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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割的’蚕茧，边沿整齐……”；李济在西阴村发掘报告中特别提到蚕茧的位置在坑的下部，“土色没有受搅的痕迹”；而夏鼐的文章不经考证就武断地说“大概是后世混入的”。29
殷墟发掘物到底是否有孔雀骨和犀牛骨；西阴村发现的蚕茧究竟是后世混入的，或是当时发现出土的，这不仅关涉学者的业务水平，更显出职业道德和学术良心。
就在夏鼐极力否定“半个蚕茧”之时，有一批学者开始辨正去讹，缜密考证。1967年，日本学者布目顺郎专程去台北故宫博物院，搞到为西阴村茧壳拍摄的反转片，并复原为照片。他从大小、形状上判断：那个茧壳应与现在桑树上的被称为桑蝗的野蚕属于同一品种，布目顺郎还证明了黄土层中长久保存蚕茧，和用石刀平直切割蚕茧的可能性。30日本学者池田宪司在经过多次考察后认为，这是一种家蚕茧，只是当时的家蚕进化不够，茧形还较小。31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亚洲研究学会首位亚裔会长何炳棣在《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32一书中写道：
20世纪20年代的西阴村。
1927年，一位中国考古学家在山西南部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半个被切割过的蚕茧（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年）。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虽然这半个蚕茧是否属于仰韶文化最近受到了质疑（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载《考古》1972年第2期）。一些商代青铜器上的织品印记经鉴定是很好的丝绸（“1937 Silk from the Yin Dynasty，”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9.TEILHARD DE CHARDIN， PIERRE， C. C.YOUNG）。商代甲骨文中有桑树、丝绸和某些丝织品的文字。在《诗经》中如果黍和稷单独计算的话，那么桑就是提到次数最多的植物，达20次。这些提到桑的诗所包括的地区范围说明桑树在古代中国北方的分布要比现在广泛得多。
2005年9月7日，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在中国先秦史学会、山西省社科院等联办的“全国虞舜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八届年会”上说：“1926年，夏县西阴村出土了半个蚕茧化石，证明了黄帝的妻子嫘祖养蚕的史实，当时在国际上引起不小的轰动……”33近年，国家文物局组织编写的《古代服饰》34一书，论证了我国从北京山顶洞发掘的项饰，到山西夏县西阴村出土的半个蚕茧，再至浙江钱山漾的炭化丝织物等历代服饰史。
如今，山西西阴村那个俗名叫“灰土岭”的地方，醒目地立了三块不同的“西阴村遗址”纪念碑。三块碑立于不同的时期，最早是夏县政府60年代初立的，山西省政府是20世纪70年代末立的，到了90年代则是国务院立的（1996年11月20日国务院公布“西阴村遗址”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变化，标志着对“西阴村遗址”的重要性认识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也标志着李济当年的“发现”得到了国家认定。
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是李济在台湾大学的得意门生。自从1972年中美建交后，他就把目光投向中国大陆，对促进两岸考古学界的正常交往，作过“搭桥之旅”。1974年11月27日，他给夏鼐写了第一封信：
作铭所长座右：刚写给郭院长（注：郭沫若）一信，谨将副本附上，我觉得作此一问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一试。倘能有此一行，其主要目的是去学习在书本上学习不到的学问， 同时还说不定对国内的考古以及中美两国考古学界的来往上也可以有所效劳之处，不知先生意下如何？虽然从未见过，却早自高晓梅师处常听到过去与先生共事种种，向往久矣。今署七月在台湾作考古工作时，与先生老友数人共摄的一张照片一起附上，藉博一乐也。敬候指教，并颂时祉晚张光直拜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廿七35
此时，大陆还笼罩着“文革”的阴影。张光直的身份是美籍华裔学者，又是从台湾去的，是李济的高徒，这些背景足以让国人色变。张光直的信本欲拉近距离，又是提及业师高去寻，又是寄赠与李济、石璋如、高去寻等人的合影照。前尘旧事，定使夏鼐在“文革”中吃够苦头，避犹不及。这封短函是一道难题，令其措手不及，所以夏鼐的回信足足拖了两个多月，对过去的师友和收到照片事绝口不提：
张光直先生：您1973年11月27日来函已收到。关于您希望来国内参观访问的愿望，我是能够理解的。据我所知，近年来旅居国外的外籍中国学者，多想回国参观访问，但由于面前条件所限，未必能一一满足。不过，我觉得，您如愿自费来华，可向我驻美联络处提出申请。此复，并致良好的祝愿。夏鼐 1974年1月30日36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逐渐好转，夏鼐与张光直越走越近。张光直以他的谦虚博学，赢得夏鼐的好感；夏鼐对中国考古所作出的贡献，也令张光直敬佩。更何况，研究人类学的张光直不能离开中国这个大背景，领航中国考古学的夏鼐也要加强国际学术联系。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他们有一种间接的薪火相传关系：夏鼐长张光直二十一岁，李济是他们共同的老师，高去寻、石璋如等既是夏鼐昔日的好友，也是张光直的师辈。所以，这以后的往来通信中，除了讨论学术，交换信息，提供互助，还经常有问询昔日师友，代台湾的师友寻访大陆亲友一类的话题。渐渐地，夏鼐后来致张光直的信，充满了久违的温情。如1979年9月20日，转告高去寻的儿子高适际的下落，信中的人名也许是出于谨慎的原因，只用了一个姓；1982年11月24日探问高去寻的消息，转赠在海外拍的高去寻、张光直的合影；1983年7月22日转告高去寻，尹达已去世的消息；1983年9月10日，“……前承嘱托打听石二哥在大陆家属情况，现已得消息，兹另纸附奉，以便转去，并望代为问候……”37信中的“石二哥”即石璋如。20世纪30年代参加安阳发掘的十位青年以年龄或入所的先后顺序互相称呼：老大李景聃，老二石璋如，老三李光宇，老四刘燿，老五尹焕章，老六祁延霈，老七胡福林，老八王湘，老九高去寻，老十潘悫。“文化大革命”期间，考古“十兄弟”变成了一个反动集团，“造反派”曾逼问“走资派”尹达：“你当年参加殷墟考古发掘时，在反动学术权威李济指使下，加入了什么反动组织？你们结拜的‘十兄弟’都干了些什么反动勾当？必须老实交代！”……几十年后，“十兄弟”分隔在海峡两岸，且大多凋零，夏鼐笔下一声“石二哥”，读来既觉亲切又备感沧桑！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夏鼐。
李济之子李光谟曾给我讲了一件事：
父亲去世后，给我留了一笔钱，交给他的干女儿、语言学大师李方桂先生的女儿、美国加州黑华德大学人类学教授李林德代管。1982年，我向夏鼐先生建议把这笔钱捐出来设立一个“李济考古学奖”。当时，两岸考古学界已经有了交往。夏鼐一听我的建议最初非常兴奋，非常高兴。他说，应该应该。我去办，估计问题不大。但事情的难度大大超乎我们的估计。他先是打电话告诉我，上头批准了，让我快点把钱弄回来。于是我很快托人把美元寄回来（一到国内就成了人民币）。但结果石沉大海，再无消息。夏鼐先生后来躲着我。我去找他，问他秘书，他秘书说他不在北京，根本就见不着。这件事的结果是后来一个朋友告诉我的。设立“李济考古学奖”的风吹出去了。一次考古学理事会上，有人催问此事，夏鼐在会上说，上头不批准，“大陆上设第一个考古学奖不能以一个到台湾去的人的名义”。38
1985年，夏鼐捐赠三万元稿费，设立了国内考古学的最高奖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
李济是位纯粹的学者，他不会在意“半个蚕茧”的非学术质疑和门生故旧迫于情势的批判。他了解夏鼐在史前考古、汉唐、中西交通和科技考古等方面的成就，了解他对大陆考古事业所起的作用。他就尹达于1959年任大陆考古所所长事在一次谈话中说：“刘照林（尹达）和夏作铭（指夏鼐）早就完全有资格担任所长了……”20世纪70年代末，李济的生命已到晚期，费慰梅开始为老朋友李济写口述史。费慰梅在后来跟一些朋友的交谈中，几次说到李济的一个看法，他自己认为生平有两个在考古学方面的最得意的学生，一个是夏鼐，一个是张光直。
夏鼐又是如何看待恩师李济的呢？
在李济去世的当年，他在《考古》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一文，谈到蔡元培院长在1928年任命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的过程时说，“所中提名两人，一位是著名的金石学教授，另一位是年轻而具有一定近代考古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归国留学生。蔡元培院长选择后者，后来证明这选择是明智的……”39夏鼐隐曲的文字，没道出老师李济的名字，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他对老师的重新评定。夏鼐在1979年8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1953年，李济与他的另一个得意弟子张光直。
昨天接李光谟同志电话，谓得美国来信，济之先生已于8月1日去世。今天又得张光直教授来信，谓死因是心脏病猝发，有养子光周在侧照料一切。张函中又说考古三期上我写的《五四运动与中国考古学的兴起》中对李济的评价，殊为公允。不知李在生前曾获见否？40
夏鼐希望老师在临终前听到弟子的一声忏悔。1985年，值夏鼐去世那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合编的《安阳殷墟头骨研究》，夏鼐曾在“序言”中第一次正面说起李济：
回忆抗战以前的情况：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李济（1896—1980）和吴定良（1901—1969）…这些前辈学者将体质人类学引进中国，其中李、吴二位还是我们中国的学者。李济是美国哈佛大学R.B狄克松（Dixon，1875—1934）和E.A.荷顿（Hooton，1887—1954）二教授训练出来的学生，但是回国后改行专搞中国考古学了， 虽然他始终未能忘情于体质人类学。……解放以前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考古学家如李济和梁思永，都曾在国外学过体质人类学。……到了李济、梁思永主持发掘时才注意到人骨标本的采集，并且用科学的采集方法和保存方法。1935年春，我到殷墟发掘团参加工作时，采集人骨标本已成为一种制度。41
文中说“李济（1896—1980）”不确，李济于1979年8月1日去世。夏鼐尽管只涉及体质人类学，但到底没有回避自己与李济的关系。夏鼐写道：
1979年8月1日，李济在台北去世。
1941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