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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生活转变到城市的舒适生活，有的干部产生了享乐思想，革命意志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男女恋爱的问题上，从沉溺于男欢女爱演变为严重的政治案件。
1946年1月，北满合江军区依兰县第5支队副司令杨清海叛变。杨清海1940年参加抗联第7军，任大队长。在日军围剿的艰苦环境下，许多人叛变脱离队伍，杨清海却表现得相当坚定。在最困难的时期，他带领队伍到苏联境内坚持斗争。1945年8月，他随苏联红军解放依兰县，被任命为城防副司令。八路军部队到达北满后，杨清海又担任合江人民自治军依兰第5支队副司令。
当时的依兰情况复杂，土匪头子谢文东、李华堂等因为当过抗联的关系，自封为各地的“司令”。伪满官吏、军警仍旧把持着当地的权力。杨清海受他们的引诱，很快腐化堕落。他认识了开赌局的辛老头的女儿辛爱玉，辛爱玉外号“辛大姑娘”，是依兰城里有名的妓女。杨清海本来有妻室，但在辛爱玉的诱惑下遂与她同居。辛爱玉当了姨太太，那些开赌局的地痞流氓就把杨清海当成他们的保护伞。
苍蝇专叮有缝的蛋，国民党特务把杨清海当作策反对象。他们穿针引线，让杨清海和李华堂拉上了关系。杨清海接受国民党的委任，与李华堂密切联系，等待时机叛乱。依兰人都说：“若没有辛爱玉，杨司令恐怕还不敢叛变。”
合江军分区司令员贺晋年是来自陕北的老红军。他对杨清海通敌活动有所察觉，便与张闻天书记商量，把杨清海调到佳木斯学习，解除他的职务，审查他的问题。杨清海感到情况不妙，便派人联络李华堂，决定发动叛乱。
1946年1月10日晚，依兰县政府的干部为杨清海设宴饯行，勉励他好好学习，处理好家庭问题。杨清海表面客气，心里暗藏杀机。夜里，他命令亲信在营房动手，打死了依兰独立团三位关里来的干部，煽动大家跟着他叛乱。就这样，杨清海拉走依兰独立团两个连一百五十多人，长短枪一百六十多支，到西山与李华堂会合。国民党的报纸大肆宣传杨清海叛变，在当时东北影响很大。
当年10月，贺晋年司令员带领骑兵在牡丹江追剿李华堂，土匪被打散了。辛爱玉受伤被俘，杨清海只身逃到了国民党盘踞的长春，在那里靠赶大车度日，后来到沈阳做小买卖隐藏起来。1950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终于被群众揭发出来，被公安机关逮捕枪决。
男女间的情感问题，有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演化成严重的政治事件，这给进入城市的共产党人敲响了警钟。在战场上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并不复杂。但是如何应对进入城市后带来的种种变化和新情况，特别是在生活、男女情感等方面防微杜渐，保持共产党的艰苦奋斗作风，杜绝腐化变质，是共产党面临的一个新挑战。
整顿队伍，清除腐败，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1945年10月，在中共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战略方针指引下，关内各根据地调动10万大军进入东北。194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和种种不利因素，东北初期的斗争非常艰难，特别是1946年6月四平保卫战失利后，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撤退到北满，部队损失严重，干部中的一部分人思想混乱，形势非常危急。
中共中央做出重大决策，改组了东北局。1946年7月，新组建的东北局领导集体在哈尔滨召开会议，研究对策。林彪、罗荣桓、陈云、高岗等共同起草了东北局《七七决议》，号召东北的党和军队的干部重整旗鼓，整顿队伍，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努力奋斗。
建立根据地的关键在农村。《决议》强调：要掀起干部下乡的热潮，必须克服腐化享乐思想。“许多到达东北的干部，对于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没有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干部中享乐腐化厌战的情绪在增长着，这是党内最危险的现象。目前应在干部中反复说明东北斗争形势，使干部认识东北斗争的尖锐性和长期性，认识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农民不起来，我们在东北有失败的可能。”《决议》号召各级干部“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造成共产党员面向农村、深入农民的热潮”。
在反对和平思想、腐化享乐，动员干部下农村的同时，部队的整顿工作也在深入展开。根据以往的教训，凡是土匪活动猖獗、叛变多发地区，国民党特务、地主武装的捣乱破坏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是我们内部的队伍不纯、坏人掌权和干部腐化堕落，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就要先清洗内部，内部纯洁了，队伍才能巩固。1947年4月29日北满合江军区政治部主任卓雄给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的报告，汇报了半年以来的剿匪和建军工作，谈到整顿地方部队工作，首先是清洗坏分子。他说，有些部队内部极不巩固，成分复杂，警察、特务、地痞、把头等占一半以上。还有一些干部历史复杂，不可靠，上级对这些部队进行了整编清洗。“清洗的数目，全军区统计在连排干部中即占半数以上。”
在整顿过程中，卓雄还发现了比较严重的贪污腐化现象，犯错误的还有关内来的老同志。他在报告中反映：某军分区“很多的干部都贪污腐化搞女人”。“在生产方面发生过很严重的现象。私人做买卖造成了一部分干部贪污腐化的风气。近来经过多次检查批评，已有转变。现在除了上级指定专门机关搞生产工作外，其余部队、机关、个人绝对禁止商业生产。部队机关生产规定解决全年的菜、肉类、黄烟、办公费等项，主要进行农业生产。”
卓雄反映的贪污腐化问题，东北局早已注意到了。确实有个别干部，进城之后贪图享受，拜倒在金钱美女的脚下，丧失了革命意志。有的为了享乐，挥霍贪污公款，造成后方财经工作混乱。战争的形势不允许革命队伍中有这些蛀虫存在，必须把他们清除出去。东北局制订建立根据地的三大任务：发动群众，整训部队，整顿财经。最后一项任务就是要在后方的城市政府部门中，清除腐化变质分子和贪污分子。为此，东北局在1946年8月发布了《关于反贪污腐化浪费指示》，指出：在目前战争情况下，“来东北之干部，自应百倍紧张地工作，以艰苦奋斗的精神进行工作，以奠定立足的基础，以争取战争的胜利。但有些干部却只顾个人的享受，对战争与建立根据地及其他工作，皆缺乏积极性。此种思想与行为，必然造成重大损失与困难。我各级党政机关，今后除加紧党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外，对于纪律方面亦应严格注意。尤其对于贪污腐化浪费的行为，无限制发展私人财产的行为，只顾自己挥霍享受不顾士兵与人民痛苦的行为，应加以干涉与取缔”。
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各地政府机关进行了认真的清查，查出了一批腐化变质分子。他们有的挥霍浪费，化公为私；有的堕落腐化，搞女人，吸大烟，完全丧失了党员干部的立场。这些人虽然不多，但对革命队伍的危害极大。1947年4月出版的东北局机关刊物《群众》第13期出了一个专号，公布了一些典型事例。
在《群众》第13期的反贪污腐化专号上，一共通报了16个干部。除了杨清海叛变投敌外，其余都是进城后追求享乐，走上贪污腐化道路的。这些人在东北局干部队伍中，当然是极少数的。但是他们的堕落给东北的全体党员、战士上了一课：忘记了战争，忘记了党在东北的任务，只追求个人利益，必然陷入堕落的泥坑中不能自拔。东北局要求大家通过这些反面教材，吸取教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坚决把党内的腐化变质分子清除出去，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和战斗力。
短短的几个月，东北的党政干部和各部队指战员认真执行了“发动群众，整训部队，整顿财经”三大任务，经过清理内部，革命队伍更纯洁了，克服了混乱局面，统一了思想，提高了士气。干部战士们从四平之战后不利形势的阴影下解脱了出来，重整旗鼓，开始了新的战斗。
上述案例和教训也使东北局的领导意识到：许多贪污腐化的根源都是从男女关系开始的。婚姻恋爱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大问题。为了保证部队的战斗力，防止后方机关干部的腐化变质，上级认为必须从严控制婚姻。东北局当时作了严格规定：连队干部和战士原则上不许结婚，高级干部结婚也要从严掌握。有个政策简称“二五八团”：就是男方年龄25岁以上、8年以上军龄、团级以上才能批准结婚。在战争年代，这个政策执行得非常严格，从而保证各部队干部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后方干部勤恳努力，忠于职守，直至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朱老总亲自整顿军队经商
1947年5月，朱德、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从延安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一个精干的小部队，在陕北坚持斗争，与胡宗南周旋。临别时，毛泽东交给朱德一个任务：解决华北部队的作战问题。
当时，国民党军队兵力不足，被迫将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而解放军已经度过了战争初期最困难的阶段，东北、华东等战区开始组织大规模战役，整军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只有华北战场打不开局面，没打一个像样的歼灭战。当时各战区部队歼灭国民党军十几个师，俘虏国民党将官106人；华北战区只俘虏一个，还是团长。毛泽东在1947年1月批评华北战区负责人：“过去六个月自卫战争，你们已有不少胜利，但比陈（毅）粟（裕）集团、刘（伯承）邓（小平）集团、陈赓纵队（只有四个旅）的胜利是落后的。现在正是你们赶上去的有利时机。”3月，毛泽东再次批评华北战区负责人：“你们作战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能歼灭敌人就是对于其他战区的配合。你们长时间没有打开局面，八个月来各解放区俘虏的106个国民党将级军官中，你区俘获得最少（据说只有1名），其中必有缘故。应虚心检讨，得出教训，以利作战。”[1]
朱德在华北战场
因此，毛泽东委托朱德去华北部队视察，看看原因何在。朱德到达华北部队后，听取干部汇报，并实地调查研究，发现了严重问题。6月他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华北部队后方太大，出征人员少。野战军号称12万人，实际能用于作战的不到7万人。其余的都在后方搞生产，各自为政。团以上机关都有自己的财产，纪律也比较混乱。如果不割去这个大尾巴，华北部队的状况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
为什么华北部队有这样的现象呢？这是抗战时期遗留的问题。抗战期间，太行山根据地的部队都是自谋生路的。延安不发经费，要部队自行解决生计问题。抗战时期是国共合作，八路军不能像红军时期那样打土豪、分浮财解决军饷，就只有靠生产经商。于是，晋察冀部队在太行山里开荒种地，办商店，搞多种经营。聂荣臻回忆：他领导的边区政府制定新经济政策，保障一切抗日人民（包括地主）的财产所有权，人民按政府规定缴纳赋税，任何机关、团体不得另立名目勒索或罚款。政府建立银行，发展农业，积极垦荒，扩大耕地面积，繁殖耕畜，凿井开渠。发展军事工业、矿业和手工业，鼓励开展各种生产互助合作，发展商业。
晋察冀边区地处陕甘宁和华北敌占区之间，八路军利用敌占区农产品缺乏、商人贪图牟利，以及在伪军、伪组织中的地下内线关系等条件，展开工作。八路军的地下关系网一直深入到北平、天津，利用一些商人为根据地提供必需品。一部分商人是同情抗日的，有些商人没有这样高的觉悟，但他们总想赚钱吧，也愿意同八路军做买卖。尽管日伪对边区封锁，但是，八路军利用各种关系，从敌占区购买各种必需品。特别是在天津的路子更广一些，搞到的各种物资尤其是医疗器械和药品比较多。到1941年，晋察冀政府和部队的生产经营已初具规模，有了多种设备简单的小矿，以及熬盐、制碱、硫磺、酒精等化学工业和榨油、制造纸张、面粉、文具等多种轻工业。
八路军在晋察冀边区搞生产经营和商业贸易，使边区军民的生活日用品大部分能够自给，不但解决了生存问题，还经常接济陕甘宁根据地。但是到了解放战争，部队要打仗了，原来的经营体制就成了大拖累。你想，一个团的编制，后方搞经商的人和前方作战的人数差不多。一个团长还要想着后方的生意怎么办，缴获的财物也不交公，都运往自己单位的后方，这样的部队能集中精力打仗吗？这种前后方不分、建制混乱的现象不解决，不但打不了仗，而且极容易滋生贪污腐败，涣散部队的战斗力。
朱德与刘少奇商量，决定采取坚决手段，割掉后方的大尾巴，让部队轻装作战。他指示华北部队：停止经营生产，商店一律归公，建立统一的后勤机构专门管理。这要涉及很多干部的切身利益。朱德向中央表示：“改组虽一定会有很多阻碍，当设法推动，以取得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