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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傅氏族人傅乐新、傅乐铜等均受到冲击。傅乐焕在遭受抄家、批斗、关牛棚等折磨后，身心疲惫。5月23日夜，傅乐焕选择了一片清凉的水域……
天之生才，既予之厚，何夺之速？
三
中研院初到台湾，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史语所考古组研究员石璋如回忆：
民国三十八年阳历二月，刚过完农历新年，史语所搬到杨梅。中博院到台湾之初，先租了铁路局在杨梅的仓库，中博院搬往台中之后，将原先使用的铁路局仓库让给我们。我们租下为铁路局所有、较高大的平房——仓库，作为堆放箱子的地方；民间所有、较低矮的平房——米仓作为办公兼单身同仁的宿舍。在米仓附近还有厨房，也同时在旁边设了饭厅。公家在米仓附近，与大成路、旧镇公所一带租了一批房，再加上原先的公家宿舍，作为从南京来的公务人员的宿舍。29
米仓宿舍，多是楼房，楼下老乡做生意，楼上住公务员。还有人如办事员王志维等就租住堆杂物的号房。曾有一个慈善救济团来到这里，预备帮助史语所改善住宿条件，准备拍照。有人认为已到了这步田地，有什么好照的。夏鼐日记中有高去寻从台湾带过来的一封信。他写道：“终日苦痛（已非苦闷），焦急如待决之囚，两鬓顿成斑白，皆台湾之行所铸造成者也。”30
20世纪50年代初，史语所同人在台北杨梅仓库前。（右起）杨时逢、陈槃、芮逸夫、李××、李济、李霖灿、胡适、萧纶徵、朱家骅、×××、李光宇、董作宾、劳榦。
研究员屈万里之妻在《怅望云天》一文中，回忆夫君一段往事：屈家收藏有一张李姓先生赠送的一幅“馈米图”，上有题诗：“天涯老去益相亲，厨冷日长怜我贫。侵晓叩关分禄米，忘他同是断炊人？”其旁加注云：“己丑岁，随孔圣公来台，遭陈蔡之厄，经旬不举火，箧藏鬻质皆空；翼兄先期至，然断贽亦数月矣！所胜者，瓮中尚储米数斗耳，既见予饥，忘己之饥，竟全举以赠，白骨而肉，盛德无以报也。”文字隐曲，说的是李某人1949年渡海来台，遭遇类似孔子陈蔡绝粮的窘境，十多天揭不开锅。屈万里自家存粮不足，但馈赠米面，舍己厚人。
于锦绣随史语所到台湾后，是第一个失去饭碗的人。他系中央政治大学毕业，抗战胜利之时来到李庄，当书记员，顶替离去的书记员杜良弼。当年史语所四组研究员芮逸夫和事务员萧纶徵曾向代所长董作宾写信力荐：“于君学历高，学业优，延补杜君之缺，殊属委屈，承嘱考试成绩亦佳，至于事务室方面似可不必再试，敬乞裁决。”31于锦绣被分到史语所民族学组，跟随芮逸夫深入倮区调查，写成《大小凉山倮罗的社会阶层》一文。1949年2月1日，于锦绣接到史语所的解聘书：“顷奉傅所长面告台端已在遣散之列，自本年二月份起即停止支薪，兹列台端应得之一月份薪及遣散费，款到请查收，再本院总办事处如前有款汇奉，即在此次汇款中扣还，并希查照。”32
傅斯年的绝情无义实属无奈，他自己已是一个泥足巨人。俞大綵曾回忆丈夫傅斯年临终前：“三十九年（1950）十二月十九月，他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他对面，缝补他的破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我一阵心酸，欲哭无泪。”33
1949年，傅斯年在台大校长室。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赴台湾大学就校长职，仍兼任史语所所长。出掌台大，他广延教授、增建校舍、充实图书、奖励研究，奠定了台湾的学术根基。不久，台湾发生学生运动，当局大肆逮捕学生，史称“四六”事件。傅斯年十分愤慨，亲自找国民党情治部门交涉，甚至直达最高当局，要求没有确凿证据不能随便到台大捕人，即使有确凿证据要逮捕台大师生也必须经本校长批准。当时，国民党政府丢失大陆，退守孤岛，风声鹤唳，要求各机关学校实行联保制度，也要求台湾大学师生办这种手续。傅斯年挺杖而出：凡是在台湾大学任教和服务的教职员每个人都思想纯正，他可以个人作保。若有问题，愿负全部责任。结果台湾大学破例没有实行联保制度。1949年7月11日，有人在台北《民族报》发表《寄傅斯年先生的一封公开信——论反共教育与自由主义》，指控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后，将自由主义作风带到台湾来，在学术自由的掩护下，所聘教授中，竟有共党分子和亲共分子，以致学校成为政治上的特区，院系成为共产党细菌的温床，赤焰相当高涨。傅斯年发表了《傅斯年校长的声明》和《傅斯年校长再一声明》，他写道：“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他的最后一次讲话，在重申自己的办学原则和育人理想之后，情绪激昂地说，“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的青年，我们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们摈弃于校门之外。”
妻子俞大綵回忆丈夫：
孟真最爱才，想要发掘高才生，加以鼓励，举行全校作文比赛，颁发奖金，他亲自出题阅卷，看到好文章，便约作者面谈。一日，他回家，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他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极为激赏他的文才；但该生家境贫寒，又患深度近视，问他何以不戴眼镜，该生默然不答。孟真去世后不多日，卫生署刘瑞恒先生来我家，交来眼镜一副，说是孟真托他在香港为某生配的。我接过眼镜，泪湿衣襟。刘先生临行时，我才记起问他需款若干，他连连摇着双手说：“不用了，孟真早已付给我了。”……34
1950年1月23日，傅斯年在台湾大学贴出公告“致台大同事同学”，全文如下：
诸位同事先生及同学：近日校外校内传言斯年将去国，将辞职，同事同学频来问讯，敬声明如下：一、我之身体虽坏（久患血压高），然久病之后转不以为念。绝无于此困难之时，舍同事同学他去之理。二、去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在美开会，须国内去人方足法定人数，故曾来电约去，期为2月8日。斯年以为此时去开会，必有谣言。明知有此一行，或可为台大募几许钱，然权衡轻重，仍不去，故当时立即电复不去（来往信件均在陈秘书渝生处，愿看者可自由取阅）。三、半年多，校外攻击斯年者，实不无人，彼等深以不能以台大为其殖民地为憾。然彼等原不知大学为何物，故如遂其志，实陷本校于崩溃。鉴于一年来同事同学对斯年之好意，值此困难之时，决不辞职，决不迁就，决倍加努力，为学校之进步而奋斗（下次校刊中登出此事有关文件）。35
1950年12月20日下午，傅斯年列席省议会第五次会议。参议员郭宝基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包括国民党教育部从大陆运到台湾保存在台湾大学的教育器材的失盗和放宽台大招生尺度问题。素来疾恶如仇的傅斯年大受刺激，情绪失控，突发脑溢血，倒在议会大厅，经抢救无效，当晚去世。
12月31日，是傅斯年追悼大会举行的日子，追悼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举行。礼堂正中，悬挂着“国失师表”的挽幛。史语所的挽联是：
廿二载远瞩高瞻，深谋长虑，学术方基，忍看一瞑；五百年名世奇才，闳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
台湾大学的挽联是：
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钱穆的挽联是：
文章一世人何在？风义千秋史必存！
听说傅斯年猝然离世，留在岭南大学的同窗、姻亲陈寅恪既震惊又伤感。他以隐喻的方式述心曲，写了一首题为《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的诗，诗曰：
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36
《霜红龛集》是清初傅青主的诗文集，陈寅恪借以暗喻傅斯年。他将此诗分赠故旧门生，以寄哀思。
寓居美国的胡适写信给傅斯年的遗孀俞大綵：
自从孟真的不幸消息证实以后，我天天想写信给你，总写不成！十月廿一日我发了一短电给你。……孟真的天才，真是朋友之中最杰出的，他的记忆力最强，而不妨碍他的判断力之过人。他能做第一流的学术研究，同时又最能办事，他办的四件大事：一是广州大学的文学院（最早期），二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三是北大的复员时期，四是台大，都有最大成绩。这样的Combination世界稀有。我每想起国内领袖人才的缺乏，想起世界人才的缺乏，不能不想到孟真的胆大心细，能做领袖，又能细心周密的办事，真不可及！孟真待我实在太好了！他的学业根基比我深厚，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的多，但他写信给我总自称学生，三十年如一日。我们见面时也‘抬杠子’，也常辩论。但若有人攻击我，孟真一定挺身出来替我辩护。37
傅斯年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那时，台湾当局朝不保夕，无暇顾及大陆迁台的教育界、学术界人士。中研院的先生一部分被收容在台湾大学校内。要想领得一份薪水，就得教若干课程。搞研究的大都口讷，为了生计，也就只好“君子动口又动手”。研究工作却很难提上日程。
史语所迁到台湾，被安插在桃园县南部小镇杨梅镇火车站。在铁路通运公司的一座仓库里一待就是五六年。库房窗户小，闷热不通风。从李庄运回南京，从南京运来台湾的文物古董多不能开箱。图书资料也派不上用场，研究工作处于封闭状态。
傅斯年去世后，董作宾接替史语所所长职，这是代理了多年后的众望所归。他勤勤恳恳，又战战兢兢。1953年10月19日，他接到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的函询：“为匪区出版之《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有何参考必要？敬请查照惠复。”38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收到他的解释后，仍于10月28日呈报“国防部”参谋总长周一级上将：“检获由香港寄台大历史语言研究所董作宾，匪区出版之《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二本，应否准予放行，请鉴核。”39短短几行文字，背后晃动着刀光剑影。台大的学生张春树见证当年，他说：
我在台大读书四年，最大的苦事就是进图书馆借书。台大图书馆对可借可看之书刊均因政治因素严加控制，任何学人在大陆，其著作全不能看，凡有其文之学报或文集均不易看到；台大师长之著作如为早年发表，或与大陆学者之著作同在一处也都不能看到。40
董作宾年近六旬，对甲骨文的研究正值鼎盛时期。然而，这个时期董家食口众多，入不敷出。他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维持一个最低生活水准方面。他办《大陆杂志》，在台湾大学教书。1958年离开史语所，去了香港的新亚书院。这都未必是他真心想做的工作。1963年11月23日，董作宾在台北病逝。
李济、董作宾在傅斯年逝世周年追悼会上。
1957年4月3日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