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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感觉：挺想接受采访的，但同时又非常谨慎，怕采访者无法忠实记录他们想表达的意思。
我一直持这样一个观点：大家都希望，体育能远离政治，但事实上，体育是不可能摆脱政治的，过去不能，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比如奥运会，如果哪一天，奥运会真的能远离政治，那只有一种可能——奥运会再也没有人关注了。
所以放到一个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个体身上，我们该怎样评价庄则栋？
很难。我觉得，还是用庄则栋自己的话来作为结尾吧。
那是庄则栋在1980年被安排到山西队时，时任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去看望他时，他发自肺腑说的一句话：
“打乒乓，我是大学生；搞政治，我是小学生。以后我一辈子再也不会碰政治了。”
读者评论
□3C□：从小就读过“小球推动大球”的历史，但从来没关注过庄则栋后来的人生。谢谢馒头大师，让我们看到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是人，都有喜怒哀乐，旦夕祸福。
A.C.Lee：科恩的命运呢？回团汇报就完了？（作者回复：回国后火过一阵儿，做讲座，做嘉宾，但后来不行了。作为美国嬉皮士文化一代的典型代表，科恩后来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工作上也没有着落，2004年病逝，终年52岁。）
杨雷：当年不知什么原因，国家乒乓球队在中央音乐学院集训，吃、住、培训都在学校，庄先生和蕙荞先生的爱情就是在那时开花的。顺带说一句，由于有这个机缘，那个年代的中央音乐学院老师的乒乓球水平相当高。
啊紫：个人的命运总是被时代的大环境左右，人生的对错恐怕不是一句“如果当初如何如何”就能说得清楚的。如果说命运是注定的，庄则栋这一生可谓可叹可敬！
世界冠军之死
“人生能有几回搏”，是激励多少人奋斗的一句格言。
但说出这句话的人，却因为想搏却无法搏，最终选择自己结束了生命。
愿那样的年代，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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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27日，在原西德的多特蒙德，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式拉开帷幕。这一届比赛，有38个国家和地区240多名优秀选手参加，规模空前。但这并不是中国人应该铭记这届比赛的理由。
这一届的世乒赛，之所以能在中国体育史乃至中国现当代史上留下一笔，是因为在这一届比赛上，新中国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为国家捧回这座冠军奖杯的人，名叫容国团。
那一年，他才2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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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国团
1937年8月10日，祖籍珠海的容国团，出生于香港一个贫苦海员之家。
7岁那年，刚刚读书的容国团第一次接触乒乓球，顿时就被迷住了。尽管他身材瘦小，个头勉强超过乒乓球桌，但看过他打球的人都说，他打球有一股灵气。
在容国团13岁那年，因为家里实在太穷，只能辍学。之后，他成了香港东区一家渔行的童工。每天一大早，容国团就要起床，在一堆腥臭杂乱的鱼虾中进行分拣工作。打乒乓球成了那时候支撑容国团的最大兴趣——他的父亲是香港工联会下属的海员公会的会员，好心的工联会人员安排容国团在康乐馆管理图书、陪顾客打球。
青年时期的容国团
也就是在那里，容国团无师自通，自己钻研，乒乓球水平提高很快。
1957年2月，香港举行全港乒乓球锦标赛，容国团代表工联会，与队友一起夺得了男子团体和单打、双打三项冠军，崭露头角。
但真正让容国团名声大振的，是1957年4月日本乒乓球队访问香港的一场比赛。在那场比赛中，容国团以21比19和21比13，总比分2比0战胜了日本选手荻村伊智朗。荻村伊智朗是谁？他是第2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冠军（后来成为第一个担任国际乒联主席的亚洲人）。
经此一战，容国团的名字，妇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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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成名了，但容国团在香港过得并不开心。
因为容国团当时所在的工会，是一个左翼工会，在香港备受歧视。1957年5月，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将在马来西亚举行，容国团是香港男单冠军，又刚刚击败了世界冠军荻村伊智朗，但香港乒总会居然没有让他报名参赛。
那件事，让容国团坚定了离开香港的念头。
容国团有一位好友，叫张五常——没错，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那位。张五常和其他几个容国团的好友一起，劝他离开香港，去内地打球。容国团的父亲容勉之曾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受父亲的影响，容国团从小也一直对内地很向往。
经过一系列的波折之后，在当时贺龙贺老总的亲自邀请下，容国团在1957年接到了广州体育学院的入学通知。
张五常后来回忆了1957年7月31日，他与容国团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况——第二天，张五常自己也将远赴加拿大。
那天，两个人在容国团任职的工会俱乐部见面，一个要北上广州，一个要远赴北美，两人相对无言。最后，容国团把自己的乒乓球拍送给了张五常，并教他一个发球的技巧。张五常凭借那一招发球，后来拿到了加拿大一个乒乓球大赛的冠军。
而在1957年的11月1日，容国团自己也背起了简单的行囊，在工联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迈步走过了深圳罗湖桥。
那天，容国团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
这是我走向新生活的第一天。
当我踏入广州体育学院所在地时，早已相识的乒乓球运动员纷纷向我握手问好，表示热烈的欢迎。这时候，我心里充满了幸福感。很久以前，我就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现在终于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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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职业生涯的选择看，容国团并没有选错。
从容国团回来的第一天起，他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特殊待遇”。容国团每个月的工资是86.5元，这在当时全中国的运动员中都是罕见的。
更重要的，是在技战术打法上的全面提高。容国团到广州没多久，就拿下了全国锦标赛的男单冠军，入选了国家队。当时的中国乒乓球队为他配备了多种打法的陪练，没过多久，容国团的技术得到全方位提升，抽、杀、削、吊、拉、搓、推、挡，各种技术样样精通，被称为“八臂哪吒”。
容国团在比赛中
在广州体委一次大会上，容国团许下诺言：“三年夺取世界冠军！”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不少人都觉得他在吹牛，也有好朋友劝他“在心里立下目标就可以了”，但容国团说：“我就是要说出来，这样才有动力去拼，大家也能监督我！”
但事实上，容国团根本没等到三年。经过一年的集训，容国团的状态达到了职业生涯的顶峰，而也正是在此时，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始了。
在那届世界锦标赛上，容国团连胜三员欧洲大将，然后又淘汰了日本名将星野和美国名将迈尔斯。尤其是对阵迈尔斯那场比赛，容国团在1比2落后的情况下最后逆转取胜，闯入决赛。
在决赛中，容国团面对的是有“匈牙利之虎”之称的名将西多——他手上有9个世界冠军头衔。当时西多的队友已经为他准备好了鲜花，藏在挡板后面，就等着西多轻取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选手之后为他庆祝。
但那场比赛，容国团充分发挥了中国人技术好、头脑活的优势，利用多变的发球和近远台的交叉变化，把已经36岁且身材魁梧的西多调动得气喘吁吁，最终以3比1赢下了比赛。
当容国团高高举起男单冠军的圣·勃莱德杯时，他创造了一个历史纪录：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世界冠军奖杯。
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中国选手容国团（左二）和亚军匈牙利选手西多（左一）等合影
在那个急需用体育来振奋人心、树立形象的年代，容国团的这个世界冠军，让无数中国人热泪盈眶——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乒乓球开始走上了“国球”的发展道路。
而容国团个人的命运，也就此发生了改变。
容国团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回国后，参赛的中国乒乓球队在机场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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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国团回国的时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贺龙亲自到机场迎接。
之后，容国团受到了毛泽东的多次接见。1959年，周恩来确定了中国的两件大喜事：十周年国庆，容国团夺得世界冠军。
当时容国团在国内的受欢迎程度，一点儿都不亚于现在最红的明星。走在路上会被人围住，要签名倒也算了，还会有不少人请他发表感想，自己用小本子在一边记录。容国团去看电影，去晚了没票，就在售票处等退票。来看电影的人发现是容国团，都抢着把自己的票送给容国团。电影院方面知道容国团来了后，还非要请他上台讲话。全国各地写给容国团的信像雪片一样飞来，以致要专门成立个“拆信小组”……
容国团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当时，全国追求容国团的女孩非常多，但容国团最终选择了自己之前就认识的田径队女孩黄秀珍，两人相识相爱，最终结婚，过起了简单但幸福的生活。
容国团并没有在一片赞誉和舒适的生活中迷失。
1961年，容国团和队友们一起，在第26届世乒赛上以5比3战胜了当时如日中天的日本男队，第一次为中国捧得男团冠军。
1961年4月，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在男团决赛中，容国团说出了那句名言：“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他战胜了日本名将星野，和全队一起将此前已经蝉联五届世界冠军的日本队拉下了马
不仅如此，容国团还证明，自己并不是只能当好一名运动员。1964年底，容国团临危受命，担任中国女队的主教练。随后，他针对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日本女队的情况，制订了详细规划，并大胆起用梁丽珍、李赫男、林慧卿、郑敏之等一批队员。
1965年4月，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28届世乒赛上，中国队获得了女子团体、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三项冠军，震动世界乒坛。
那一年，容国团才28岁，他还有太多的事可以为中国乒乓球事业做。
但是，1966年，悄无声息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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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下旬的一天，容国团从国外比赛归来，发现他所熟悉的一切，都变了。在国家队的训练馆，乒乓球桌被竖到了一边，馆内到处堆放着杂物，到处都是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四处张贴大字报。
中国乒乓球队成了运动队中的一个反面典型，给出的理由之一简单至极——世乒赛的七座奖杯，都是以资产阶级的人的名字命名的。更有“造反派”喊出了一句逻辑奇怪的口号：“冠军拿得越多越反动！”
在这场运动里，容国团并没有因为“第一个世界冠军”的身份而被幸免，相反，他的香港资历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比如，他从小在香港长大，有造反派说他其实是香港派回内地的间谍。又比如，他当年从罗湖桥步行，行李没有接受检查，有造反派说他当时是偷运武器回来的。
当然，容国团平时喜欢美国的“猫王”，喜欢听交响乐，会和人讨论意大利的文学，这些都成了他“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铁证。
在这个过程中，容国团感到非常的迷茫——他曾发自内心想去感受这场运动，参与这场运动，但他发现他不能，他实在无法理解其中的逻辑。他甚至不断地去问队友：“你觉得我错了吗？”
1968年5月12日，情况变得更糟了。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这一天发出了《命令》（时称“五一二命令”）宣布：“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防体育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等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特决定全国体育系统全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接管。”
体育界进一步“清理队伍”有了红头文件的保障，而容国团因为之前做了两件事，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之中：
第一件事，是因为他不愿相信自己的“引路人”贺老总会背叛毛主席，所以他被列入了“铁杆保皇派”。
第二件事，就在“五一二命令”颁布之前，容国团代表队友们写了一封“请战书”，希望能参加第3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但这被“造反派”认为是别有居心，要他写检查，交代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容国团知道，自己打球或者带队的希望被彻底断绝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巨大的噩耗传来：和容国团一样从香港过来的傅其芳（国家队主教练）、姜永宁（国家队教练），实在无法忍受被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