼院的观赏台上燃火熏蚊，大家围火而坐，谈天说地，一面用扇驱蚊，一面用扇取凉，烤火摇扇，别有风味。6
1941年10月16日，梁思永给正在重庆出差的李济写信汇报了三组的工作情况，并言及了自己的病况，信中说：
西北冈器物之整理，本预定十月底完毕。今因上月廿二日、本月八至十日弟之胃病大发了四次，八日至十日几不能饮食，下山回家调养，耽误约半个月，完工之期又展迟至十一月中旬。器物整理完毕之后，即开始继续报告之编辑。报告中统计制表、编索引等机械工作，拟请研究所指派一专人协助。7
梁思永与女儿梁柏有在李庄镇去板栗坳路上的高石梯。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梁思永就得了肋膜炎，到1941年病情突然加剧。当时他的妹妹梁思庄带着女儿吴荔明正在去四川的路上，当她们在广东祖父家里暂住时，收到梁思成从李庄寄来的信：
三哥（梁思永）到此之后，原来还算不错，但今年二月间，亦大感冒，气管炎许久不好，突然转为肺病，来势异常凶猛，据医生说是所谓galloping T.B.（奔马痨，一种肺病）。好几次医生告诉我critical（病情危急），尤其是旧历端阳那天，医生说anything may happen anytime（随时可发生意外）。形势异常危急，把我骇得手足无措。其实也因二嫂已病了一年，医疗看护方面都有了一些经验，所以三哥占了这一点便宜。……竟度过了这难关，至六月中竟渐渐恢复常轨……
用英语写成的部分也就是最机密的内容，梁思成显然不愿让家人有更多的担心。
考古组主任李济兼任中博院筹备处主任，常住山下，考古方面的很多事都靠梁思永担着。梁的卧病对傅斯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1942年4月29日，傅斯年在致朱家骅、叶企孙的信中写道：
思永尤有一特长，本所同人多不肯管公家事，或只注意其自己范围事，弟亦颇觉到敝所有暮气已深之感。思永身子虽不好，而全是朝气。其于公家之事，不管则已（亦不好管闲事），如过问，决不偏私而马虎也。其公道正直及公私之分明，素为同人所佩。弟数年以来，时思将弟之所长职让彼继任，然此事不可不先有准备。抗战时，弟在京代总干事，思永在长沙代弟，不特敝所翕然风服，即他所同在长沙者，亦均佩之也（孟和即称道不置之一人）。以后弟在重庆时，曾有若干次托彼代理，其目的在渐渐养成一种空气，俾弟一旦离职，彼可继任耳。彼于代理殊不感兴趣，强焉亦可为之。自胃病后，不肯矣。弟此次返所，见其精力甚好，前计又跃于心中，今乃遭此波折，亦弟之大打击矣。8
病榻上的梁思永，除了强撑病体坚持写作，更多的时间是枕上阅读。史语所的档案里，有20世纪40年代初他在李庄求购或借阅的一批便条，计有：日文书籍十二种、“康导月刊”一卷一期至四期、《康藏史地大纲》两种、《西昌县志》、刘泽荣编《俄文文法》、商承祚著《长沙古物闻见记》、东方书社出版的《现代西藏》、《蒙古音史》及中华自然科学社监印的《西康科学考察团报告四——地理气象组报告所附各图》一份，等等。读夏鼐1943年日记，10月31日“上午与高晓梅（高去寻）君同往谒梁思永先生，病后已一月多未曾见面。梁先生颇注意康藏方面的史地，谈话中常提及此题目”。9史语所与中博院等单位合组川康古迹调查团及西北史地调查。梁的阅读动机当是为此作准备，只是因身体的缘故未能成行。但他的阅读定然给参加田野调查的同事提供了文案支持。
梁思永在李庄度过了漫长的五年，病榻上的学人给李庄留下了瘦削而坚强的背影。李庄永胜村的李婆婆至今还叫得出梁思永的名字：
我们喊他硬人，他不出门，天天在家写书看书。把馒头切成片，在烀碳火上炕一下就吃。后来，他得了病，把肉炖成丝丝，把馒头掰碎泡在汤里吃。有一天，梁先生说我要走了，只要一两个月就要回来。他是抬起走的，铺盖笼到头，滑竿一直平起抬，从高石梯抬到李庄街上，大船载到重庆住院。10
抗战胜利不久，梁思永偶然从一本外文杂志上看到一个新的医学成果，即患肺病者若去掉肋骨可使有病的一侧肺萎缩下来，健康的一侧肺将发挥更大作用。这个消息令梁思永极度兴奋，在各方的关照下，他赴重庆医治。当时，光复东迁，交通紧张，史语所的档案中有1945年10月22日恳请民生实业公司解决船票的函件：“本所专任研究员梁思永君梁君夫人及医师徐德言君拟搭乘贵公司轮船由宜赴渝，祈惠予保留官舱铺位三个。”
病榻上的硬汉。
为梁思永整理遗稿的高去寻，摄于20世纪40年代。
梁思永携家眷乘船来到了重庆，入住高滩岩医院，在胸外科专家吴英凯的主持下，切除了七根肋骨。1946年全国性的复员开始时，傅斯年通过交通部长俞大维，让梁思永一家搭乘一架军用飞机飞往北平。当时梁的身体尚未恢复，他躺在一张帆布担架上被抬上飞机。考虑到路途的困难，傅斯年再以个人的名义发电报让在北平的妻兄俞大绂帮忙接机。一到北平，梁思永即由俞大绂等四人抬下飞机，专车护送到在北平的大姐梁思顺家暂住，一个星期后搬到东厂胡同原大总统黎元洪居住的院内三间北房居住、休养。此后病情稍有好转。
1948年中研院选举院士。2月20日，董作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