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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笑吗？”
梁启超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并非无限抬高中学，贬低西学。在他看来，“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密。”他希望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它，得它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它，叫它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个新系统往外扩充，人类全体都得着它好处。”这一看法在今天看来也是值得借鉴的。
一纸电报点燃“五四运动”
1918年11月14日，北洋政府宣布，全国放假3天，北京突然之间旌旗招展，光彩照耀，东交民巷至天安门一带，游人更是摩肩接踵。这一天，人们在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成为战胜国，尽管这次胜利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12月初，梁启超筹措了10万元经费，挑选了一批各有所长的专家，组成一个民间代表团，赴欧洲参加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确立世界新秩序的会议，梁启超希望能利用这次机会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特别是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2月28日，梁启超率丁文江、蒋百里等人，乘坐日本轮船横滨号前往欧洲。一路上，大家打牌、聊天，非常热闹。每天早上8点，每个人都抱着一本书，在甲板上冲着大海高声朗读，45岁的梁启超也开始学英语。
在巴黎，梁启超以中国民间代表的身份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请他帮忙在和会上支持中国收回山东权益，威尔逊答应了。
1919年1月，被中国人寄予了厚望的巴黎和会正式开幕。会上，同为战胜国日本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遭到中方代表顾维钧的严词反对。
顾维钧慷慨陈词，说山东是孔孟之乡，中国的文化圣地，自中国参战以来，与德国订立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均已废除，不存在日本继承权益的问题。威尔逊也从旁相助，为中国据理力争。
场外，梁启超作为民间代表进行了频繁的游说活动，发挥了出席和会的中国外交代表所起不到的作用。他写下《世界和平与中国》一文，并翻译成多国文字，广为散发，宣传中国的要求，驳斥了日本占据山东的借口：“胶州湾德国夺自中国，当然须直接交回中国，日本不能借口有所牺牲有所要求，试问英美助法夺回土地，曾要求报偿耶？”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梁启超大声疾呼：“若有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是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和平公敌。”
就在此时，日本代表平静地公开了一份令人震惊的秘密协定。这份签署于前一年的协议规定，日本给段祺瑞政府2000万日元的贷款，换取在山东修路、驻军的权利——山东的命运早就注定了。
由于日本早在和会召开前就与协约国务方达成了秘密共识，因此，在和会上，威尔逊成了孤家寡人。并且，日方屡次扬言如不满足其要求，就退出和会。威尔逊担心建立国际联盟的计划破产，便妥协了。直到此时，梁启超才打听到和会条约的内容，而且得知，部分中国代表已准备在条约上签字。他赶紧致电国内好友林长民（林徽因父亲）告知他巴黎的详情，并称：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林长民4月30日接到梁启超电报，5月1日就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刊登在《晨报》上。他在文中惊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林长民文稿披露的第二天，北京大学的墙报就贴出了13院校学生代表召集紧急会议的通告。5月4日下午1时，北京大学等14个学校的50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当时，游行队伍中并没有“打倒帝国主义”之类的口号。相反，为了保住山东，学生还目标明确地去找美国大使馆，请求美国人帮助。因此，“五四运动”的实质是由梁启超的一封电报引发的爱国运动。
相知相惜不相娶
在1899年冬天，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应康有为的邀请，到美国檀香山宣传成立保皇会，组织海外华侨支持光绪皇帝的变法维新。
尽管梁启超很有辩才，是一位宣传变法维新的鼓动家，但是到檀香山之后，他才发现宣传变法维新，不应只是面对美国的华侨，还应得到美国人的支持。可是他不懂英语，这使他一时很犯难。在何氏侨商为他接风的家宴上，他提出了这个问题，请求大家给予帮助。他的话刚一落音，何先生就让侍女唤来自己的宝贝女儿何蕙珍，并介绍给梁启超说：“这是小女，从小在美国长大，英文极好，可以给你做翻译。”梁启超十分高兴，就请她坐在自己的身边。何蕙珍也很大方，操着一口标准的国语，更让梁启超听得十分快慰。
第二天，在演讲大会上，很多华侨和美国人出席，梁启超心情振奋，慷慨激昂地讲述了变法维新的见解，以及组建保皇会的意义。何蕙珍小姐为他做翻译，流利晓畅，准确通达，很受听众的喜欢。在口译过程中，何蕙珍对梁启超有了更多的了解。她不仅拥护梁启超的变法维新，更敬慕他的演讲口才和翩翩风度。演讲结束后，何小姐陪同梁启超步出演讲大厅时，她很大方地说：“我十分敬慕梁先生的才华，但愿来生我们能走到一起。请先生赐我一张小照，此生足矣！”事后，梁启超赠给何小姐一张小照，而何小姐则将一把亲手编织的小扇，给他做纪念。
梁启超对这位助手印象极好，在美国的日子里，如果没有何小姐给他当翻译，他几乎寸步难行。当时，慈禧降旨，以十万两白银悬赏捉拿梁启超。美国的一家英文报纸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攻击梁启超。梁启超对这种攻击几乎是鞭长莫及，只好听之任之。几天后，他听说有家报纸上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回击那家英文报纸的文章。这些文章以犀利尖锐的笔锋、深刻透彻的论辩将那家英文报纸批驳得哑口无言。不久，梁启超得知这些文章是何小姐撰写的，使他从心眼里产生了对何小姐的敬意。接着，他请何小姐帮助他学习英语，何小姐很愉快地当起了他的英文老师。他们间的接触越来越多，感情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了。
不久，何蕙珍对才华横溢的梁启超暗生情愫，向他表白了爱慕之情：“今生今世，我之心唯有先生……”
“我家中已经有妻子了。”梁启超矛盾地拒绝了她。
初遭拒绝，何蕙珍不仅没有气馁，反而为梁启超的忠贞感到快慰。事后，为博取梁启超的好感，她动员父亲为康、梁保皇之事捐了一笔款，并托人设宴向梁启超交接捐款事宜。席间，梁启超又一次见到何蕙珍。这次，何蕙珍提出一个让梁启超心惊的要求：“我情愿下嫁梁先生做小。”晚上，回到寓所的梁启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知道，何蕙珍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她做出这样的决定，其痴情实在令人感动。他们在事业上，确实可以相互扶持，可是，他和妻子李惠仙这些年来一直相濡以沫，感情深厚，怎能让妻子伤心？为此，他异常苦闷。从工作上考虑，他也很需要这样的助手。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1900年5月24日，梁启超给在日本的妻子李惠仙写了封信，表述了自己的心境。在信中，他介绍了何蕙珍的为人之后，写道：“余归寓后，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不知惠仙闻此事将笑我乎，抑或恼我乎？”梁启超心想，妻子接信后，定会生出一些醋意来，大骂他一顿，这样，他发热的头脑也好冷静一下。
很快，妻子回信了。梁启超打开信后，愣住了，妻子给他寄来了《诗经》中的一首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竟然乐意成全他的婚事。李惠仙说：“我远在日本，不能照顾，先生身边若有个情投意合的何小姐照顾，岂不更好？”
梁启超在妻子的宽容面前惭愧万分，便将妻子的信转给何蕙珍。何蕙珍一看，欣喜地笑了，说道：“惠仙姐贤德，我就向她学习，我们就做先生身边的娥皇、女英吧。”
梁启超却提笔为何蕙珍写了一首诗：“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与浏阳实创之（浏阳指谭嗣同）。尊重公权割私爱，须将身做后人师。”聪慧的何蕙珍马上明白了梁启超的意思，她眼泪汪汪地拿着梁启超赠给她的一张自题诗词的小像，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梁启超。“蕙珍是一位多才多情的好女子，可惜……”梁启超叹了一口气，把何蕙珍亲手织的一把小扇寄给妻子，让其代为保管。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想得到蕙珍的帮助，驰骋世界，但理想与现实的条件，又万万不能……”
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来信，表现得很大度，给他回信时表示这件事要请父亲大人做主。因为她料到公公是不会认可儿子娶个美国华侨做妾的。梁启超接到李惠仙的来信，急忙回信劝阻爱妻不要让父亲知道此事，并表示：对于何蕙珍的关系保证做到“发乎情，止乎理”，今后绝不再谈此事。当然，梁启超当时的处境也不允许他沉溺于儿女私情。他流亡在外，慈禧降旨通缉他，怎能让这位年仅20岁的小姐跟着自己受牵连呢！于是他婉辞谢绝了朋友的好意。
不过，这件事也触动了李惠仙，她考虑要设法牵住这头不安分的“小鹿”，于是在1903年，就将她的陪嫁侍女王桂荃给梁启超做了妾。
1924年9月，李惠仙因病逝世，梁启超身边少了一个理解、支持他的人，顿感悲痛万分。痴心不改的何蕙珍，听到李惠仙病逝的消息，急忙找到梁启超，一面劝慰其节哀，一面寻机重续前缘。没想到，梁启超以“年迈不想再婚”为由，第三次婉拒了她。何蕙珍心有不甘，多次上门，梁启超都避而不见，万般无奈的何蕙珍只好挥泪告别……
蔡元培：一代宗师开教育先河
蔡元培（1868.1.11—1940.3.5），字鹤卿，又字孑民，乳名阿培，浙江绍兴山阴县（今绍兴县）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人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
1916年9月1日，蔡先生在法国收到北京教育总长来电，说“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他立即在10月2日离开欧洲归国。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的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在北大正式就职，开始了一生最具建树的高教改革。他根据多年在国内办教育的经验与两次游学德、法取得的认识，将二者有机地给合起来，从北大的实践出发，从根本上推行了多方面改革。顾颉刚回忆说：“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来北大，逐步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并“着手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的教育方针和制度，来代替北京大学那一套封建主义的腐朽东西”。
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前，他的许多知心朋友就劝他别去担任此职务，当时的北大太腐朽，如治理不好会毁掉他的名声，但孙中山却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教育。”最终蔡元培还是进了北大。
上任伊始，蔡元培就强调在学校内重学术研究。蔡先生第一次向全校师生演说，即指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他要求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他倡导教育救国论，号召学生们踏踏实实地研究学问，不要追求当官。在学校内，他则大力扶植各种学术政治社团，培养学术研究、思想辩论的风气。此外，在学校领导体制、学制及课程上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这些使北大向现代化迈出了最坚实有力的一大步。
为贯彻教育救国方针，蔡元培首先“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由于旧北大文科顽固守旧者较多，故整顿工作，先从文科入手。他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后，迅即访晤陈独秀，请其出任文科学长。随即聘任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为教授。他们和原在北大的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一起，致力于文科的革新，“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除上述数人外，文科尚有陶孟和、顾孟余、陈大齐、杨荫庆、钱秣陵、杨昌济等教授，也热心于哲学、英文、德文诸门的改革。理科教授，也都是饱学之士。法科方面，虽尚无人讲授比较法之类的课程，但已有马寅初、高一涵等专任的教授。他们绝大多数，都年在30岁左右。其中，胡适、刘半农年仅27岁，最小的年仅24岁。
蔡元培凭借这批英年才俊为骨干，依靠他们带动全校，共同努力把腐朽的“官僚养成所”朝向昌明学术的最高学府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