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ads/allimg/200602/1-20060200260J17.jpg" />
张治中，字文白。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曾出任第五军军长与日军作战，一直反对内战，希望共同抗日。一直为蒋介石信任，直到1949年作为国民党谈判首席代表与中共谈判失败后，接受周恩来劝告留在了北平。电影《开国大典》中蒋介石那句著名的台词——“文白无能，丧权辱国”，说的就是他
第三，从战术上讲，上海高楼众多，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和日军打巷战，对方的重武器优势就很难发挥。就算我方撤退，日军面临的也是江南的水网地形，机械部队很难长驱直入；
第四，从地形上讲，一旦上海开战，将把日本“从北向南”的攻击引入“从东向西”的“仰攻”路线中（中国地形西高东低），这样就算中国一路退守，西南还有大后方。
让这批人感到宽慰的是，蒋介石最终也认同了这种观点。
为此，张治中其实一直在抽调自己能指挥的正规军，填充到上海的“保安团”中——在虹桥机场击毙大山勇夫的正规军，就是张治中调动的。
不过，日本人在大山勇夫被击毙之后，很快也嗅到了战争即将爆发的味道，立刻命令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进入特别戒备状态。日本海军则调动“龙骧”号和“凤翔”号两艘航母，外加原本对苏联实施警戒任务的“加贺”号，逼近离上海130多公里处的马鞍群岛。在上海的原有日军，再加上第三舰队机动部队2400人，一共达到了4000多人。
按照张治中的估计，如果要全歼在上海的日军，那么只凭他能指挥的几个师是远远不够的。
这一切，就取决于蒋介石到底有多想打这一仗。
3
1937年8月13日中午，孙元良下令，先头部队汇报抵达位置。
孙元良，黄埔一期毕业，中央军第八十八师师长，在8月12日率全师搭乘火车抵达上海。他心里知道，如果哪场战争蒋介石一上来就要调用他这支部队，那说明校长一定是下了大决心了。
因为他的部队不是一般的部队，也不是一般的中央军，而是中央军王牌中的王牌。
孙元良。后来他的儿子当了演员，叫秦汉
在日军全面侵华之前，蒋介石的算盘是借助德国军事顾问，帮助中国训练60支德式步兵师。但时间紧迫，到卢沟桥枪声响起时，只训练出了20个师。而在这20个师中，由原中央警卫第一师改建的第八十七师、中央警卫第二师改建的第八十八师，以及在这两个师补充旅基础上建立的第三十六师，德国化最彻底。
以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为例，师以下辖两个旅，旅下辖两个团，团以下的营、连、排、班均为三建制。团一级有自己的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通信连，一个特务连，一个机炮连（6挺重机枪和两门迫击炮），而师一级更是拥有炮兵营、工兵营、通信营、辎重营、特务营、卫生队。全师配德式钢盔，绝大多数配纯德式毛瑟步枪，轻机枪用的是捷克造，重机枪是二四式仿马克沁水冷机枪。这些配置和装备，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已是顶配。
中央军的德械师
如今，为了在上海大干一场，蒋介石上手就甩出了自己手中的王牌——一方面是体现对这场战争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向全国的各路军阀显示了自己的诚意：你们看，我把自己的家底都拿出来了，诸君看着办。
就这样，在8月12日前后，从苏州、无锡到上海的公路上，全都是载满士兵的卡车，所有通往上海的火车也停止了客运，被辟为运兵的专列。
8月12日那天的清晨，上海市民从睡梦中醒来，忽然发现窗外的马路上，全都是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从1932年之后，上海市民就再也没有在自己的城市看到过自己的正规军了。
一时之间，街头巷尾的老百姓都怀着兴奋的心情在传播这样一条信息：终于要打小鬼子了！
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人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而等待变成现实的那一根导火索，在1937年8月13日下午3点终于被点燃。
孙元良在8月13日得到的汇报是：五二三团一营营长易瑾，率全营进驻了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规定的中日停火线：八字桥。
随后，易瑾就发现了迎面扑来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第三大队。
双方军队迎面撞了个正着，几乎都没有犹豫，同时开火。
按照张治中原定的计划，全面总攻其实应该是在8月14日，但因为这次遭遇战，历史就被定格在了1937年8月13日。
张治中在这一天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此日吾民族已临最后关头，此日吾人亦陷于生死线上。”
4
1937年8月14日下午，高志航听到笕桥机场拉响了防空警报。
高志航，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防空警报拉响的时候，第四大队第二十一中队的9架飞机刚刚降落，而第二十二中队和第二十三中队正准备降落（关于中国抗战期间空军的故事，参看《历史的温度1》中收录的《抗战期间的中国空中经营》）。
防空警报拉响的原因，是笕桥机场上空出现了9架日本“九六式轰炸机”——它们是来报复的。
8月13日，国民党军八十八师五二三团一营在八字桥的遭遇战中与日军交上了火，但陆上战斗还没全面打响。
所以，淞沪会战先正式开打的，其实是中日两国的空军。
8月14日凌晨到上午，中国空军出动飞机76架次，轰炸了日军在上海的司令部、码头、仓库和舰船。这都是完全按照张治中的部署来的。因为在蒋介石问他上海攻略时，他的回答就是：首先出动空军，拔掉对方的重要据点。
尽管日军对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对于首先进攻的是中国空军，他们却很意外——在他们眼里，孱弱的中国空军，居然敢主动向大日本帝国的空军挑战？
在1937年，中日两国的空军实力对比是这样的：日本拥有91个飞行中队，各类作战飞机2100架左右，而中国一共只有300架左右的作战飞机，相差7倍。
所以，日本对于中国敢先出动空军感到恼羞成怒。在8月14日下午，日军先后出动两批轰炸机，准备炸平笕桥机场，将中国空军的有生力量摧毁。
在防空警报中，高志航命令第二十一中队重新起飞，正准备降落的第二十二中队和第二十三中队也放弃降落，进入战斗队形。
随后，他跳上了自己的“霍克–3”攻击机，带着两架僚机升空，直扑日机编队。
嚣张的日本攻击编队连战斗机护航也没有配备，顿时陷入中国战斗机的围剿之中。高志航作为大队长，率先击落日方一架敌机，成为中日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一个击落日军飞机的中国飞行员。
8月15日，不甘心失败的日军从马鞍群岛附近的“加贺”号航母上起飞了16架轰炸机和29架战斗机，再次奔袭杭州。高志航率第四大队起飞迎敌，又打下日机3架（高志航本人击落两架）。那一天，中国空军第四、第五大队一共打下17架日本飞机。8月16日，又击落日机8架。
淞沪战役开战才几天，日本人引以为豪的木更津和鹿屋两个航空队，竟然在他们本以为“不存在”的中国空军面前，损失了一半最新式的“九六式”轰炸机，且对战略目标的打击根本不能完成。
在“巨大的耻辱”面前，木更津航空队联队长石井义大佐剖腹自杀。
但是，淞沪会战记录的也是中国空军短暂的辉煌。
除了在飞机数量上存在劣势，中国最吃亏的还是工业制造能力——我们根本造不出飞机。在日本不断研发和制造更新式的飞机背景下，中国所有的飞机包括零件都来自国外采购，自身没有任何制造能力。换句话说，打一架就少一架。在最初的交手之后，中国空军飞行员每一次驾机升空，往往要单挑对方10架甚至20架飞机。
由日本三菱重工自主研发，1940年开始服役的“零”式飞机是“二战”中日本著名的战斗机，曾以优越的性能成为中国空军心中的阴影，也给美国空军制造了很多麻烦
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名中国飞行员可能都知道自己的必然结局——殉国。
1937年11月28日，日军空袭河南周口机场，高志航冒着轰炸奔向自己的座机想升空迎敌，最终被炸死在机舱内。
不仅仅是高志航。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空军“四大天王”，在开战一年内，全部殉国。而中国空军第一批精英，几乎没有一个人活过1938年。
而在淞沪会战中，至少还有一名中国飞行员的名字值得铭记。
他的名字，叫阎海文。
1937年8月16日，淞沪会战开战的第四天，隶属中国空军第五飞行大队的阎海文奉命轰炸日军驻上海司令部。在完成轰炸任务后返航过程中，阎海文的5210号座机被日军地面高炮击中，他被迫跳伞，却因为风向变化，落入了日军阵地。
大批的日军围了上来，他们希望能活捉一名“支那飞行士”，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能耐，居然能击落大日本帝国的飞机。
阎海文身边只有一把手枪，他在日本士兵的“投降”喊话中，举枪击毙了5名日本士兵，然后给自己留下了最后一颗子弹。
21岁的阎海文在自尽前，喊了一句：“中国没有做俘虏的空军！”
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的随军记者木村毅吃惊地目睹了这一幕，并写成了报道发回国内。在报道的最后，他写了这样一句话：“中国已非昔日支那！”
5
1937年8月18日，松井石根稍微松了一口气。
松井石根此时的身份，是日本“上海派遣军”的总司令。他之所以能松一口气，是因为接到了消息：日本第三师团已经从热田港搭乘军舰前来上海支援。
“中国已非昔日支那”这个观点，是松井石根一直想让日本军部大本营明白，却觉得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松井石根曾长期担任驻上海武官，在日本军中又游离于“皇道派”和“统制派”之外，所以高层认为他非常适合担任需要协调多个师团的“上海派遣军”司令。但是，松井石根在临行前问上司杉山元讨兵，杉山却只肯给他两个师团。
松井一开始是想拿5个师团的，但军部大本营认为，“打支那，两个师团已经宽裕了”。
直到8月13日之后，在收到上海方面不断发来的求援电报时，日本军部大本营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更让大本营震惊的，是那些从前方发回的电报和随军记者报道，无一不提到中国士兵前仆后继、完全不顾性命地拼死冲锋的各种细节。
日方终于明白过来：对中国人而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冲突，而是一次被压制多年的巨大岩浆的总喷发。
于是，从东京到仙台，从熊本到金泽，从京都到名古屋，日本各地开始出现了狂热的出征场面——日本开始全面增援在上海的守军。
那些怀着一颗为天皇尽忠之心的日本士兵，在各个主要城市的港口开始登船，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度。短暂的迷茫和紧张情绪很快被两旁疯狂挥舞旗帜的日本民众驱散。
那些平日里温和敦厚的日本老百姓，高呼着“万岁！万岁！”，目送自己的丈夫或儿子、父亲和兄弟踏上战场。在他们看来，他们是光荣地去为天皇开疆拓土，弘扬大日本帝国的威风。但他们不知道，他们中不少现在看上去还彬彬有礼的亲人，一踏上邻国领土，很快就会变成他们自己也不认识的人间恶魔。并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再回来了。
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1948年被处以绞刑
很快，松井石根就庆幸来自后方的增援是如此及时了。
因为他得到的可靠情报是，蒋介石政府也正在把手中所有能动用的力量都在向上海集结。
蒋介石也把家底全拼上了。
在中国援军的序列里，有最精锐的中央军：罗卓英的十八军、胡宗南的第一军一师、夏楚中的九十八师、王耀武的五十一师、俞济时的五十八师、李玉堂的第三师……也有原先和蒋介石同床异梦的地方军阀：从四川日夜兼程甚至步行的川军杨森的第二十军；从关外退回来，憋着口气想要为自己正名的东北军主力；一向与中央军闹别扭的桂军全部精锐……此外，蒋介石把最不舍得打的两张精锐王牌也派向了上海：桂永清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和黄杰的税警总团。
一时之间，中华大地的铁道线上，跑的全是运兵的专列，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地：上海。
每当列车停靠在站台的时候，自发前往站台的中国老百姓就往车窗扔香烟，扔水果，扔糖果，很多老百姓边扔边流泪：“好好打啊！一定要把鬼子赶出去啊！”
这是中华民族自辛亥革命之后，第一次如此团结。很多老百姓都信心满满：“我们中国人都这样团结了，还打不跑小鬼子？”
但是，从上海的战况进展来看，一切并不如他们所愿。
6
19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