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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团杀伤数十人。性子火暴的他索性率军攻打义和团，杀了义和团的500人。他也请义和团的“大师兄”来表演“刀枪不入”的神功，但与袁世凯不同的是，他当场拆穿“大师兄”先放弹丸后塞火药的把戏，直接将“大师兄”枭首示众。
一时之间，聂士成的军队专杀义和团，而义和团的拳民也专等聂士成的部队士兵落单而群起围杀，双方水火不容，势不两立。
“武卫军”的总指挥荣禄曾专门把聂士成叫来痛骂了一顿，说他“糊涂”——荣禄的意思是，“你连老佛爷的心意都看不明白？”但聂士成不吃这一套，给荣禄写信：“拳匪害民，必贻祸国家。某为直隶提督，境内有匪，不能剿，如职任何？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辞！”
但是，问题最终还是来了：朝廷最终觉得义和团“民心可用”，而义和团也愿意承诺“扶清灭洋”，但他们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杀掉聂士成。
当时得宠的端郡王载漪不断劝慈禧“顺从民意”以获得义和团的效忠，但慈禧在这件事上却不糊涂，始终不肯答应。
因为慈禧自己心里清楚，真正打起仗来，要靠的还是聂士成和他的“武卫前军”。
所以，慈禧给聂士成摆出的态度是：戴罪立功。
4
为什么是“戴罪立功”？因为八国联军已经打到了天津城下。
对于慈禧向列强宣战，聂士成其实也是很有意见的。聂士成虽然是武将，但在武将中属于比较心细的。在甲午战争之前，他料到中日很可能有一战，所以花了8个月时间，游历东三省以及与俄国和朝鲜的交界，行程1.15万余公里，写了四卷《东游纪程》（所以甲午战争期间他才对地形那么熟）。他喜欢用客观数据说话，所以也深知诸列强的强大，知道以大清之国力，是万万不能与之同时开战的，否则国家将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但是，聂士成又是一名军人，他必须服从命令。与当时装傻的袁世凯不同，与立刻签订“东南互保”表态“不掺和”的张之洞、刘坤一也不同，战端一开，聂士成肩负直隶提督之职，守护京畿之责，纵有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打。
而且，聂士成手里掌握的“武卫前军”，确实堪称当时京畿地区最强的武装力量了：全军1.3万人，配后装单发和连发毛瑟枪1万支，各类其他长短枪1.2万支。此外还拥有7.9毫米口径马克沁重机枪2挺，各类口径大炮60余门。这样一支军队，若论武器装备水平，确实已经不亚于八国联军了。
6月11日，八国联军先遣队逼近天津西面的廊坊，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与义和团奉命联合阻击。必须承认，义和团的团民勇敢地冲在了最前面，但因遭遇八国联军机枪的扫射，死伤惨重。聂士成的正规军作为督战队，对逃回来的义和团民众进行了机枪扫射，与义和团的仇怨进一步加深。
随后，聂士成的正规军在义和团死伤殆尽的情况下与八国联军交火，火力配备不亚于对方的清军很快就压制住了对方，最终八国联军只能撤退。
虽然名震一时的廊坊大捷多少有被夸大的成分，但确实是聂士成的清军和义和团成功阻击了八国联军。但是，在论功行赏时，当时的直隶总督裕禄知道慈禧的心思，把功劳全都划到了义和团的身上，而聂士成的“武卫前军”没有得到任何封赏。
到了6月下旬，聂士成受命攻打天津租界，强攻近10次，战斗力剽悍。有八国联军的随军记者记载：“自与中国交兵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军。”
但与此同时，一起配合的义和团由于组成成分复杂，还是暴露出了无组织、无纪律的弱点，在打洋人的同时，也趁机四处劫掠。为此，聂士成一边杀洋人，一边镇压义和团，杀了1000多名义和团民众。
所以，在庚子年的天津战场上，出现了一幅奇怪的场景：人数占劣势的八国联军团结一心，拼死要突破防线，去北京保护自己国家的使馆；而人数占优势的清军和义和团却相互倾轧，往往在打洋人之前，自己先要厮杀一番。
很快，清廷发来了电报，称聂士成“旬日以来并无战绩，且闻有该军溃散情形，实属不知振作”。给他的处分是：革职留任。
这应该是当时朝廷上“主战派”载漪操作下的电报。（载漪为何主战，为何支持义和团，可参看“馒头说”《117年前的今天，中国向全世界“宣战”》）
此时在前线厮杀多日的聂士成，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义和团恨他，朝廷怪他，洋人也要杀他。
他到底是在为谁而战？
而更让聂士成倒抽一口冷气的，是战场上的变化：八国联军中的日军从天津南面占领了纪家庄，而英国和俄国的联军冲破了聂士成部队的左翼。作为大清帝国在京畿地区的唯一也是最后一支精华力量，聂士成的部队被压缩进了狭小的八里台地区——他们被包围了。
此时的军机处来了一封上谕，从字面上看，并没有考虑到聂士成的处境，而是对他之前的苦战做了一个定论，并下了新的命令：“旬日以来该提督并无战绩……仍著严督所部各营，迅将紫竹林洋人剿办，并速恢复大沽炮台，以赎前愆。如再因循致误戎机，定将该提督按照军法从事，决不宽待。”
接到上谕后的聂士成，反倒平静了下来。
因为他已经做好了自己的打算：“上不谅于朝廷，下见逼于拳匪，非一死无以自明。”
5
1900年7月9日清晨，聂士成知道，最后的决战时刻来临了。
而他不知道的是，也正是在这一天，慈禧向之前被排斥到广东的76岁的李鸿章发出了一封电报：“火速北上，办理外交事务。”
在这个时候把外交经验丰富的李中堂大人再叫回来，目的再明显不过了：老佛爷头脑发热过了没多久，就准备和列强议和了。
当整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都在寻找台阶下的时候，为她拱卫大门的提督聂士成，却已经没有退路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聂士成还得到了一个糟糕的消息：义和团的一部分拳民跑到聂士成家里，去抓他的母亲、妻子及女儿了。聂士成派兵追赶，而他部下有一个营里的很多士兵和义和团有串通，他们大喊“聂士成要造反”，然后开始袭击聂士成的军队。
而在营帐外，正面的八国联军的炮弹已经打了过来——背面，还有500多名日军包抄了上来。
腹背受敌。聂士成骑上自己最心爱的战马，昂首来到了本方阵地最前线旁的一座小桥上，督战。
子弹横飞，炮弹爆炸，但聂士成在小桥上一动不动。
清军看到本方主帅亲临一线督战，顿时血气上涌，无人后退一步，子弹打完了，就与冲上来的洋人肉搏。
但是，人数处于劣势的聂士成部队越打人越少，弹药也所剩不多。此时，如果有援军的话，八国联军的几轮攻势被压下去，战况可能会有所改观。
但是，本应该最不缺人力的大清帝国，此时此刻却不会有任何一支部队来支援聂士成——大家都揣摩出了老佛爷心思有变，所以都在按兵不动地观望。
聂士成完全可以撤退的，但他一动不动。
一个时辰之后，清军阵地出现了崩溃的迹象。
此时的聂士成，转身进了营帐，不久之后又走了出来，骑上马，再次站上了小桥。
再一次走出来的聂士成，换上了全套崭新的武官服。尤其醒目亮眼的，是他穿在身上的明黄色的崭新黄马褂——那是在1891年平定热河金丹教叛乱后，皇上亲自赏赐他的。
黎明的雾气已经完全散去，八国联军阵地上德军的指挥官库恩，一眼就认出了对面阵地上的聂士成——他曾在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中担任过骑兵教练。
库恩不希望看到聂士成战死，他让一个士兵过去传话，希望他投降。
没有悬念，士兵带回来的，是聂士成断然拒绝的消息。
新一轮的炮击和射击又开始了。聂士成的明黄色黄马褂，毫无疑问成了战场上最显眼的靶子。很快，聂士成的战马就倒下了，他立刻又换上了一匹，再倒，再换，一共换了4匹战马。
等换到第四匹战马的时候，聂士成的双腿已经被打断了，他勉强骑在马上，双腿在空中摇晃。
这时候，聂士成所在的那座小桥也已经失守了，他试图带队收复小桥。一发炮弹炸开的弹片划开了他的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但他依旧骑在马上指挥冲锋，直到中了三颗子弹——
一颗子弹从他嘴里打了进去，从后脑穿了出来；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前胸；还有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太阳穴。
聂士成终于倒了下来。
主帅阵亡，清军全盘崩溃，八里台失守。
6
故事并没有结束。
德国军队冲上来之后，指挥官库恩第一时间找来了一条红毯子。他用红毯子盖在了聂士成已经惨不忍睹的尸体上，包裹起来，送还给清军。不过，清军在运送聂士成遗体返回的途中，遭遇了义和团的伏击——他们要抢聂士成的尸体，戮尸泄愤。
帮清军赶走义和团的，是洋人的士兵。
直隶总督裕禄上奏朝廷，希望能赐聂士成抚恤，但遭到了载漪等人的强烈反对。
最终，慈禧下的诏书是：“误国丧身，实堪痛恨，姑念前功，准予恤典。”
之后调过去补防的清朝守备将领，再也没有一人愿意像聂士成那样拼命。
1900年7月14日，天津城在八国联军的围攻下终于沦陷，通往北京的门户洞开。此时，离慈禧向列国“宣战”，也就过去了21天。
馒头说
我在各地的读者分享会上，经常会举一个人的例子。那个人叫丁汝昌，北洋水师的提督。
每次我拿他举例，其实也会想到聂士成。两个人都是提督，一个是水师提督，一个是陆军提督。虽然一个在海上，一个在陆地，但归根结底，二人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比如，他们可能都看得清自己的命运，却最终只能眼睁睁地接受。晚清这段历史，我们很多人其实都不愿意去多看，因为太屈辱。而看的时候，又会很生气：当时的这些人，脑子里都是怎么想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穿越回去，处在他们所在的位置，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吗？至少我觉得我不能。
在一百多年前，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国门一开，我们从泱泱大国，忽然就变成了落后的“蛮夷”，这确实是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甚至无法想象的。哪怕是当时最顶尖的政治家和智者们，都难免陷入迷惘。
所以，曾国藩有曾国藩的谋划，林则徐有林则徐的想法，李鸿章有李鸿章的主张，左宗棠有左宗棠的决断。
而再往下一个级别，很多亲临一线的指挥官，他们腾挪的空间小了很多，有时候就两条路：要么贪生怕死，要么以死殉国。
丁汝昌选择了服毒自杀，而聂士成虽然战死沙场，但他的那种方式，其实也是自杀。
有时候，在历史洪流的裹挟之下，一个微小的个体，真的很难改变潮水前进的方向。他所能做的，可能也只是献出自己的生命。
1905年，在当时已当上北洋大臣的袁世凯的力主之下，清廷决定为聂士成“平反”，追赠“太子少保”，赐谥号“忠节”，并为他立了一块碑，两边有对联：勇烈贯长虹，想当年马革裹尸，一片丹心忍作怒涛飞海上；精诚留碧血，看今日虫沙历劫，三军白骨悲歌乐府战城南。
如今的天津，还有一处“聂公桥”，终于算是有了一个交代。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1901》（王树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子孙谨守聂公训，至今无人敢出国》（《新安晚报》，2014年7月24日）
《义和团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
中国第一个蒙难的新闻记者
关于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记者，已不可考。但对于第一个殉职的记者，基本有个共识。这个共识，未必建立在详细的时间节点考证上，而是建立在这个记者所做的事，以及留下的影响上。
1
1903年7月31日这一天，慈禧太后下令杀了一个人。
慈禧一生中，经她手谕被砍下的人头，不计其数。但这一天她下令杀的这个人，让她后来有点后悔。
这个人的名字叫沈荩，他当时的身份是一家报社的记者。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他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殉职的记者”。
2
沈荩，生于1872年，原名沈克诚，湖南长沙人。
中国甲午一战惨败后，沈荩和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迫切地希望这个国家发生彻底的改变。
身处湖南的沈荩和两个同乡的关系开始密切起来。他的那两个同乡，在中国近代史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谭嗣同和唐才常。
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谭嗣同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血洒菜市口。一时之间，沈荩觉得国家前途又黑暗一片，于是和唐才常一起远走日本留学。1900年，两人从日本返回上海，成立了革命组织“正气会”（后改名“自立会”），正式由改良派转为革命派。
1900年，唐才常谋划的自立军大起义因为走漏了消息，被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前派人绞杀，唐才常被捕后被枭首示众，首级被挂在武昌汉阳门城门上。
唐才常死后，沈荩以“中国国会自立军右军统领”的名义，在1900年8月末单独发动起义，史称“新堤起义”。但因为寡不敌众，起义也很快失败了。
失败后的沈荩，因为身份没有暴露，索性就潜入了北京城。由于沈荩在日本留过学，会日语，所以他找了一家日本人的报社《天津日日新报》，拿到了记者的身份，然后以此为掩护，开始出入北京的社交圈。
当时的北京，正处于八国联军的控制之下。沈荩会外语，又有记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