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这一万兵马，并借此摆脱清军的威胁。吴三桂能想到的，多尔衮当然也能想到。即使如此，多尔衮还是必须要拉拢吴三桂。吴三桂与多尔衮商定，清军由中协入关，与吴军配合，两面夹击李自成。当战役开打之时，清军14万援军却直扑山海关而来。形势对吴三桂极为不利，吴三桂不得不让出山海关。换一个角度，如果吴三桂一开始就有意降清，那么他也没有必要向清军借兵，甚至发动对李自成的战役，最后还让本来已经落入自己圈套的李自成逃走，而害死了自己的亲人。
其次，吴三桂打退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之后，南明小朝廷曾经为了表彰吴三桂打退李自成的功绩，特封吴三桂为蓟辽王。如果吴三桂降清，南明朝廷也不可能封赏一个背叛自己的叛将。这也说明吴三桂当年并未降清。
从吴三桂刚直的性情来说，他也不可能降清。山海关之战，多尔衮背弃了与吴三桂的信约，让14万大军直扑山海关而来，吴三桂与多尔衮双方已经失去信任的基础。因此在多尔衮执政期间，吴三桂根本不可能降清。吴三桂真正降清也应该是在多尔衮去世之后。
收复台湾的施琅是叛将还是忠臣
施琅，福建晋江衙口人，祖籍河南省固始县方集镇，字尊候，号琢公，生于天启元年（1621），卒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施琅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人们对他的看法往往存在这样的分歧：施琅是收复宝岛台湾，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爱国将领；他是背弃明朝，投靠清朝的叛臣。
从小生长在海边的施琅，拥有一身技冠群雄的武功。顺治三年（1646），施琅加入郑成功的抗清队伍，不久成为郑成功旗下最为得力的骁将。
早年时的施琅，性格十分要强，常与郑成功擦出不和的火花。顺治八年（1651），施琅对郑成功“舍水就陆”、掠夺军饷的举动提出了异议，引发了彼此间强烈的不满。之后，施琅的部下曾德因犯罪而逃至郑成功处，并在郑军中得以重用。施琅不顾郑成功的意愿，杀了曾德，因而再次得罪郑成功，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郑成功下令将施琅父子三人（施琅及父亲施大宣、弟弟施显）逮捕起来，投入大牢。施琅用计逃到大陆，可是其父和弟弟却惨遭杀害，施琅被迫降清，任福建水师提督，与郑成功为敌。
康熙二十二年（1682），施琅率领清军东征，攻克澎湖。当时，经过多次的谈判都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而施琅对完成清朝的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也为清奠定现代中国版图，巩固和发展多民族国家作出了贡献。
在清军入澎湖之时，有人认为施琅可以借此机会为亲人报仇，施琅却以其宽广的胸襟告之：“我们的作战是为国为民，而非私事。”他还示意他的手下，不能公报私仇。
收复台湾后，朝廷内部对是否留台的问题产生了争论，在施琅等少数大臣的力争下，康熙转变了之前“弃台”的观点，认识到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采纳了施琅的意见，决定治理台湾。
忠，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即要尽心尽力，真心实意，没有二心。而对辗转于明清的施琅，人们的看法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视施琅为“叛徒”，作为一臣子，他必定要忠于其主。本是明朝将士的施琅，就得臣服于明朝，臣服于郑氏，乃至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台湾本是他的故土，而他却引狼入室，带领着清廷军队攻打台湾，这是对国家的不忠；明清之争乃满汉之争，施琅投身强大的清政府而欺凌弱小的台湾，是对民族的不仁；施琅进攻台湾，背叛了曾经的君主，是对君主的不义，由此可见是个十足的“汉奸”。
但也有人认为郑成功杀害施琅的父亲和弟弟，是不义在先，那么施琅的降清也就不是不忠。而此时清朝的建立和强大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郑氏坚守的台湾与清朝政府不再是两个民族、两个帝国之间的斗争，而是关乎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不管是满族还是汉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他收复台湾，是从大局出发，从整体利益出发的。他维护了中国大一统的版图，维护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所以说施琅是个忠国忠民的有功之士。也有人认为，评价施琅，不能够因为他投靠清军，就给他背上“叛臣”的罪名，而否定其作出的贡献，也不可因为收复台湾而一味将其尊奉为“忠义”的圣贤，忽视他易主的事实。
历史已然逝去，对于施琅的评价，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施琅到底是不是忠臣，也自有后世来评说。
柳下惠并未“坐怀不乱”
古人以“坐怀不乱”一词，形容男子在两性关系方面作风正派。所谓的“坐怀不乱”者，指的便是春秋时期鲁孝公之子公子展的后裔柳下惠。事实上，“柳下”是他的食邑，“惠”则是他的谥号，所以后人称他“柳下惠”。
柳下惠曾被孟子尊称为“和圣”，因其道德学问深厚，名满天下，在当时受到很多名门贵族的推崇。有一段时间，柳下惠任鲁国大夫，后来遭人排挤，仕途蹭蹬，遂隐遁成为“逸民”。有许多贵族招揽他，但都被他拒绝。《孔子》曾记载过他不再出仕的理由：“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言下之意是说，自己在鲁国之所以屡被黜免，是因为坚持了做人的原则，如果不改原则，到了哪里都会遭到黜免。倘若真的可以委曲求全，何必舍近求远，在鲁国就能够得到荣华富贵。
柳下惠如此德行，自然深受诸子推崇，也正因为其品德谦厚，对礼学深有研究，于是在《诗经·小雅·巷伯》的西汉毛亨传本里，记载了这样一段与柳下惠有关的故事：
鲁国有男子名为颜叔子，独居一室，邻居独居一寡妇。一天夜里，暴风雨大作，寡妇的房子被摧毁，遂来到颜叔子这里请求庇护。颜叔子不让妇人进门，妇人问何故？颜叔子说：“我听说男女不到六十岁不能同居一室。如今我年纪轻轻，你亦如此，我怎可放你进来。”妇人说：“你为何不像柳下惠那样，用身体温暖来不及入门避寒的女子，而别人也不认为他有非礼行为。”男子说：“柳下惠可以开门，我不能开门。所以我要以‘不开门’来效仿柳下惠的‘开门’”。
看罢该则典故，人们应当发现，柳下惠“坐怀不乱”是从西汉学者毛亨传《诗经》的本子中提及的，且“坐怀不乱”典故出于颜叔子之口，而真正的春秋时期并没有关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实际记载。直到元代时的胡炳文（1250～1333）在《纯正蒙求》卷上才记录道：“鲁柳下惠，姓展名禽，远行夜宿都门外。时大寒，忽有女子来托宿，柳下惠恐其冻死，乃坐之于怀，以衣覆之，至晓不为乱。”
从春秋到元代，时隔一千多年的时光，纵观整个春秋史，根本没有柳下惠“坐怀不乱”之说。此乃西汉始有提及，元代方才形成真正的故事。原来人们对柳下惠在男女关系上正派的想法竟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那么，究竟是谁杜撰了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呢？有人认为，元人应当是受了宋代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影响，为了彰显儒家传统道德，教育世人洁身自好，所以借古人引话题。而柳下惠因为是古代著名的道德学者，素有“以礼治邦”“执法以平”“治国以德”的美名，再加上西汉毛亨传《诗经》本中提到了柳下惠的有关内容，自然就被元人拿来大大地夸耀一番。不过，西汉的毛亨作为著名的训诂学者，为何也会讲柳下惠“坐怀不乱”呢？
或许，是柳夫子高贵品行给了世人过多美好的想象，才造成了后世诸多的误解，不过这个误解尚算理想，也算是评价男子品性的标准之一。
赵高根本不是太监
赵高，一个在秦始皇魂归西天之后篡改诏书逼死长子扶苏、拥立幼子胡亥称帝的秦朝官吏，由中车府令一路升迁至当朝丞相。他操纵傀儡皇帝，玩弄皇权，巧取豪夺，陷百姓于严刑酷法、赋税徭役的水深火热之中。为官十数载，赵高处心积虑陷害忠良，苦心筹谋篡夺王位，其结果是——他在距离王位一步之遥处，死于非命。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坏事做尽的奸佞小人，居然也有被人冤枉的时候。世人的误读给赵高扣上了“宦官”的帽子，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亡国的第一人。然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并没有赵高列传，而是在《秦始皇本纪》《蒙恬列传》《李斯列传》中零散地记述了一些赵高的生平行事，即便如此，也没有提及“赵高是宦官”之类的说法。遍寻东汉以前的史籍文献，也没有明确指明“赵高是宦官”。那么，赵高究竟是如何成为“宦官”的呢？
说赵高是宦官，一是出于对“隐宫”一词的曲解，二是出于对“宦”字的误解。
《史记·蒙恬列传》中有记载：“赵高兄弟皆生隐宫。”“隐宫”一词，语义并不明确。东汉以后，一位为《史记》作注的刘姓人士不知从何得知此词的含义，竟将“隐宫”之“宫”解释为宫刑，进而说赵高的父亲受了宫刑，母亲与他人野合生下赵高兄弟。后因赵高兄弟冒姓赵，也受宫刑而成了宦官。如此以讹传讹，“赵高一家都是宦官”逐渐成为“事实”，唐代以后几乎成了一种固定的说法。
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曾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指出，“赵高兄弟皆生隐宫”的“隐宫”，实际上是“隐官”的误写。《张家山汉墓竹简》出土后，“隐官”的意义清楚明了，即“刑满人员工作的地方”，同时也用来指称“刑期已满的人”。此词无论如何都与宫刑毫不相干。除此之外，从句意上看，倘若将“隐官”注释为“宫刑”，那“皆生隐官”的解释将牵强拗口。相比之下，若注释为“刑满人员工作的地方”，则句意清晰，一目了然。由此可见，此说有其合理性，并非标新立异的突兀之说。
除“隐宫”一词使赵高蒙冤外，最致命的要数后人对“宦”字的误解了。《史记·李斯列传》有记载，说赵高是“宦人”，有“宦籍”。根据新出土的《张家山汉墓竹简》，“宦”，意为“在宫中内廷任职”；“宦人”，就是“任职于宫内之人”，相当于皇帝的亲近侍卫。“宦籍”，即“用来登记出入于宫门者的登记册”。秦汉时代，被施以宫刑去势的男人称为“奄（阉）人”，在宫中任职的阉人被称为“宦奄（阉）”。由此可见，赵高是任职于宫中的宦人，即皇帝的近臣，而不是后人所理解的“太监”宦官。
字词上的误解，只是赵高蒙冤的源头，而源远流长的骂名，则依附于历朝历代接连不断的由宦官专权、扰乱朝纲引起的改朝换代、亡国灭族的祸患。无论是朝臣抑或百姓，都对宦官的恶劣行径痛恨不已。在文献记载的误读之下，联系史籍中赵高的所作所为，“赵高是宦官”的流言经久不衰，也可谓之“情理之中，意料之内”了。
武松没有上过梁山
大家都知道，武松是个英雄，功夫也十分了得，他的故事至今让人津津乐道。“赤手空拳打虎”“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等，每一个故事都脍炙人口，让人拍手称快。他的行侠仗义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水浒传》是一部小说，所以大家可能会把武松当作小说中的人物，认为武松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他的英雄事迹是作者杜撰出来的。
其实不然，历史上确实有武松这样一个人。经历史学家考证，武松是今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人，生活在北宋年间，身怀武艺、有勇有谋。他是一个下层侠义之士，崇尚忠义、快意恩仇。
虽然他在小说中的事迹是杜撰出来的，但他的确是一个为民除害的英雄。
《临安县志》《杭州府志》《浙江通志》等史籍中都有关于武松的记载：武松，原系浪迹江湖的卖艺人，“貌奇伟，尝使技于涌金门外”，“非盗也”。杭州知府高权见武松武艺高强，才貌出众，就邀请他来知府当督头。不久，因功被提升为提辖，成为知府高权的得力助手。后来，因高权得罪权贵，被奸人诬陷而罢官。武松也因此受到牵连，被赶出衙门。
继任的新知府是太师蔡京的儿子蔡鋆，是个大奸臣。他倚仗其父的权势，在杭州为非作歹，横行霸道。百姓怨声载道，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蔡虎”。武松对这个“蔡虎”恨之入骨，决心拼上性命也要为民除害。
一日，他身藏利刃，躲在蔡府附近，等到“蔡虎”前呼后拥回府的时候，便箭一般地冲上前去，向蔡鋆猛刺数刀，当即结果了这个坏蛋的性命。官兵蜂拥前来围住武松，武松终因寡不敌众被官兵捕获。后惨遭重刑死于狱中。
从这里可以得知，武松除害后在狱中“遭重刑”而死，并没有上梁山。
杭州的老百姓“深感其德”，为了纪念这位好汉，将他葬于杭州北山街西泠桥畔，面对着秀丽的西湖。后人立碑，题曰“宋义士武松之墓”。
如此侠义之人自然成了小说家笔下完美英雄的化身，其中尤以施耐庵通过艺术加工，将他塑造成了《水浒传》中的武松的形象，至于武松最后的结局，《水浒传》也写到他成了清忠祖师，得享天年，实在是一种符合老百姓心愿的、美好的艺术处理。
岳母从未刺字
孟母三迁，岳母刺字，这些都是民间流传下来的小故事，有很深的教育意义。听这些故事不禁让人觉得，凡是一心为国的大英雄，都必然有一位深明大义、知书达理的母亲。那么，岳飞的后背上是否刺有“尽忠报国”四个大字呢？如果有，真的是岳母亲手刺上去的吗？
很多史书都对岳飞背后的刺字做了记载。首先来看《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