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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到了黑烟呛人的街上。
梁思成、林徽因及其友人。
当我们向联大的防空洞跑去的时候，另一架轰炸机正在下降。我们停止奔跑，心想这次跑不掉了，倒不如大家要死死在一起，省得孤零零地活着受罪。这最后的一颗炸弹没有爆炸，而是落在我们在跑着的那条街的尽头。我们的东西（现在已经很少了）都从玻璃垃圾堆里掘出来了，现在我们就在这儿那儿的朋友家暂住。4
猝不及防的轰炸，使梁思成、林徽因和金岳霖等朋友仓皇星散，各自南下。金岳霖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我离开梁家，简直像掉了魂似的。”
1937年12月8日，梁思成等几家人离开长沙，乘长途汽车去昆明。在湘黔交界的小城晃县，旅程突然中止，他们被拦下告知，所有前行的大汽车都被征用，乘客只能无期苦等。绝望中出现奇迹，梁思成之子梁从诫记下了发生的一幕：
泥泞的公路两侧，错落着几排板房铺面，星星点点地闪出昏暗的烛火。……这里已滞留了几班旅客，到处住满了人。妈妈打起了寒颤，闯进一个茶馆，再也走不动了。她两颊绯红，额头烧得烫人。但是茶铺老板连打个地铺都不让。全家人围着母亲，不知怎么办才好。就在那走投无路的时刻，竟发生了一个“奇迹”，从雨夜中传出了一阵阵优美的小提琴声。父亲“听仙乐耳暂明”，这拉琴的一定是一位来自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或许能找他帮一点忙？
1937年11月24日，日本人第一次轰炸长沙，李济夫人与赵元任夫人（左三、左四）在小吴门现场。
乐曲戛然而止，父亲惊讶地发现，自己面对的，竟是一群身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十来双疑问的眼睛正望着他。那年月，老百姓见了穿军装的就躲，可是眼下，秀才却遇上了兵！父亲难为情地作了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青年们却出乎意料地热心，立即腾出一个房间，并帮忙把母亲搀上那轧轧作响的小楼。原来，他们二十来人，是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第七期的学员，也正在往昆明撤退，被阻在晃县已经几天了。其中好几人，包括拉提琴的一位，都是父亲的同乡。这一夜，母亲因急性肺炎高烧四十度，一进门就昏迷不醒了。5
两个星期后林徽因终于退了烧，他们赶上一辆开往昆明的小公共汽车。本来计划“十天艰难的旅行”实际用了差不多六个星期。1938年1月中旬，才踉踉跄跄到达昆明。
昆明城中尚没安定，敌机又开始轰炸。梁思成、林徽因随史语所和中博院一同迁往北郊的龙泉镇。他一家借住在麦地村一李姓富户，主人叫李荫村，曾在昆明市的私立求实中学教过国文。很快，他们从村上借来一块地皮，自己设计，请人用未烧制的砖坯，盖了一生中唯一为自己建造的房屋。这所房子连上佣人房一共七间，客厅有壁炉，有一扇很大的窗户，几乎是普通民居窗户的四倍。在平房西侧，有一间小小的耳房，是为金岳霖盖的。盖这座房子花费了他们认为能够支付得起的双倍价钱。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感到比任何时候都惨。米价已涨到一百块钱一袋——我们来的时候是三块四——其它所有的东西涨幅差不多一样。今年我们做的事没有一件是轻松的。”
乔迁新居的梁家又恢复了喝下午茶的习惯，金岳霖还养了一只用作观赏的黄羽大公鸡。田野风清，林徽因又萌发了诗意，她在《除夕看花》一诗中写道：
新从嘈杂着异乡口调的花市上买来，碧桃雪白的长枝，同红血般的山茶花。著自己小角隅再用精致鲜艳来结采，不为着锐的伤感，仅是钝的还有和剩余下！……今日的脚步，再不甘重踏上前时的泥沙。月色已冻住，指着各处山头，河水更零乱，关心的是马蹄平原上辛苦，无响在刻画，除夕的花已不是花，仅一句言语梗在这里，抖战着千万人的忧患，每个心头上牵挂。
1940年10月13日，日机的狂轰滥炸逼着逃难者继续撤离。栖居龙泉镇的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和中博院等单位将迁往四川，梁思成主持的营造学社也不得不随行。梁思成既是史语所的通信研究员，又兼中博院建筑资料委员会主任。他在给费正清的信里抱怨道：
这次迁移使我们非常沮丧。它意味着我们将要和我们已经有了十年以上交情的一群朋友分离。我们将要去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远离都市，那里除了中央研究院各个研究所，别无其他机关。大学将留在昆明，老金、端升、奚若和别的人也将如此。不管我们逃到哪里，我们都将每月用好多天、每天用好多小时，打断日常的生活——工作、进餐和睡眠来跑警报。6
1940年11月底，搬迁开始。临行时梁思成忽然发烧，只好暂时留下。林徽因领着母亲，带着两个孩子，随史语所的眷属，坐卡车离开昆明。车上共有三十多人，年龄从七十岁的老人一直到襁褓中的婴儿。大家坐在敞篷卡车上，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路不平，五肺六脏都差点吐出来，车颠簸，大家你搀我扶，挽成一团。艰难的旅途持续了两个星期，好不容易才到了四川泸州长江边。
逃难到南溪县的李庄，营造学社迁移到镇西面的上坝月亮田的张家大院。月亮田依山临水，一边是缓坡的“柑子坡”和翠竹林，一边是滚滚东去的长江水，空气中弥漫着江水的腥味。那年是林徽因三十六岁的本命年，从那以后她就没能逃脱疾病的厄运。大女儿梁再冰十一二岁，据她后来回忆：
1939年，昆明龙泉镇梁思成林徽因家。
四川气候潮湿，冬季常阴雨绵绵，夏季酷热，对父亲和母亲的身体都很不利。我们的生活条件比在昆明时更差了。两间陋室低矮、阴暗、潮湿，竹篾抹泥为墙，顶上席棚是蛇鼠经常出没的地方，床上又经常出现成群结队的臭虫，没有自来水和电灯，煤油也须节约使用，夜间只能靠一两盏菜油灯照明。我们入川后不到一个月，母亲肺结核症复发，病势来得极猛，一开始就连续几周高烧至四十度不退。7
躺在床上，林徽因昏昏沉沉不省人事。梁思成远在重庆为营造学社筹措经费，得知妻子发病的消息，他买了些药品后急忙赶回李庄，担当起了医生兼护士的角色。
林徽因一天天挣扎着，一点一点地退了烧。她十分虚弱，下不了床，每天只能靠在被子上坐一会儿。听那些快活的飞鸟在竹梢上唱歌，她试图用目光捕捉着掠过窗棂的一道翅影。病榻上，她写下那首《十一月的小村》：
我想象我在轻轻的独语：十一月的小村外是怎样个去处？是这渺茫江边淡泊的天，是这映红了的叶子疏疏隔着雾；是乡愁，是这许多说不出的寂寞；还是这条独自转折来去的山路？是村子迷惘了，绕出一丝丝青烟；是那白沙一片篁竹围着的茅屋？是枯柴爆裂着灶火的声响，是童子缩颈落叶林中的歌唱？
1943年，林徽因在李庄上坝家中的病榻上。
是老农随着耕牛，远远过去，还是那坡边零落在吃草的牛羊？是什么做成这十一月的心，十一月的灵魂又是谁的病？山坳子叫我立住的仅是一面黄土墙；下午通过云雾那点子太阳！一棵野藤绊住一角老墙头，斜睨两根青石架起的大门，倒在路旁无论我坐着，我又走开，我都一样心跳；我的心前虽然烦乱，总像绕着许多云彩，但寂寂一湾水田，这几处荒坟，它们永说不清谁是这一切主宰，我折一根柱枝看下午最长的日影，要等待十一月的回答微风中吹来。
1941年秋天，金岳霖从昆明千里迢迢到李庄休假，除了与梁家重逢，还带着一个重任——重写《知识论》，那是一部几十万字的理论著作，本已完成，一次躲空袭，人坐在书稿上，警报解除后，起身就走，等到想起，已水过三秋了。金岳霖的到来，给梁家带来了春天般的欣喜。此情此景见诸三人联手写给费慰梅的信：
林徽因——思成是个慢性子，喜欢一次就做一件事情，对做家务是最不在行了。而家务事却多得很，都来找寻他，就像任何时候都有不同车次的火车到达纽约中央火车站一样。 当然我仍然是站长，他可能就是那个车站！我可能被轧死，但他永远不会。老金（他在这里待了些日子了）是那么一种客人，要么就是到火车站去送人，要么就是接人，他稍稍有些干扰正常的时刻表，但也使火车站比较吸引人一点和站长比较容易激动一点。老金——面对着站长，以及车站正在打字，那旅客迷惘得说不出任何话，也做不了任何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开过。我曾经经过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好多次，一次也没看见过站长，但在这里却两个都实际看见了，要不然没准儿还会把站长和车站互相弄混。梁思成——现在该车站说话了。由于建筑上的毛病，它的主桁条有相当的缺陷，而由协和医学院设计和安装的难看的钢支架现在已经用了七年，战时繁忙的车流看来已动摇了我的基础。8
战时岁月的悲苦，患难中的友情，苦中作乐的调侃，在这封信中演奏得天籁般和谐动听。
1942年10月，梁思成的大妹梁思庄带着女儿吴荔明从沦陷区北平燕京大学辗转到了李庄。此行，她也代表家人来探望思成和思永两兄弟。初一相见，梁思庄差点认不出漂亮的嫂子，林徽因那么瘦，瘦得只剩一个衣服架子，蜡黄的脸，只在眼睛里才看得到昔日美丽的影子。
梁思成和弟弟梁思永的身体也被病魔折磨得厉害。1942年4月18日傅斯年给朱家骅写信，试图为梁氏兄弟申请救济：
骝先吾兄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