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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时的格瓦拉
罗德里格斯回忆说，被捕之初，切·格瓦拉表现得很愉快，甚至同意人们在他被带出藏身之地时和他合影。被捕后，切·格瓦拉被关押在附近一个村庄的学校里。
罗德里格斯的使命，是把格瓦拉带到巴拿马做进一步审讯，但玻利维亚的最高当局坚决要求立刻处决格瓦拉。他回忆了当时的过程：
“当我接到电话时，他们给我的密码是‘500、600’。当时我们之间有一套简单的密码。‘500’指的是切·格瓦拉，‘600’意味着死，‘700’意味着活。因为电话里有很多噪音，我又问了一遍，他们证实，命令是‘500、600’。”
多年以后，罗德里格斯依旧记得自己向格瓦拉宣布他将被处死时的情形。
“我走进他的房间，站在他面前对他说‘格瓦拉指挥官，很抱歉，我已经尽力了。但这是玻利维亚最高指挥官下的命令’。
“他完全明白我说的是什么，他的脸变得像一张白纸。
“我从来没见过哪个人像他当时那么沮丧。但他说‘这样也好，我根本就不该被活捉’。当时是玻利维亚时间下午1点，我们离开了他被关押的房间。
“在1点10分到1点20分之间，我听到了枪声。”
玻利维亚人雷希纳尔多·乌斯塔里·阿尔塞是一名医生兼记者，他曾近距离目睹了格瓦拉被枪杀后的尸体，且因披露格瓦拉被谋杀这一事实而至今流亡巴西。
格瓦拉的遗体。阿尔赛为图中脖子上挂有相机者
40多年来，阿尔赛遍访格瓦拉的同志与战友，查阅玻利维亚军方机密文件，在《切·格瓦拉——一个偶像的人生、毁灭与复活》（刘长申译，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他披露了他所了解到的格瓦拉生命最后一刻的情形：
马里奥·特兰（枪杀格瓦拉的士兵，据说是抽签抽出来的）走进另一个房屋，切在里面。切几秒钟前听到隔壁枪响，意识到自己大限已到。他原本在墙角处坐着，面朝着门，手脚都被结实的粗绳子捆绑着，在千分之一秒的时间里站了起来。
马里奥·特兰仿效贝尔纳迪诺·万卡，一脚将门踢开，走进屋内，用身子将门关上。出现几秒钟的沉默。没有立即开枪，但特兰用他的M1型卡宾枪对准切。
“坐下！可怜的家伙。”
“干什么？你要杀我吗？”
“坐下！可怜的家伙。”
事后，马里奥·特兰向内政部长安东尼奥·阿格达斯坦言：“他的眼神几乎让我崩溃，给我一种泰山压顶的感觉。”
特兰在犹豫。
切知道他到时候了。开始发泄胸中的怒火。
“开枪吧！您要杀的是个男子汉！杀我啊！杀我啊！”
特兰仍没扣动扳机。
切的火更大了，开始骂他。
“婊子养的，杀我啊！杀我啊！……”
“你才是婊子养的！”这名士兵好像缓过神来了，他的卡宾枪响了。第一枪打中了切的右前臂。
这名游击队员将手放进嘴里咬住，好像是想把血止住。
这枪打伤了他的前臂和里面的肌肉，子弹穿过一根近1厘米粗的血管。
一注血喷出来溅到了特兰的衣服上，当伤在动脉血管时，左心室收缩压力会使血噗噗向外喷。
失血和剧痛使切顿感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倒在地上。尽管没有失去知觉，但摔得很重。马里奥·特兰心想大量失血足以要他的命，于是就从房屋里走了出来，外面是一群士兵和拉伊格拉居民。一个士兵对他说：“笨蛋！回去给他一梭子！”
马里奥·特兰听了他的话又走进屋里。切倒在地上，痛苦地蜷起了身子，看到这位军人进来，说：“痛快点儿！”
第二声、第三声枪响。一枪穿透切的左肋，却没有伤到心脏，另一枪穿透颈项，子弹又飞到墙上，钻了进去，震落一些墙土。
格瓦拉遗体照片，有修女看了说，很像耶稣
因为万卡见他还活着，口朝下，发出临死前的呼噜呼噜声，于是踢他一脚，让他口朝上。随即马上开了一枪，枪口距目标不到1米，直接对准心脏。几个小时后，就是这个子弹孔帮助我判定出了他死亡的原因。
切所中4枪之间相隔多久？虽很难精确计算，但不会超过1分钟，因此切是在清醒的状态下死去的。而且当脑部没有中弹，因失血造成死亡的情况下，生命的持续时间和失血量成正比。由于最后一枪击中心脏，使血流入脑部，切是在最多不超过4分钟内死亡的。
致命的一枪穿透心脏和肺。几秒钟后，一股鲜血从他嘴角挂落下来，紧接着肺部的气体和血液结合的混杂物不断从口中噗噗喷出。
切就这样死了。
7
格瓦拉的遗体被秘密运送到附近城市的一所医院向外界展示。
为了证明处决的就是格瓦拉，玻利维亚政府切下了他的双手，以便用指纹等相关证据证明他的身份。最后，格瓦拉的遗体和多具尸体被秘密埋葬在一个军用机场里，后来被运回古巴。
1997年10月9日，是格瓦拉遇难30周年的日子，古巴国务委员会发出通知，确定当月11日至17日为国丧期，并确定将格瓦拉的遗骨以国葬的规格安葬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圣克拉拉。
11月14日，格瓦拉遗骨被移送圣克拉拉。当天，哈瓦那通往圣克拉拉的公路实行管制，任何闲杂车辆不得通行。圣克拉拉数十万群众涌向灵车经过的路旁，灵车经过之处撒满鲜花。
17日上午9时，安葬仪式开始。格瓦拉的遗骨被安放在格瓦拉广场中，同时被安葬的还有6名游击队员的遗骨。卡斯特罗在葬礼上发表讲话，颂扬格瓦拉对古巴革命的杰出贡献，称赞他是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楷模。
葬礼结束时，卡斯特罗亲自点燃了格瓦拉灵前的长明灯。
馒头说
周恩来同志曾对格瓦拉的游击战术有过这样的评价：[2]
所谓格瓦拉的“游击中心”，就是跑到那里放一把火就走。就像我们的盲动主义似的，脱离群众，没有党的领导。这种思想，在世界上相当一部分群众中有影响。……古巴的武装斗争成功是带有偶然性的……他们不是依靠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来逐步取得胜利的。自从这个偶然性胜利以后，他们又想在拉丁美洲甚至非洲到处用这种方式推翻亲美政权，必然不会取得成功。
看得出，中国的领导人对格瓦拉的评价并不高。
但这并不妨碍格瓦拉成为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最知名的人物形象之一。
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在伦敦，在上海还是在东京，在莫斯科还是在开普敦，格瓦拉的肖像早已风靡全球，出现在数以百万计的T恤、海报、马克杯上。他的“波普形象”，早已超越了各种意识形态和各种阵营，成为全世界不少人共同的精神图腾——哪怕，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了解他。
这是为什么呢？
在我个人看来，格瓦拉作为一个符号的风行，固然有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开始萌芽的激进主义思潮以及左派风尚作为背景，但更多触动人内心的，还是他不断放弃优渥的生活条件，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自己的理想事业中去的那种精神。
在这个背景下，格瓦拉的理想是否靠谱，他的能力究竟如何，早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那颗血色浪漫的心。
而一代又一代的人，他们其实也不是不知道，自己根本无法做到像格瓦拉那样为自己的理想殉道，但至少背一个印有他头像的包，穿一件印有他头像的T恤，能多少宣告一下：我没有放弃理想，我不想与这个现实妥协。
梁文道当初曾有过一句评价：“切·格瓦拉如果活到今天，该是70多岁的老人了，但他永远年轻。不是因为他死得早，而是因为他死在浪漫的理想之中。”
这或许也是那么多人缅怀他的一个重要理由。
[1] 1英亩约合4046.86平方米。——编者注
[2] 出自周恩来同志1971年5月31日在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编者注
人神之间吴清源
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如果你要问谁是“一代棋圣”，十有八九，只会说一个人的名字：吴清源。
1
1914年出生在福州的吴清源，应该说还算个望族之后。
吴清源的祖父吴维贞，当时在浙江省做到了道台（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正厅级官员）。从官场上退下来后，获得了盐的专卖权，生意做得很大。在当时的福州，“陈、林、沈、吴”号称四大家族。
吴清源的外祖父叫张元奇，也是做官的，一度做到御史大夫，后来被贬到浙江，随后又投靠了徐世昌，最后的官职是奉天省省长。
吴维贞和张元奇都是福建人，也是好友，于是双方就给儿女订了亲。
吴家儿子叫吴毅，张家女儿叫舒文，他们俩结婚的时候，证婚的是徐世昌（袁世凯的重要谋士，当过中华民国大总统）。
吴毅是吴维贞快70岁时才得到的儿子，在家中排行最小。当时中国的有钱人家，一般把长子和次子送到美国和英国留学，三子以下，送到日本留学。
去日本留学的吴毅别的没学到，却学到了一个将来影响自己儿子一生的东西——围棋。
2
吴毅有三个儿子，吴清源排行老三，本名吴泉，“清源”是字。
大概在吴清源7岁的时候，父亲开始让他接触围棋了。
吴毅本身的围棋水平一般，但因为从日本回来，所以受到过当时世界最强的日本围棋的熏陶。吴毅经常会邮购一些日本的围棋棋谱或围棋杂志，比如幕府时期棋圣秀策的棋谱等。
这些棋谱对吴清源早期棋力的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起之前父亲让他一直背的四书五经，吴清源觉得看棋谱和摆棋的日子要快乐得多。
没多久，吴清源的棋力就超过了两个哥哥。
1925年，吴毅病逝，年仅33岁。吴毅去世前，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把一本练字的字帖给了老大（后来做了官），把一本小说给了老二（后来做了文学家），给吴清源的，是一盒围棋。
其实父亲在世的时候，吴清源家已经家道中落了。搬到北京后，吴家虽然也从祖父的遗产中分到了一处四合院，但是由于吴毅收入一般，很难养活一家人，所以要靠变卖一些家产度日。
父亲去世后，吴清源家变得更加贫困。但当时，吴清源作为“围棋神童”，已经小有名气。当时有一位围棋高手叫顾水如，有意栽培吴清源，就把他带到了一个大官家做“棋客”。
这个大官，就是段祺瑞——时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
段祺瑞一生酷爱围棋，在家中养了一批“棋客”陪自己下棋。他自称水平有“七段”，相当于日本的职业四段。
当11岁的吴清源被带到段祺瑞面前时，稚气未脱。一盘棋下来，“七段”的段祺瑞被11岁的吴清源轻松击败。
按照段祺瑞的习惯，是下完围棋后吃早饭的。输了那盘棋后，他就一个人走进里屋没有出来，连早饭都没吃。
不过，吴清源凭这一局，拿到了段祺瑞开给他每月的“对局费”：100块大洋。
3
吴清源就这样成了段祺瑞府上的“棋客”。
据吴清源的回忆，段祺瑞很喜欢在对方的腹地打入，然后做活一小块，他把这样的方式叫作“在公园里搭小房子”。
当时的日本已经开始从各方面渗透中国，吴清源回忆，作为亲日的军阀，段祺瑞的态度却很明确：“搭建个小房子是可以的，但不能归为己有。”
不过，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很难有一个长盛不衰的势力。1926年，段祺瑞失势，躲到天津当起了“寓公”。
他走倒不要紧，作为他的“棋客”，才12岁的吴清源一下子就失去了“对局费”的巨额经济来源。
无奈之下，吴清源只能去当时北京的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参加下棋比赛——那些有钱的人会提供各种奖品。吴清源成了那里的“霸主”，每次都会赢回很多东西，比如花瓶、砚台等。
渐渐在北京围棋圈声名鹊起的“小神童”吴清源，开始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一位姓林的先生，开始带他去一家日本人开的围棋俱乐部下棋。
围棋虽然起源于中国，但当时全世界的围棋中心在日本。把吴清源引荐入段祺瑞府上的顾水如，在当时的中国已经算是一流高手（他有日本留学的经历），但当时他和一个叫喜多文子的日本女职业五段下过一盘棋，受让二子，还是输了。
事实上，当时的乱世中国，如果有一个中国棋手能赢日本的职业棋手一盘棋，哪怕对方只是初段，那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在当时有一个说法：一个日本围棋的五段选手，可以横扫全中国。
结果有一次，在那个日本人的围棋俱乐部，12岁的吴清源得到了一个和一位日本职业初段棋手下棋的机会——吴清源最后以6目的优势取胜。
整个俱乐部都轰动了。
濑越宪作。如果说山崎有民给吴清源打开了一扇门，那么濑越宪作就改变了吴清源的一生
那一局棋，旁观人中有一个叫山崎有民的人。看完吴清源下棋，他就给在日本的著名围棋七段、日本棋院的联合创建者濑越宪作先生写了封信：
“中国有一个天才少年！”
吴清源确实在继续着自己的“天才表演”：1926年，日本的职业棋手岩本薰四段到中国访问，吴清源和岩本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