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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北京最早的城墙确实是长方形的。但是，后来为什么舍弃了直角呢？据史料载，明清年间，北京附近经常发生地震，城墙西北角经常被震塌，屡次修葺，屡次崩坏。负责营造的单位专门找来风水先生来看，发现这一区域有活断层，不适宜建筑城墙。人不能逆天而行，明朝政府最后只好舍弃了直角城墙，绕过了这个区域。卫星照片证实了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从车公庄到德外大街有一条地层断裂带，这里确实是地震多发区，避开此地区修建城墙是有可能的。
第十章 解不开的古物迷踪是历史的宣言
中山王墓为何存在大量鲜虞族珍宝
中山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小国，一直在历史的烟尘中若隐若现，真实的历史面貌在史书中难得一见。1974年，考古队在河北省平山县对战国时期的遗址进行发掘工作，不仅发现了中山国的国都灵寿，还在不远处发现了中山国王璺的陵墓。
中山国王璺是一位有为的君王。他在位期间，中山国国力空前强大，他甚至有过以中山国弹丸小国之力伐燕攻赵的壮举。璺王过世后，按照当时的普遍风俗大兴陵墓。璺王生前生活就非常奢侈，死后陵墓的奢华程度也可想而知。
璺王陵墓平面看起来近似“中”字，南北有长达105米的墓道。陵墓有两座车马坑，一座葬船坑，一座杂殉，还有六座陪葬墓。在这些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随葬品，以供后世一窥中山国的文化面貌。
出土的物品中大部分为青铜器、金器、银器，做工造型无不精美，并带有北方民族文化风格。
战国时期的青铜铸造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青铜的镶嵌工艺在当时也颇为进步，当时还涌现了大量错金错银的艺术品，工匠们将这种手法运用到艺术品的制作中，体现了高超的技艺水平。
墓葬中出现了古徽志——青铜山字形器，造型独特，见者无不惊叹。中山国的工匠在熟练掌握青铜器制作工艺的同时，融入了本国特有的文化元素，创作出了极具地方特色的艺术品。
除了融入地方特色，中山国的工匠还擅长人物和动物的形象塑造。十五连盏铜灯就是一件最具代表性的艺术瑰宝。这座灯远观似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灯座饰有镂孔透雕三虎头六身夔龙纹，主干部分向四周伸出了七条树枝，托起十五盏灯。灯的每个枝节都是活动可拆卸的，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每节树枝，亦可拆卸，树枝上塑造有夔龙、小鸟、小猴等艺术形象，黄白辉映、艳丽多彩，生动俏皮，活灵活现。更有趣味的是，树下还有两个奴仆形象的人物正在抛洒食物戏耍猴群，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青铜龙凤方案是用错金银工艺制作出来的艺术精品，此案层次复杂，最下层以四头鹿为支撑，再上一层由飞龙盘曲，龙头构成四角，架起四方形案面框，龙间又有凤鸟飞舞，生动华丽。专家认为，青铜龙凤方案最初很有可能配有一个漆木桌面，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腐朽。
中山王墓中出土的随葬品数量惊人，仅一号和六号墓出土文物就达19000多件。这些随葬品大都与中原文化密不可分，其中的陶制、青铜制礼器就与同期的魏国、赵国墓葬品风格相近、工艺类同。但是仔细观察这些文物就会发现，这些物品也体现出了其他国家的少数民族风格。譬如帐幕构件，只有游牧民族的马背生活才用得上，而这种物品却出现在了中山王墓中。中山国的古徽志与华美的动物造型器物，都流露出了浓郁的民族风情。
一些专家考证，中山国最早是由北方游牧民族鲜虞族所建立的。战国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鲜虞族被时代的洪流所影响，逐渐结束了游牧生活转而依靠农耕生活。生活方式改变了，文化并没有消失，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在中山王墓里发现大量鲜虞族风格珍宝的原因。
曾国国君墓建在随国的真相揭秘
湖北随县在战国时代属于随国地域。1978年2月，随县的一支驻军在县城西北处扩建营房，在一片与地面颜色不同的“褐土”中挖出了2米多长、1米宽的长方形大石板，遂向襄阳地区文化馆报告。考古队经过勘探发现：这片“褐土”是个面积达220平方米的超大古墓，比马王堆汉墓还要大6倍。
考古队首先便是清理现场，然后决定起吊墓葬椁盖板。可是，墓葬中的47块椁盖板均由60厘米见方的梓木做成，最长的达10.6米，重约4吨。这给起吊工作造成了很大难度。最后，动用了10吨大吊车才得以成功。
椁盖板揭开后，人们发现：地宫中所有的文物都浸泡在了3米深的浑水里，水面上浮着一些乱七八糟的棺木。工作人员只得往外抽水，随着水面下降，三段横梁和一根木柱慢慢出现。顺着横梁往下摸，让人们惊喜的事情出现了——水下有一排编钟！
1978年5月份，墓室积水终于抽干，编钟完全从水中露了出来。文化部文艺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乐家黄翔鹏等人立即对出土的全套编钟逐个进行测音。检测结果显示：这套编钟音域跨越了5个八度，比现代钢琴少一个八度，中心音域12个半音齐全。
1978年建军节，历史上唯一一场曾侯乙编钟原件演奏音乐会在驻随炮师某部礼堂举行。沉寂了2400多年的曾侯乙编钟重新奏响了它那雄浑而又浪漫的千古绝响。
欣赏着编钟演奏的优美的乐曲，人们不禁生出疑问，这究竟是什么人的墓葬，为何会有如此华贵的编钟作为陪葬品？
在65件全套编钟里有一件最显眼的大钟，它高92.5厘米，重134.8公斤，悬挂在巨大的曲尺形钟架最下层的中间。重要的是，钟的镇部刻有31字铭文，铭文的内容没有一字是涉及乐律方面的。这说明此钟与曾侯乙编钟原本不是一套，应该是下葬时临时加进去的。学者们还发现，它代替下层最大的一件编钟挂在了最显眼的位置，显示了它的重要性。铭文中的内容记载了这个大钟的来历。
原来，这是楚国送给曾侯乙的礼物。据历史记载，即楚昭王10年，吴王阖闾和他的同胞兄弟夫概率兵攻打楚国，五战获胜，最后攻破了楚国的都城。破城之时，楚昭王慌忙从郢都逃走，到云梦泽时，被吴军射伤。经过几番辗转，楚昭王逃到了随国，即历史上有名的“楚昭王奔随”。吴王阖闾听说了，立即率兵追到随国。这时曾侯乙保护了楚昭王，楚昭王因此感激不尽。后来，楚国援军赶到了，大败吴军，吴王只好带兵离开了楚国，楚昭王终于得以保全性命，回国复位。到楚惠王（即楚昭王的儿子）时，为报答曾侯乙的救父之恩，就将此钟送给了他，以表达两国的友好关系。
就此可以确定，这是曾侯乙的墓穴，这套编钟也被命名为曾侯乙编钟。
一个问题解决，另一个问题接踵而来。既然是曾国的国君，为何他的墓穴会在随国被发现？
一些学者认为，随国其实就是曾国。一国两名的情况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譬如晋又称为唐，韩又称为郑。随国、曾国国君都姓姬，且一些考古遗迹显示，两国也有很深的渊源。但是另一些专家对此种说法抱有怀疑，在关于西周的文献中，对曾国和随国都有明确的记载，两国是各自独立存在的，若说曾国就是随国，还有待商榷。
孰是孰非，一时难有定论。曾侯乙的墓葬地点之谜，只有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作为依据，才能解开。
究竟是谁拿了秦始皇的传国玉玺
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主要讲的是蔺相如怎样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替赵国保住了价值连城的和氏璧。然而，和氏璧的故事并没有到此就完全终结。
后来，秦王嬴政依仗强大的军事力量，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并从赵国又夺回了那块和氏璧。秦王自封“始皇帝”登基后，为了显示自己“德高三皇，功盖五帝”，特地用和氏璧制作了“传国玉玺”，并刻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大字。传国玉玺外部螭龙盘踞，张牙舞爪，是皇帝独尊和无上权威的体现。当时著名玉工孙寿刻制玺纹，著名书法家李斯题写玺文。自秦始皇后，传国玉玺开始辗转流传，历代帝王都视之为承天受命的神圣之物，为得到它而费尽心机。
除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巨大外，传国玉玺格外引人注目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它在流传过程中时隐时现，且到目前为止仍下落不明。
传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南巡洞庭湖时，突然风浪四起，秦始皇的船面临被掀翻的危险。秦始皇将传国玉玺抛入湖中，以此祭祀水神，压住波浪后平安过湖。8年后，当他出行至华阴平舒道时，有人持玉玺站在道中，对始皇侍从说：“请将此玺还给祖龙（秦始皇代称）。”说完就消失了。传国玉玺重新回到秦始皇手中。
秦末，刘邦率兵攻入咸阳时，秦亡国之君子婴将“天子玺”献给刘邦。刘邦登基后称其为“汉传国玺”，珍藏在长乐宫，成为皇权象征。西汉末王莽篡权，逼迫掌管玉玺的孝元太后交出玉玺，太后一怒之下将玉玺扔掷地上，玉玺被摔掉一角，后来用金将其补全，因此留下瑕痕。
王莽政权被推翻后，玉玺落到了汉光武帝刘秀手里，并传于东汉诸帝。东汉末年动乱时，少帝仓皇出逃，来不及带走玉玺，返宫后发现玉玺失踪。后来孙坚部下在洛阳城南甄宫井中打捞出一宫女尸体，从她颈下锦囊中发现“传国玉玺”，从此孙坚做起了皇帝梦。不料孙坚军中有人将此事告诉袁绍，袁绍得知后，逼孙坚交出玉玺。后来袁绍兄弟败死，“传国玉玺”又重新回到汉献帝手中。
三国鼎立时，玉玺属于魏国，晋一统三国后取得了玉玺。西晋末年，北方陷入朝代更迭频繁、动荡不安的时代，“传国玉玺”被不停地争来夺去。晋怀帝永嘉五年（311），玉玺又归前赵刘聪所有。东晋咸和四年（329），后赵石勒灭前赵，夺得玉玺；后赵大将冉闵杀了石鉴自立，将玉玺重新夺回。此阶段还出现了几方“私刻”的玉玺，包括东晋朝廷自刻印、西燕慕容永刻玺、姚秦玉玺等。到南朝梁武帝时，降将侯景反叛，劫得传国玉玺。不久侯景败死，玉玺被投入栖霞寺井中，由寺僧将玺捞出收存，后献给陈武帝。
隋唐时，“传国玉玺”仍为统治者至宝。五代朱温篡唐后，玉玺又遭厄运，后唐废帝李从珂被契丹击败，持玉玺登楼自焚，玉玺至今下落不明。
由于历代统治者极力宣扬获得传国玉玺是“天命所归”“祥瑞之兆”，自宋代起，真假传国玺屡有发生。如宋绍圣三年（1096），咸阳人段义称修房舍时从地下掘得的“色绿如蓝，温润而泽”，“背螭钮五盘”的玉印，经翰林学士蔡京等13名官员“考证”，认定是“真秦制传国玺”的玉印。然而，据后世人考证，这是蔡京等人为欺骗皇帝玩的把戏。
明弘治十三年（1500），户县毛志学在泥河里得玉玺，由陕西巡抚熊羽中呈献孝宗皇帝。相传元末由元顺帝带入沙漠的传国玺，曾被后金太宗皇太极访得，皇太极因而改国号“金”为“清”。清初故宫藏玉玺39方，其中被称为传国玉玺者，却被乾隆皇帝看作赝品，可见传国玉玺的真真假假实难确定。
又据说真正的传国玉玺在明灭元时被元将带到了漠北。明朝初，明太祖派徐达到漠北，追击蒙古朝廷，以期得到传国玺，这是历史上最后有关传国玉玺的记载，但明太祖最终还是空手而归。
塞外彩色陶罐来自何方
在乌鲁木齐南郊乌拉泊水库旁的一座古墓里，曾出土了一件彩色单耳小陶罐。
这个陶罐高14.8厘米，口径9.5厘米，底径5.5厘米，敞口短颈，鼓腹圆底，在颈腹间还有一宽带状的单耳。陶罐为手制，外涂一层土红色的陶衣，陶衣上通体涂绘暗红色的花纹。陶罐颈部是上下两排三角形花纹，腹部为上下两个三角形花纹演变而成的勾连的涡卷纹，耳柄上绘有斜纹方格网状纹，口沿内壁还绘一圈带纹。整个陶罐制作精巧，色泽艳丽，纹饰醒目，是一件美丽的原始艺术品。
令人惊异的是，在哈密哈拉墩地区和乌鲁木齐南山阿拉沟地区的古墓中，也发现了同样的陶罐。于是人们不禁要问，这是古代哪个民族创造的艺术品？陶器上彩绘三角纹、涡卷纹的花纹表现了什么？这些问题至今还不得其解。但在专家学者长期的研究中人们发现，这些彩色的陶罐应该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关系。
其实，新疆地区在很早以前就跟中原王朝有联系了。
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有记载，说周穆王曾西巡昆仑，会见西王母。这个故事应该是中原王朝与当时的新疆地区有接触的最早记录。新疆境内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陶器，其中不少彩陶的图案纹饰与中原内地同期出土的陶器图案纹饰相同或相近似。距今3000年前，新疆出土的彩陶三角形纹、涡纹、弦纹的绘制和诸如陶豆一类器形，说明甘肃和内地彩陶艺术已影响到新疆彩陶文化的发展。
两汉时，汉武帝统一西域，开通丝绸之路，于是东西方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促使西域文化空前繁荣发展。在尼雅遗址出土的锦被上写有“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的小篆汉字和纹样，出土的锦袋上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篆书文字。这些文物都揭示了汉、晋时期尼雅与中原王朝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唐代时，岑参、骆宾王、洪亮吉等诗人都曾写过脍炙人口、久传不衰的“边塞诗”，说明当时的文学之士也已经开始与西域有所联系。
到清代，清王朝对新疆进行统一，大批内地汉族军民进入新疆北路屯戍落户，在乌鲁木齐巴里坤、奇台一带，汉族文化成为当地文化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