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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已。
一次，商务想请胡适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认为钱穆有多年中学教书经验，希望他与自己合作主编。能与胡适一起编书，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钱穆却婉言谢绝了，认为两人对中国文学观点大相径庭，一起编不合适，最好各人编一本，让读者比较阅读。胡适没想到他会拒绝，气得拂袖而去，从此两人渐行渐远。
1930年，《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开拓了一条以史治经的新路子，胡适盛赞说：“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大公报也称之为“学术界上大快事”。1935年，经过多年努力，洋洋三十万言的《先秦诸子系年》出版，学术界更是轰动一时，被公认为中国史学界释古派的扛鼎之作和“划时代的巨著”。连一向很少佩服人的国学大家陈寅恪都认为此书“心得极多，至可佩服”。据说当时圈内有一种说法，称光是这部书的自序就足“可以让昔日的北大、清华的任何一位史学研究生细读两天”，而其中任意十行文字都可以“叫世界上随便哪一个有地位的研究汉学的专家，把眼镜戴上了又摘下，摘下又戴上，既惊炫于他的渊博，又赞叹于他的精密”。
钱穆治学讲究有大视野，从大处入手，由博而精。“先从大处着手，心胸识趣较可盘旋，庶使活泼不落狭小。”他从自己十年苦读中领悟到，求速成找捷径是做学问的大忌，治学者应该“厚积薄发”。认为“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中国学术界贵通人不贵专家”。（郦家驹《追忆钱宾四师往事数则》）他虽然是治史专家，却披阅广泛，发现学生手中有好书就借来一读。40年代在西南联大时，钱穆见学生李埏有一本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也颇有兴趣，并据此写了《道家与安那其主义》一文，发表后引起了读者极大兴趣。他主张多读书勤思考，触类旁通，认为中国治学与西方不同，西方学问分门别类，互不相关，中国学问分门不别类。经史子集四部，是治学的四个门径，入门后，触类旁通，最后融而为一。认为“读书当仔细细辨精粗”，“读书当求识书背后之作者”。而且要抱着谦虚的态度，对任何作者都要先存礼敬之心，这样才能有所得。
“一生为故国招魂”
“一生为故国招魂”，这是钱穆最得意的弟子余英时在他去世时所作的挽联中的一句话，这句话用来评价钱一生治学的目的最为允当。
钱穆早年从事乡村教育时，就立志要研究中国文化，以唤起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和民族自尊心，他是抱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可以说，他走的是一条积极济世的治学道路。他自称十年苦读，“莫非因国难之鼓励，爱国之指导”。在《历史与文化论丛》中，他谈到当年治学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国家民族自觉自强发出些正义的呼声”。他的一生都贯穿了这条红线。
“九·一八”事变后，国人抗日激情高涨，南京政府要求全国高校把中国通史作为必修课。北大教授们在爱国热情鼓舞下，决定编写一部中国通史，以唤醒国人民族意识。考虑到通史量大面广，拟请十五个教授共同讲授。钱穆认为，每人讲一段，中间不易贯通，各人研究也不一样，容易产生矛盾，不如一人从头讲到尾。大家觉得有道理，主张由他与陈寅恪合讲，这样相对轻松一些，他毛遂自荐，认为他一个人完全可以胜任，最后就由他一个人主讲中国通史。这门课1933年开讲，在北大讲了四年，后因日本侵占华北，北大南迁，又在西南联大讲了四年，才陆续讲完，前后一共讲了八年，也是他最有影响的一门课。
讲授中国通史时，正值日寇大肆侵华，钱穆上课时时常结合历史与现实串讲，激励学生的爱国之情，上课时每每座无虚席。当时刚迁至西南联大不久，大家因时局失利情绪低落，在上历史课时，钱穆经常联系中国历史，充满信心地说，统一和光明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和黑暗是暂时的，是中国历史的逆流，胜利一定会到来，给师生很大的鼓舞。
当时正值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同事陈梦家建议他根据讲义，撰写一本《国史大纲》，振奋民族精神。书生报国惟有笔，钱穆当即接受建议，决定撰写一部新的《国史大纲》，为全民抗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把自己关在远离昆明70公里的宜良县岩泉寺里，每天笔耕不辍，用了一年时间才大致完成书稿，并于1940年出版。《国史大纲·引论》中指出，“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实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浓厚之爱情，必先须使其国民对国家已经之历史有深厚之认识。”“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这正是他撰写此书的真实动机与目的。该书出版后广受欢迎，成为大学中最通用的一本历史教科书，也是他书生报国的一个典型事例。
钱穆并不完全是一个躲在象牙塔里的教授。1935年，日本阴谋“华北自治”，10月，有感于爱国之情与民族大义，钱穆与姚从吾、顾颉刚、钱玄同、胡适、孟森等百余名大学教授发起一项抗日活动，联名反对日本干涉内政，敦促国民党政府早定抗日大计。鉴于钱穆的抗日态度和学术影响，1942年秋，蒋介石在成都两次召见钱穆，请他到重庆机关讲中国历史，谈宋明理学。作为学人，钱穆对当政者始终保持了一种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一次蒋在报上看到钱穆的一篇讲话，很赏识，又打电话又是写信约他相见，钱穆以距离太远借故推脱了。后来见面时，他甚至当面劝蒋为了全体国人利益于抗战胜利后功成身退。这些都表现了钱穆的书生意气。
1944年10月，应有关部门要求，钱穆专门撰写了一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青年从军，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钱穆对国家和传统文化的认识是一贯的，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主张国家应该统一。1986年2月，他以92岁高龄发表《丙寅新春看时局》一文，认为“和平统一是国家的出路”，而“历史传统和文化精神的民族性，是中国统一的基础”。显示了其史家之卓识。
当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学者，钱穆对历史的认识也有其局限的一面。西安事变发生后，国人都十分关心，上课时同学们也请钱穆谈谈他对这件事的看法，钱穆说：“张学良、杨虎成的做法是不对的。”（赵捷民《北大教授剪影》）可见他的立场还是站在国民党一边，虽然研究历史，却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缺少客观认识。所以学生们开玩笑地说，钱穆是唯心论者。1989年仲秋，钱穆参加新亚书院40周年校庆，与学生座谈时仍然认为“救世界必中国，救中国必儒家”，多少也反映了他的史学观。
“吾乃国文教师，不必识英文”
1930年，钱穆应聘到燕京大学任教，次年便正式应聘到北大担任教授，从此正式登上大学讲台。
钱穆个子虽小，但十分自信，两眼炯炯有神。平时虽不苟言笑，说话时却十分风趣健谈。在北大当时穿长袍的教授极少，陈寅恪是个坚定的长袍主义者，钱穆对陈寅恪的学问十分佩服，看到陈寅恪穿长袍，他也改穿长袍，这一习惯他后来长期保持着。
钱穆不仅长于著述，也长于上课。在北大，钱穆主要讲中国上古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通史和中国政治制度史等课，每堂课上两小时。钱穆通常准点进教室，上堂就讲，没有废话，中间也不休息。由于博闻强记，上课时常常旁征博引，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借古讽今，时出新见，很快声名大振，听课的人越来越多。大约因为在家乡执教太久，乡音不改，上课时始终不脱一口无锡腔，开始学生听了很不习惯，但他的课讲得实在精彩，谁也舍不得离开，时间一久，大家也就熟悉了，反而觉得很有味道。他自己从不觉得无锡话有什么不好，50年代在新亚学院演讲时，香港学生反映听不太清楚，有人问他要不要提供翻译，意思是译成英语，他很不高兴地反问道，要译成英语吗，中国人怎么会听不懂中国话呢？
钱穆最受学生欢迎的是中国通史，这堂课先后上了八年之久。中国通史课每周两堂，每堂两小时。多安排在下午一点到三点，这时通常是学生最疲倦的时候，他却能把枯燥的历史课讲得生动迷人，成了最吸引人的课，除了北大学生，其他高校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人一多不得不从小教室换到大教室，“每一堂将近三百人，坐立皆满。”（《师友杂忆》）有的人一听就是四年。其中有一个姓张的学生从北大一直听到西南联大，总共听了六年之久，可见其吸引人的程度。钱穆也被学生评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有人把他与胡适并提，时称“北胡（适）南钱（穆）”。
北大学术空气自由，学生可任意选听，教授的观点也常常互相矛盾，大家自由辩论。钱穆坚持己见，从不隐瞒自己观点。一次讲上古史时，有人告诉他主张疑古的北大名教授钱玄同的公子就在班上，让他讲课时注意一点，别引起麻烦，但他并不回避，仍当众声称“若言疑古，将无可言”。当年在北大有三个教授在学生中十分有名，被人称为“岁寒三友”，“所谓三友，就是指钱穆、汤用彤和蒙文通三位先生。钱先生的高明，汤先生的沉潜，蒙先生的汪洋恣肆，都是了不起的大学问家。”（李埏《昔年从游乐，今日终天之痛》）
钱穆做事特立独行。刚到燕大时，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批学生试卷时给分十分吝啬，85分以上极少，通常只批80分，大部分在80分以下，一个班总有几个60分以下的。他原以为那几个学生可以通过补考过关，不料燕大规定一次不及格就开除，不许补考，从无例外。听说几个学生因为他批的分数过低将要失学，他立刻找到学校当局，申说理由，要求重批试卷，学校一开始以向无先例加以拒绝，经他力争，终于破例让他重判了试卷，让那几个学生留了下来。此后阅卷，给分也就大方多了。
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燕大当年发通知多用英文。有一次钱穆接到一份水电费缴费通知，上面全是英文。当时水电费须按月缴，因他英语不好，接到英文通知很气愤，干脆不缴，年底学校来人问他收到通知没有，他说收到了。来人又问：为何不按月缴费？钱穆愤然回答：吾乃国文教师，不必识英文，何以在中国学校发英文通知？对方一时哑然。
还有一件事也很能见钱穆的性格。胡适对钱一向十分欣赏，有人向他请教先秦诸子的有关问题，胡适便让他们找钱穆，说你们不要找我，钱穆是这方面专家，你们找他。见胡适这样推崇钱穆，大家对钱穆也另眼相看。一次胡适生病，许多人都争先前去拜访，乘机联络感情，钱穆偏偏无动于衷。朋友知道后，对钱穆大加责备，认为他太寡情，辜负了胡适对他一片好意。钱穆不以为然地说，这是两回事，怎能混为一谈？如果他帮助过我，说过我好话我就去看他，那叫我今后怎么做人？钱穆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在北大教授中，钱穆除了学问好，人品亦佳，在师生中有口皆碑。他平时不苟言笑，埋头治学，惜时如金，但绝不是一个酸夫子，而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也很懂生活的人。他毕生有两大爱好，一是昆曲，一是旅游。他在常州中学时受老师影响爱上昆曲，自谓“余自嗜昆曲，移好平剧，兼好各处地方戏，如河南梆子、苏州滩簧、绍兴戏、凤阳花鼓、大鼓书”。因为爱昆曲，由此喜欢上吹箫，终生乐此不疲。长兄好笙与琵琶，他喜欢箫笛，当年在乡教时，兄弟二人课余常常合奏《梅花三弄》，成为早年一大乐事。
钱穆特别欣赏朱子的“出则有山水之兴，居则有卜筑之趣”的生活方式，也自觉实践。他读书治学都尽可能选择环境清幽、景色绝佳的地方。初到北大时一段时间，他借住在朋友汤用彤家。汤家位于南池子边，紧靠太庙，四周广布古柏草坪，“景色幽茜”。在西南联大写《国史大纲》时居住的宜良县岩泉寺山明水秀，更是人间仙境。其后借读的苏州耦园还读我书楼，三面环水，“有池林之胜，幽静怡神”。晚年栖居的台北外双溪素书楼，依山面溪，是台湾有名的风景名胜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话用来形容钱穆再合适不过。钱穆治学之余，每到一处，总要遍访名胜游山玩水。在北大几年，几乎年年出游，“余在北大凡七年，又曾屡次出游”。几乎遍及山东、山西、江西、河南、湖北等周边地区。即使在西南联大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也照样游兴不减，许多当地人没有去过的地方，他都游到了。在遵义浙大执教时，适逢学生李埏也来任教，于是拉着他一起遍游遵义山水，李埏已精疲力竭了，他仍兴致勃勃。李埏原以为老师这样的人一定终日埋头读书，不想他长日出游，大为感叹：“不意先生之好游，乃更为我辈所不及。今日始识先生生活之又一面。”对他的诧异，钱穆自有一番解释：“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这才是钱穆。
“枯桐欣有凤来仪”
钱穆个人生活并不像治学那样顺遂，一生三次结婚，可谓五味俱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