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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废弛。少数设有防空情报台者，或则人手不齐，或则缺少机件，亦不能执行任务。似此情况，如不及早加强整理，一旦遭受突袭必将蒙受大的损失。为此军委决定：①华东、中南、东北、华北应尽先建立防空监视哨网，利用有线电话网及专设之无线电台传递空袭情报。各邻接区自行沟通情报通报统一办法，责成华北负责统一编定防空情报地图及代语、讯号，电台由军委三局统一编号。②各主要城市及工业区应设立防空司令部，负责警报、灯火管制及积极防空之指挥，执行情形报军委备案。”[18]
根据军委指示，北京、南京和沿海城市都成立了防空委员会，组织民众防备轰炸。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3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下午召集各单位商讨防空委员会任务以外各单位应筹备事项：①撤特展物品；②陈列室特殊收藏入库；③库房以延禧宫下层为较安全地库，特殊品应收入此库；④各宫殿大玻璃即糊纸帛。”故宫也进入了战备状态，可见当时形势之严峻。[19]
从杨树浦发电厂提供的厂房破坏示意图看，10枚炸弹准确地命中锅炉和发电机等重要设施，说明国民党飞机投弹很从容，并未受到地面防空火力的阻击。上海解放后，担任城市警备任务的是三野9兵团的33军，前身是渤海纵队。33军要承担市区500多个地点的警戒，力量明显不足。1949年7月，淞沪警备司令部成立了防空处，负责筹划上海的城市防空，并与上海市公安局等部门联合成立了上海市防空治安委员会。为了侦察和掌握国民党飞机的动向，从接收国民党遗留的十几部破旧雷达中，挑选了两部较好的，稍加整修后，架设在提篮桥附近安国路的一幢六层楼上，成立了一个雷达队，负责对空警戒。在浦东和市区建立了七八个目力观察哨，观察国民党飞机动向。但是警备部队当时没有一门高射炮，只有3个高射机枪连，配置在市区中心的高楼上，负责上海党政机关驻地的对空警戒。江南造船厂和杨树浦发电厂、自来水厂等重点企业，由连队集中轻、重机枪，白天到高楼和厂房顶上值班，对空警戒。解放军基本上是陆军，没有防空作战的经验。当国民党飞机到来时，战士们用眼睛寻找目标，然后对空中射击。机枪的射程仅为1000多米，对高空的飞机基本没有威胁。高射机枪由于缺乏组织指挥，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20]
1949年8月3日，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江南造船厂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区向中央军委求援。10月，军委命令华东军区组建5个高射炮团，然后赴沈阳接收苏联援助的高射炮并进行突击训练。每个团配备苏制85毫米高射炮12门、37毫米高射炮24门。其中11团、14团负责保卫上海，11月底到达。在“二六大轰炸”时，国民党飞机仗着暂时的空中优势，连续轰炸。B-24型轰炸机作水平投弹，其余飞机均环绕目标进行俯冲投弹。这次空袭，由于雷达发现不了飞机，目力观察哨观测距离过近，轰炸机飞临市区上空，我方才施放空袭警报，市民都来不及疏散隐蔽。另外高炮部队组建不久，数量少且缺乏雷达预警，无法提前发现目标。技术生疏，指挥不熟练，射击混乱，高炮射手不会环绕目标射击。虽然进行集中火力射击，但射击时机过晚，所以一架飞机也没有击落。当天，淞沪警备司令部调整高射炮部署，集中两个团保卫发电厂，并向中央军委紧急求援。军委于2月8日急调在沈阳接收装备并训练的华北军区高射炮第17团、18团参加上海地区防空，部队于2月18日到达上海。四个高射炮团重点保卫发电厂、火车站、码头、油库、机场，但由于雷达探测技术的问题，高射炮部队无法组织有效的防空体系。[21]
上海防空雷达
上海防空最大的问题是雷达发现不了飞机，主要原因是人员技术水平低，修不好雷达。“二六大轰炸”后，防空处经陈毅司令员批准，2月16日从上海交通大学将要毕业的学生中借来21人帮助工作。这些学生来自电机系，虽然学了不少无线电方面的理论，但都没接触过雷达。开始工作并不顺利，国民党飞机来袭击，地面观察哨用眼睛都看到了，但雷达仍未发现飞机。上级领导和学生们都很着急。团支部书记林学昌提议请专家来会诊。先请来交大的蒋大宗老师，他虽然在抗战期间接触过雷达，但也没有解决问题。他建议把上海市无线电技术水平最高的国际电台总工程师钱尚平先生请来帮助调试，钱总准确判断问题出在发射机与接收机的工作频率不一致。经过调试，雷达在3月20日9时第一次发现了飞机。华东局、上海市委有关部门与交大联系，让学校动员这批学生参军。交通大学的21名学生除1人外都参军了，这批学生后来成为解放军防空部队雷达技术的骨干。[22]
交通大学学生参军
2月21日中午，国民党飞机B-24型5架、B-25型2架、P-51型2架分批进入上海市区，轮番轰炸闸北水电公司，投弹12枚，造成十余人死伤，发电设备严重损坏，这是“二六大轰炸”的余波。由于轰炸以及封锁和通货膨胀的持续影响，使得1950年上半年的上海处境极为艰难。上海的工厂约有12000家，1月至5月期间停工的达1454家，占10%以上。上海的商店约有十万余家，在这5个月间歇业的达六千多家，占6%左右。因为停电，上海的多数纺织厂无法开工，投机商人囤积纱布，市场物价又出现波动。当时在上海主持经济工作的陈云，2月10日写信给聂荣臻并转朱德、刘少奇，汇报了上海被炸的严重后果。信中说：“上海纱布生产量占全国纱布生产量的一半。这次轰炸，上海纱厂停工，从电力恢复到纱厂恢复生产需一个半月时间。这一个半月停工停产纱布的结果，纱布必成囤积投机的对象，这三天上海情况已经明显。因此，我们提议：军队只发两套单衣（取消一套衬衣，且第二套单衣要求延迟些发，使我们能赶产纱布），地方则只发一套单衣，时间也推迟。”[23]朱德总司令批准了陈云的请求，全军当年每人减少一套单衣。
苏联防空部队来华
严峻的形势使华东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和上海市长陈毅感到压力极大，心情沉重。由于防空力量不可能在短期内战胜国民党飞机的空袭，党和政府没有能力保卫大上海的安全，于是只能寻求躲避轰炸的策略。那些天华东局连续召集会议，商量市民疏散和工厂迁移的问题。2月23日，《解放日报》头条新闻是“面向内地前途无限光明，内迁各厂先后开工，原料便利产品畅销”，介绍了1949年底迁到天津的四个卷烟厂、针织内衣工厂先后开工生产的情况，为进一步内迁工厂制造舆论。但是这些内迁的工厂都是不足百人的私营小企业，如果要将造船、电力、钢铁等大企业迁往内地，谈何容易。所以饶漱石将情况报告给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刘少奇又转报给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
得知上海连续遭到轰炸的消息，远在苏联的毛泽东也十分焦急。中苏谈判到了关键时刻，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字。第一条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这一条是中国方面提出的建议。当时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是希望在解放台湾时，得到苏联海空军的支持，这就确立了中苏两国军事联盟的基础。当时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和海军司令员萧劲光都随周恩来到了苏联，商谈筹建中国空军和海军购买设备和派遣顾问，建立技术学校等具体问题。条约签订前，毛泽东收到刘少奇转来饶漱石的电报。中国领导人紧急约见苏联领导人，请求苏联出动空军协助上海防空。苏联方面答应了中国的请求，17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少奇同志即转饶漱石同志：
丑文电悉。积极防空，保卫上海，已筹有妥善可靠办法，不日即可实施。上海工厂不要勉强疏散，尽可能维持下去。但对上述防空办法，务须保持秘密，以期一举歼敌。我们今夜动身回国。[24]
毛泽东所说的“妥善可靠办法”，是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苏联派出一支防空混合集团军，由巴基斯基中将指挥，来上海协助防空。2月12日傍晚，莫斯科防空军区司令莫斯卡连科上将紧急召集军区参谋长巴基斯基中将交代任务。赴上海的苏军防空集群由最精锐的莫斯科防空部队组成，巴基斯基出任司令，斯柳萨列夫将军任副司令，亚库申上校任歼击机部队指挥官，米罗诺夫上校为后勤部长，斯皮里多诺夫上校为第52高炮师师长。
巴维尔·费多洛维奇·巴基斯基，1924年参加苏联红军，在卫国战争期间先后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方面军中任步兵第73军、50军和128军军长，参与了解放波兰、歼灭东普鲁士德军重兵集团、攻克柏林和解放布拉格的战役，建立了卓越的功绩。1948—1950年任莫斯科防空军区参谋长，1950—1953年任空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1954—1965年任莫斯科防空区司令，1966年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国土防空军总司令。1968年授予其苏联元帅军衔。[25]
巴基斯基中将
2月16日早晨，在莫斯科中央机场，巴基斯基与各部队指挥员登上飞机，沿莫斯科－喀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赤塔－哈尔滨－北京的路线飞往中国。2月17日上午，他们降落在北京机场，受到了中国同志非常热烈的欢迎。抵达北京的当天，苏军将领拜会了朱德、周恩来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聂荣臻。中国领导人向他们介绍了上海的防空形势和任务，他们也向中国领导人汇报了苏军来华防空部队的基本情况。
得知苏联防空部队即将来上海的消息，上海党政军负责人极其振奋。他们立即部署准备工作。上海警备司令部命令第97军、99军和100师官兵，并动员上万民工，连夜突击扩建江湾、大场、龙华三个飞机场，迎接苏联空军的到来。3月1日，华东军区决定组建上海防空司令部，统一领导上海市防空的各项工作，包括健全各级组织，调整兵力部署，建立空中情况警报系统，沟通指挥通讯，并配合苏军为其提供一切保障。由郭化若任司令员兼政委。上海军民昼夜在机场施工，国民党方面似乎感觉到了什么。3月14日，国民党舟山基地轰炸机18架、战斗机8架分批对修复的龙华机场进行轰炸，投弹194枚，将机场跑道炸了许多大坑，造成军民17人伤亡。江南造船厂也再次遭到空袭，驻守该厂的高炮11团猛烈对空射击，击伤B-24轰炸机和P-51歼击机各一架，迫使国民党飞机升至5000米高空，匆忙投弹后返回。[26]这是国民党空军最后的疯狂了，上海军民共同努力，终于在苏联防空集团军到达之前，将三个机场全部抢修完毕。
为了给来上海的苏军部队创造良好的作战、生活条件，上海防空治安委员会、华东军区航空处、上海警备司令部等部门组织了好几个工作班子，进行准备工作。接待办事处设在虹桥，负责苏军的物资供应、住房设备、生活用品和保卫工作。市电讯局还调拨了大量的市、县线路，架通了所需要的电话线路。当时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第4警备区通信科长的佐光回忆：1950年2月中旬的一天，他奉命到淮海中路上海防空治安委员会受领任务。来自解放军总参谋部的王智涛传达了军委的指示，交给佐光的任务是：组织一部分干部，在省、市、县政府的帮助下，2月底以前，在上海南汇县、苏北的启东县、苏州市、浙江的海盐县建设雷达阵地，安排前来工作的苏军人员的住宿、生活保障、阵地警戒等问题。在虹桥机场、江湾机场建设引导雷达阵地的任务由航空处的同志负责，安国路雷达队由防空处情报科负责。这是为苏联空军的到来预先做好对空侦察、警戒和引导飞机作战所需要的准备。领受任务后大家分头到各地，在当地政府和群众的配合下，经过近20天的紧张工作，到3月初，几个雷达阵地都建起来了。通往阵地的公路修通了，桥梁架起来了，电源接通了，人员住房、中西餐厅也都修理好了。在雷达站周围部署一个步兵连，担任雷达站的地面警卫。3月中旬，苏军混合集团军的部队陆续到达上海。苏军独立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