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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蝉联了金腰带，其中包括1975年在菲律宾马尼拉战胜弗雷泽的“世纪之战”。
1978年9月，在点数战胜平克斯之后，阿里最后一次获得拳王金腰带。第二年，37岁的阿里宣布退出职业拳坛。
阿里对决弗雷泽
他留下的，是20年中61次职业比赛56次赢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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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阿里的故事不会随着他的退役而终结。
他作为联合国和平大使，开始走访各个国家，宣传反战，宣传和平，宣传反歧视。很多国家，都是元首亲自出来接见，包括中国。
阿里在1979年和1985年两次到访中国。在第二次访华时，他这样说道：“中国很干净，非常热爱和平，社会秩序非常安宁，有纪律。中国有悠久的文化、伟大的传统，普遍尊敬老人，社会道德很好。在美国，所有人都认识我。电视、广播、报纸、杂志早把我访华的消息报出去了，因此人人都等待我回去告诉他们我看见了什么。我将大声地说：我看见了一个美丽、幸福、和平和充满希望的中国！”
1984年，阿里开始发现自己步履艰难，说话声音颤抖——经诊断，他患上了帕金森症。医生表示，阿里的头部在职业生涯中遭受过超过两万次的重击，这不可能不对他的身体造成影响。
对一位曾经步履轻盈、出拳如风的拳手而言，帕金森症无疑是最痛苦的一种折磨。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的点火仪式，给很多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由于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点火仪式，是由残疾人射箭冠军安东尼奥用射箭的方式点燃火炬，惊艳全世界，所以当时世人都对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点火仪式充满期待。
但那次点火仪式，却出奇的简单——就是由一名运动员出场，点燃火炬。
那个人，就是阿里。
阿里点燃亚特兰大奥运会火炬
如果说与其他人点燃火炬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饱受帕金森症困扰的阿里拿着火炬的手颤颤巍巍，一度无法对准燃点，用双手才努力点火成功。
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刻，全场近10万人掌声雷动，很多人当场落泪。
美国当地时间2016年6月3日，74岁的阿里最终因为帕金森症引起呼吸困难，在医院里与世长辞。
在他入葬的那一天，因饰演《拳王阿里》中阿里的好莱坞明星威尔·史密斯担当了抬棺人，同样曾是拳王的迈克尔·泰森担当了护棺人，阿诺德·施瓦辛格、贝克汉姆、斯派克·李、土耳其总统加尔多安等一批演艺界和政界人士都出席了葬礼或追悼会，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到场，时任总统奥巴马发来悼词，沿途自发来送葬的人达到了10万之众。
阿里的落葬地，还是他的故乡，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市。路易斯维尔市的市长在葬礼上发言：“阿里回到了他的家乡，他所喜爱的路易斯维尔市。”
是的，阿里还是回到了那个曾经不允许他进餐馆吃饭，但最终还是以他为荣的家乡。
馒头说
“让体育远离政治。”
这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一大宗旨。
但遗憾的是——正如我一直强调的——体育从来没能远离过政治。我甚至曾说过，体育如果有真正远离政治的那一天，那就肯定是体育没人关注了。
凯文·凯利曾经说过：“注意力在哪里，钱就在哪里。”同理，注意力聚集的地方，政治同样也会无孔不入。
体育有自己的规则和规律，而政治，总是希望以它所习惯的或它所希望的规律，来改变体育。有时候，它会温情脉脉，因势利导，但有时候，它会不问来由，简单粗暴。
而阿里，就是一个反抗者。
阿里之所以在退役后乃至逝世后，都享有盛誉，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体育成绩，更是因为他一直试图以一个运动员的身份，以体育的名义来反抗不公平的政治，至少，他希望体育能让政治变得不那么狰狞和蛮横。
没错，至少现阶段，无论哪个国家，体育都没法远离政治。
但是，体育可以超越政治。
如果没有，那我们就一起继续努力。
读者评论
CC：好不容易看到的美好与血性，不希望因此而消弭，尽管心痛，还是让我们饱含希望吧。
回头是岸：孙中山说，政治就是公众事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竞技体育本身就是政治，要不然升国旗、奏国歌干什么？
与风共舞的心情：体育也许是政治的延伸，但我不希望它只是附庸，而是能够成为改善政治的一种方式。
一个34岁就做到正部级官员的运动员
在中国，乒乓球被称为“国球”，这个项目，早已超越了普通体育项目的意义。
同样具有不同意义的，还有打乒乓球的运动员，尤其是在那个极需树立民族自尊心的年代。
所以，今天要说的这位乒乓球运动员，也不仅仅只是一名运动员了，不知道这是他的喜，还是他的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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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10日，新华社发了这样一条消息：“国家体育总局乒羽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刘威10日晚向记者确认，罹患癌症多年的乒乓球名宿庄则栋于当日下午17时06分在北京佑安医院去世，享年73岁。”
庄则栋
庄则栋这个名字，似乎离开人们视线很久了，久到一些“90后”，甚至“85后”，都未必知道这个人。
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庄则栋”这个名字，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如雷贯耳。
事实上，庄则栋作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经历的人生，可谓大起大伏，某种程度上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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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庄则栋的家世就很传奇。
话说在20世纪初，上海有一个著名的犹太大亨，名叫哈同。哈同曾被称为“远东首富”，他把上海的南京路开创为最繁华的商业街，并拥有这条路上44%的地产。
当时，在哈同创办的上海仓颉中学有一位老师，名叫庄惕深。有一天，庄惕深在上班途中捡到了一张马票，第二天，这张马票居然中了奖。据说一向迷信的哈同知道这件事后，认为此人乃有福之人，将来他的儿子肯定是个人才，于是就将养女罗馥贞许配给了庄惕深（馒头说：其实庄家乃书香门第，哈同应该是了解了庄惕深的为人，想来不会单凭一张马票中奖就许配这门婚事吧）。
哈同为庄惕深夫妇在北京购置了一套前清某王府的旧宅作为嫁妆，大大小小共计330个房间，人称“北京哈同花园”。
不幸的是，庄惕深和罗馥贞此后所生的两女一子，都夭折了。庄惕深为续香火，瞒着妻子，在老家扬州又偷偷娶了一个名叫雷仲如的女子。
1940年8月25日，雷仲如为庄惕深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庄则栋”。
后排右一为庄则栋，右二位庄惕深，前排为庄则栋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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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身体不好的庄则栋，被父亲要求习武。在习武过程中，庄则栋被灌输了一个理念：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这对他之后的乒乓球生涯产生了巨大影响。
1945年抗战胜利，5岁的庄则栋被父亲接回了北京。1955年，庄则栋15岁了，就读于北京第22中学。当时学校里的同学都很崇拜能为国争光的运动员。庄则栋觉得自己个子不够高，当不了篮球运动员，身体不够壮，又当不了足球运动员，想来想去，他想做一个乒乓球运动员。
少年庄则栋
就这样，15岁的庄则栋踏上了业余乒乓球之路——进入了当时北京市少年宫。
负责教庄则栋的教练叫靳声华，也是一名业余乒乓球爱好者。但他对学员的基本功要求非常严格，并且有一个特色：强调直拍近台两面快攻。当时，他编了一个口诀，叫“左方斜射，右方斜射”，他的组里，每个学员都会背。这种打法，庄则栋一开始很不习惯，但靳声华坚持要他这么练，慢慢也就融会贯通了。
没想到，“两面快攻”成了庄则栋之后成名的重要武器。
1956年2月，北京举行第一次少年乒乓球比赛，庄则栋荣获冠军，从这以后他一连三次获得北京市少年乒乓赛冠军，当时他只有15岁。
1957年，庄则栋入选北京市队，两年后入选国家青年队。1961年，庄则栋代表国家队参加了第26、27、28、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其中，第26、27、28届，庄则栋三次蝉联男子单打冠军，成为中国第一个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荣获三连冠的人（第28届获得男子双打冠军）。
尽管那三届世锦赛的男单冠军，一直有李富荣“让球”的故事（关于乒乓球的让球，请参看《历史的温度》之“‘让球’阴影下的‘小山智丽事件’”），但李富荣后来自己也承认，当时“确实是庄则栋更厉害一些”。（当然，李老后面还说了一句：“但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青年庄则栋
庄则栋当时厉害到什么程度？除了国际赛场，在当时的国内赛场，庄则栋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单三连冠，国家队内单打三连冠（其中包括一百多场的连胜纪录，这也侧面证明他在国内确实是最强，因为国内基本不存在“让球”）；在他当打之年（1961―1971年），他获得的冠军头衔数，超过了其他所有队友所获冠军数的总和。
将庄则栋选入国家队的邱钟惠（中国第一位乒乓球女子世界冠军）回忆起当年的情形：庄则栋是“使劲快打，见球就打。打得很猛，主动进攻，一般都不防守不推挡”。总之，很多人看庄则栋打球，就是一个“爽”字。
由于庄则栋球技出众，形象也出彩，毫无悬念地成了当时的“国民偶像”。从当时国内的情况来看，他的热度肯定超过之后的刘翔或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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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并没有让庄则栋沿着运动员的轨迹一直走下去。
1971年，因为“文革”而中断两届参赛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了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当时已经31岁的庄则栋，状态已经不如当年（李富荣、张燮林等一批当打之年的顶尖运动员，都因那场浩劫错过了施展自己才华的最佳机遇），但依旧作为老将带队出征，并和队友一起获得了男子团体冠军。
那一届比赛的最精彩部分，当然不是那个男团冠军。
在比赛开始的第二天，一个名叫科恩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因为匆忙，错登上了中国队的班车——等他发现全车厢都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时，班车已经发动，再下车已不可能了。
当时中美尚未建交，虽然已处于“破冰”前夕（尼克松已经上台），但场面还是非常尴尬：
科恩面朝车门，一句话也不敢说。而根据当时中国代表团的规定，碰到美国运动员“不握手，不打招呼，不送礼物”，所以满车中国教练员和运动员谁也不敢乱说乱动，大家都保持沉默。
这时候，庄则栋站出来打破了僵局。
他带着翻译，和科恩开始了交谈，然后考虑再三，从包里拿出了一个礼物——一条一米多长的杭州织锦，送给了科恩。
由于当时中国和美国之间敏感的关系，中国队的班车一抵达目的地，庄则栋和科恩微笑着站在一起的画面，立刻被敏锐的日本记者捕捉到了，消息第二天就出现在了各大报刊的醒目位置，甚至是头版头条，成了爆炸性新闻。
赠送礼物时的场景
后来庄则栋回忆当时为什么要迎上去，说一是他觉得中国是礼仪之邦，“不能把人家晾在那里”，二是他想起了不久前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美国老朋友斯诺时说的话：“我们要寄大希望于美国人民。”
据林克、徐涛、吴旭君所著《历史的真实》披露，毛泽东邀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是向美国高层传递往来信号。但美国高层并未捕获这一微妙细节。基辛格在《白宫岁月》中记述，“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
庄则栋和科恩回到各自队里，也是遭遇了不同的命运。
庄则栋的行为让整个代表团大为紧张，因为这是明显违反纪律的，所以当时甚至已经准备让他赶紧回国，听候处分。而科恩回团汇报后，经过层层报告，美国乒乓球队副领队哈里森提出了“希望带队访问中国”的请求。
4月6日，中国外交部拒绝了这一请求，周恩来圈阅，毛泽东晚上看到了这个文件，也对不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表示同意。
4月6日晚上，文件送走后，毛泽东提前吃了安眠药，打算睡觉。11点多，毛泽东的保健护士长吴旭君为他读“大参考”（供中央高层阅读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