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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费250美元，梅乌奇付不起。这种“专利预告”文件需要每年付10美元，三年后，梅乌奇连10美元都付不出了（五年后，贝尔递交了专利申请）。
走投无路的梅乌奇，在1873年带着记录有全部实验数据的笔记本和一部新的电话原型机，来到了西联汇款公司，试图毛遂自荐。但这家公司非但没有接见梅乌奇，还在后来宣称，梅乌奇向该公司提供的东西都不慎遗失。
后来证明，这家公司的高管是贝尔的朋友。两年以后，贝尔提交了电话专利申请，并与西联汇款联手建立了一家新的公司。
在贝尔申请到电话的专利并成立公司进行商业化运作之后，梅乌奇终于将一纸诉状递到了法院，表示自己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先发明了电话。
囊中羞涩的梅乌奇无法独立负担庞大的诉讼费用，他依靠着朋友律师的帮助，与贝尔打起了旷日持久的官司。当民意开始慢慢倒向梅乌奇，最高法院也开始考虑用欺诈罪指控贝尔的时候，梅乌奇的生命却走到了终点。
1889年10月18日，81岁的梅乌奇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官司自然不了了之。
5
梅乌奇的第一部电话原型机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还没有。
2002年6月11日，在梅乌奇逝世113年之后，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69号决议——这是一项关于“电话”的决议。
决议称，梅乌奇于1860年在纽约展示的名为“teletrofono”的机械已经具备了电话的功能，而贝尔后来确实有各种渠道和机会拿到梅乌奇的实验资料——
“众议院认为安东尼奥·梅乌奇的一生及其成就应该得到肯定。他在发明电话过程中的工作也应该得到承认。”
决议公布，立刻引来轩然大波。意大利裔的美国人纷纷欢呼这一迟到一个多世纪的“公正判决”。但加拿大方面却指责美国国会为了政治目的篡改历史（贝尔1870年移民加拿大，1882年又取得美国国籍）。
10天后的6月21日，作为回应，加拿大众议院也通过了一项决议，重申贝尔是电话的发明者。
2004年，在加拿大广播公司举办的“最伟大的加拿大人”评选中，贝尔被电视观众评选“十大杰出加拿大人”。
就目前的绝大多数资料显示，电话的发明人，依旧是贝尔。
有人认为，贝尔对电话的商业化和普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他的作用类似爱迪生之于电灯泡，所以他对电话做出的贡献更大。
也有人认为，梅乌奇先发明了电话，且贝尔确实有获得梅乌奇资料的嫌疑。
不管怎样，2013年3月16日，美国的专利法终于做出了一项重大改变：从之前的“先发明主义”（Fisrt-to-Invent），改为了“发明人先申请主义”（Fisrt-Inventor-to-Invent）。
只是关于电话的发明者究竟是谁，专利法已经无法给出答案。
馒头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挺喜欢写科学家的故事的。
因为我个人认为，能从整体上改变人类发展走向的事情，只有两种：战争和科技。
战争，毋庸多言，是向着毁灭人类的方向去的。
而科技的发展，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是为了提高和改善人类的生活（前提是别和战争联姻）。
而作为科技发展的直接推动者——科学家，其实也拥有一个个不为人知的故事。他们不是一个个冷冰冰、高高在上的科研机器人，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喜有怒、有好事有糗事的普通人。
比如贝尔，无论他究竟有没有借鉴梅乌奇的成果，其实他一生为聋哑人做了很多贡献，他自己的妻子也是一位聋哑人。
另外一个喜欢写科学家的原因是，我很痴迷那个科学家辈出、人类科技文明大爆炸的时代——你看，一个电话，全世界各地都有科学家在憋足了劲儿捣鼓（其实在贝尔之前，法国人博修和德国人赖斯也有过类似的发现或发明）。那时候，每一个诺贝尔奖，都足以改变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
从21世纪开始，人类其实已经正式进入崭新的“互联网时代”，很多原来想都想不到的事，都逐步成为现实。
衷心期望并等待，下一个科技大爆发时代的到来。
你知道当年在报纸上登广告有多难吗？
当时代革命扑面而来的时候，很多行业都会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化。有时候，一眨眼，很多事情就只剩下回忆了。
1
1979年3月15日，上海的《文汇报》刊登了一条不寻常的广告。
这是一条引起轰动的广告。
因为这是自“文革”结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第一条在中国报纸上刊登的外商广告。值得注意的是，报纸上的三块手表，还不是照片，是手绘的。
而且有意思的是，广告上刊登的“雷达表”，要在四年后才进入中国市场——换句话说，是看得到，买不到的。
时任瑞士雷达表中国区副总裁郑世爵后来回忆：“当时中国还没有完全开放，但是我们意识到了中国市场的广阔，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毫无疑问，雷达表相当聪明地运用了营销理论上的“第一品牌”概念——在没有竞争者的情况下，用较少的资源和时间建立很高的知名度。
广告有效果吗？当然有。
在广告刊出的三天内，上海有700人以上到黄浦区的商场里去询问“雷达表”——其中很多人还不知道，当时一块雷达表的价格，相当于上海一名普通工人20年的工资收入。
《文汇报》刊登的雷达表广告
当天晚上，上海电视台也播出了雷达表的广告，而且还是英文播出，只是配上了中文字幕。
当时很多人都在问：《文汇报》胆子怎么那么大？
于是就要说到另一个故事，就在这一年，就在《文汇报》之前，上海的另一家报纸已经“第一个吃了螃蟹”，给《文汇报》壮了胆。
那就是中国在“文革”后率先恢复商业广告的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
2
报纸刊登广告这样稀松平常的事，对当时经历过“文革”的中国报纸而言，却无异于天方夜谭。
其实报纸刊登广告，在中国本来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情。从鸦片战争之后，中文报刊开始大量涌现，广告自然是报纸营收的最主要渠道。即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报纸刊登广告，也是正常的事情。
但是，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1966年8月17日，最后一则商业广告出现在了《解放日报》国际新闻的下方——用现在的眼光看，那则广告的安排多少也体现了编辑的心血：
这一版的总标题是《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电烘箱广告上面的报道是这样一段导语开头：“墨西哥进步人士组织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他们热情称颂毛主席每篇著作都是真理和指南针。”然后，下面是“鼓风恒温干燥箱”的广告。
第二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红卫兵，商业广告就此在中国报纸版面上绝迹。
3
一晃13年过去，转眼到了1979年的除夕。
那一天，解放日报社正在开编委会，《文汇报》的一位副总编打电话过来：“春节期间，两报能否出内容相同的单页联合版，这样能让平时很辛苦的夜班编辑部轻松过个年？”
在当时电视还不普及，报纸也没几张的年代，时任解放日报社总编辑的王维，不同意这个建议：“春节是读者看报的好时段，不能出单页！”
但是，会上马上也有人提出要算算“经济账”：《文汇报》出单页，我们出四个版，不是吃亏了？
王维一拍桌子：怕什么？我们不能用商业广告收入来弥补吗？
一句话说得简单，但会议室里的其他人都面面相觑——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三年，但中国还没有一家报纸敢恢复商业广告。
《解放日报》作为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现在的上海市委机关报，居然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后来，有人专门请王维回忆当时的情景：
——“事先有没有请示市委？”
——“没有。”
——“有没有上报宣传部？”
——“没有。”
——“私下里和有关领导打过招呼？”
——“肯定没有！”
王维当时依靠的，就是自己的判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大会决议深入人心。经过那么多年反反复复折腾，中国人终于认准了一个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整个国家，“实事求是”的氛围越来越浓。
于是王维的思路就是：“报纸刊登广告，天经地义。”
解放日报社老总一拍板，乐坏了一家广告代理公司。
4
当时，整个上海只有一家广告代理公司，叫“上海广告装潢有限公司”（下称上广装），这家公司被允许代理国内媒体的广告，别无分店。
但以当时的市场环境，就算只有一家，但依旧是无米下炊。当时，上广装专门出差去北京，游说中央报刊能够接受刊登广告——中央报刊肯刊登，地方报纸才敢动啊！
但是中央报刊没有一家敢先摸石头过河。
时任解放日报社广告部经理的彭寿龙回忆，当时找到了上广装说可以刊登广告，对方激动万分，在最短的时间里就拉来了足够《解放日报》春节假期版面使用的商业广告。
1月28日，《解放日报》的版面上破天荒出现了上海工艺美术工业公司和上海食品工业公司的拳头产品，舞台刀枪、二胡三弦、佛手味精、幸福可乐、十全大补酒等一批广告。
当时，像这样的广告每条大约收费在700元左右，不久就调价到了每条1280元。这个价钱是什么概念？当时上海的人均工资仅每月40元左右。
但即便如此，在《解放日报》开了头炮之后，其他商家蜂拥而至——刊登广告的那几家商家的商品迅速脱销。
在诸多广告客户里，当时还有一家日本电气公司，连续来找了几次，要求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广告。这让庞寿龙感到非常棘手：党报能不能刊登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广告？按什么货币结算？
庞寿龙为此还自掏腰包买来龙井茶叶、广东香蕉，接待日本客户，想先探探虚实。
一犹豫，第一个涉外广告就让《文汇报》做了。
5
《解放日报》作为一家“第一个摸石头过河”的报纸，当时不是没有风险的。
根据王维老总的回忆，在《解放日报》刊登广告后的两个月，在一次宣传部的会议上，出版局有一位副局长毫不客气地发问：《解放日报》带头刊登商业广告，到底是为社会服务，还是为本单位赚钱？
王维还是那条标准：用实践检验。他回到报社后，马上让总编办收集各界对《解放日报》刊登商业广告的真实反映。
解放日报社的资料室里，至今还保留着不少当初的读者反馈原件——真的有批评声音：
“凭票供应的电视机、收录机为啥还要做广告？如果登给中国人看，你又买不到；如果登给外国人看，人家根本不稀罕！”
“这是一种形而上学！只能起到刺激人们不满的作用。”
1979年1月28日的《解放日报》（第二版）
1979年1月28日的《解放日报》（第三版）
“我花四分钱买一份报纸为了学习、看消息，你们用四分之一的版面介绍日本人的生意经，算啥名堂？”
“广告里画的有些是油头粉面、奇装异服、妖形怪状的女人，对广大群众到底有啥好处？”
王维让人把这些反馈实事求是地做成简报，上交给宣传部。
上面的领导，并没有批评。
6
由《解放日报》开头，全国报纸广告的“黄金时代”大幕由此拉开。
记得上海《新民晚报》的一位记者讲过一个段子：“那个时候，我们的广告部主任上班别的什么东西都不带，只要带把尺子就可以了。一个客户进来，主任告诉他实在没版面了，客户再三拜托，于是主任用尺子给他在版面上量出一个几乘几厘米的‘豆腐块’，问他能接受吗？客户连连点头，出去。然后排队的下一个再进来。那个年代，在报纸上登一个广告，有时候要提前一个月预约。”
当然，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解放日报》，也由此迈开了脚步：1993年，报社全年广告收入首次达到1亿元，1995年又突破了2亿元。
对了，那家上海广告装潢有限公司在之后的八年时间里，营业额一直是同行业全国第一。
馒头说
《解放日报》是一家听上去非常严肃、正经的报纸（实际上也是），但翻开它的历史，除了第一个恢复商业广告外，真的还有不少的全国“第一”，会颠覆你的印象：
1979年8月12日，成为全国第一家刊登“社会新闻”的报纸（其实就是非正面的新闻：上海一辆26路无轨电车翻车，造成很多乘客受伤）；
1980年1月，全国第一家创办文摘类报纸《报刊文摘》（巅峰时期的发行量达到38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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