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不遵臣礼为由，下令全国的士兵次年征讨高丽，紧接着命人督工在东莱海口造战舰300艘。民工昼夜立于水中造船，很多人自腰以下都生满蛆，工匠也因此死掉三分之一。隋炀帝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刺手三万人，再令河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命江南民夫运米至涿郡。一时间船舻千里皆满载兵甲器物，路上几十万人填溢道路，昼夜运输战具、粮食，死者相枕，天下骚动。
大业八年，隋炀帝第一次征伐高丽，左右12军名目纷繁，共113万余人，号称200万，加上隋军役夫近300万。隋炀帝自以为“吊民伐罪，非为功名”，下令诸将不得纵兵、不得擅杀、听候指示、不可擅自做主，以此宣扬天朝大国的威仪仁义、襄公之仁，不料反被高丽所乘。
隋军出征，一开始很顺利，渡过辽河后在东岸歼灭高丽军万余人，直抵辽阳城下。隋朝诸将怕被皇帝责杀，每次作战事无巨细都一一禀报，结果导致命令批准迟缓，延误战机。而守城的高丽人在情势危急时总是诈降，等到隋军一停止进攻就马上修补城池，以至于隋军频战频失。另一支由隋将公孙述率领的大军为了赶路，弃粮轻装前进，士兵走到半路就没粮食吃，又饥又寒之下，竟还能一日七胜。隋军自恃骤胜，未等歇息整装，就贸然东渡济水，距平壤城30里依山为营。可是平壤城坚池深，易守难攻。公孙述的士兵无粮，又冻又饿，只好退师，结果高丽军自后追击，隋军溃不成军。隋军其他各路军也相继败北，隋炀帝一征高丽以惨败告终，隋军损失30余万人。
公元613年，隋炀帝亲征高丽，此次隋军包围辽阳城，昼夜不停地猛攻20余日，辽阳岌岌可危。此时，隋军后方负责督运粮草的杨玄感突然叛乱，本来已经有望征服高丽的隋炀帝不得不撤兵回国平乱，撤军路上将军资、器械等尽数丢弃。就这样，隋炀帝第二次征高丽只落得一个半途而废，无功而返的结果。
公元614年，隋炀帝三征高丽，隋军在卑沙城大败高丽军。高丽与隋接连三年的战争，国力早已不支，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好向隋炀帝称臣请和，并且送还了逃到高丽的杨玄感叛乱时的叛将斛斯政。隋炀帝也因疲于征服高丽，正愁没有台阶可下，刚好借着高丽的投降举动适时收兵，同时也挽回前两次失败之辱。加之此时隋国早已因征高丽而怨声载道，天下骚动，“群盗蜂起，不可胜数”。遂罢兵许和。
纵观隋之三伐高丽，本都是胜券在握，却两次惨败，原因就在于隋炀帝好大喜功，急于证明自己的英明，没有耐挫能力，在失败的打击面前乱了方寸，造成近百万生命的损失和帝国巨大财富的浪费，最终把国力消耗得近乎空竭。虽然隋朝损失的人口对本国并没有致命影响，但百万之师所需粮草、运输之人力却耗费繁多。一时间引发了民间耕稼失时、官府侵逼、连年兴兵无尽的兵役、徭役繁重等多重社会矛盾，间接导致隋末之变，乃至亡国。
迅猛的瓦岗军为何灭不了隋
瓦岗军是隋末农民起义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队伍，曾给隋朝以重创。但最终却并未夺取政权，而是军队溃散，降于唐朝。
大业七年，东郡韦城县人翟让因犯罪而入狱，狱吏黄君汉私自释放了他。翟让逃亡瓦岗聚众起义。同郡的单雄信、徐世勣也都纷纷加入，势力逐渐增强。他们在永济渠沿岸劫夺来往船只，以致“资用丰给，附者益众”，起义队伍逐步扩大起来。
大业十二年，贵族出身的李密，在参加杨玄感起兵失败后，投奔瓦岗军。李密较有政治眼光，他建议翟让积极发展势力，扩大影响。翟让重视李密的建议，首先攻取了荥阳。荥阳是中原的战略要地，向东是一片平原，向西是虎牢关。虎牢关以西的巩县有隋的大粮仓洛口仓。取得洛口仓不仅可以得到大量的粮食，而且已逼近东都洛阳。夺取荥阳是瓦岗军发展势力的重要一步。
面临强大的瓦岗军，荥阳太守杨庆无可奈何，隋炀帝特派“号为名将”“威震东夏”的张须陀为荥阳通守，镇压瓦岗军。李密认为张须陀勇而无谋，遂建议翟让与张须陀正面对战，佯装败北逃走。李密率精兵埋伏在荥阳以北的大海寺附近，张须陀紧跟翟让十余里，到大海寺以北的林间时，李密伏兵四起，隋军陷入重围。张须陀本来掉以轻心，突如其来的强兵，使他措手不及，战败被杀。此役一败，隋军“昼夜号哭，数日不止”。可见，这次瓦岗军的胜利是对隋炀帝政权的沉重打击。
大业十三年二月，瓦岗军攻取洛口仓，并开仓济贫，大量贫苦农民加入起义军。隋朝在洛阳的越王侗派遣虎贲郎将刘长恭率军2.5万人前往镇压瓦岗军。翟让、李密预先侦知了隋军的动向，作了周密的部署。刘长恭对瓦岗军的情况则一无所知，看到瓦岗军面上人数不多，遂麻痹大意起来。瓦岗军乘隋军初来乍到，饿饥疲惫之时，大举进攻，致使隋军大败，死伤十之五六。刘长恭仓皇逃回东都。瓦岗军缴获大量的辎重器甲，力量壮大，声威大振。
同年四月，瓦岗军逼近东都城郊，攻破回洛仓（在今河南洛阳东北），致使东都粮食缺乏，陷入困境。九月，瓦岗军又攻破黎阳仓，开仓济贫，起义军又增加了20多万。这时，瓦岗军有数十万之众，控制了中原广大地区，达到了鼎盛时期。瓦岗军还公开宣布了隋炀帝的十大罪状，明确表示要推翻隋炀帝政权。
由于李密在屡次作战中所发挥的作用较大，其威望也就越来越高，翟让遂主动把领导权让给了李密。后来，翟让的哥哥翟弘以及王儒信等人又劝翟让夺回领导权。如此一来，瓦岗寨的内部矛盾开始日益激化，以致最后李密不得不杀了翟让。
武德元年六月，宇文化及率江都隋军北上，瓦岗军虽然在应对宇文化及的作战中取得胜利，但也损失惨重。九月，东都隋军乘机发动进攻，瓦岗军全面失败，李密走投无路，于十月奔赴长安，向李唐投降。瓦岗军虽然失败了，但由于它是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农民军队伍，在中原消灭了大量的隋军，割断了江都与洛阳的联系，迫使隋炀帝陷入江都孤岛，不能控制全国，间接促成隋朝的灭亡。
由此观之，正当瓦岗军日益强大的时候，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激化，军队被无形分裂，自我力量削弱，最终把自己逼上了末路。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便罢兵
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柴荣英年早逝。周恭宗即位，年仅七岁。朝中大权落在了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手中。公元960年元旦，传来北汉联合大辽南下攻打后周的消息。慌乱之中，后周符太后与宰相范质决定派赵匡胤出征迎战。赵匡胤率大军出发三日之后，到达开封东北的陈桥驿，并在此驻军休息。当晚赵匡胤醉酒而卧，而有拥立之意的将士却环立待旦。次日黎明，四周叫啸呐喊，声震原野，士兵们高呼：“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部下高德怀把一件皇袍披在了赵匡胤的身上，拥立他为皇帝。赵匡胤在勉为其难中提出了同意当皇帝的几个条件：回开封后，对后周的太后和小皇帝不得惊犯，对后周的公卿不得侵凌，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命令者有赏，违反命令者诛族。得到将士们的答复之后，赵匡胤班师回朝。回到开封后，赵匡胤得到守备京城的禁军首领石守信、王审琦的帮助，不费一兵一卒，夺取了后周帝位，建立大宋。
从史书记载来看，赵匡胤在整个陈桥兵变事件之中，一直处于被动的位置，似乎是情非得已才坐上皇帝宝座。但是，经过后人仔细研究发现，陈桥兵变其实是一场由赵氏家族预谋已久的篡权事件。
第一，在后周得知辽国与北汉联军南下攻打后周之时，满朝文武无不慌乱。宰相范质请赵匡胤出征之时，赵匡胤却以兵少将寡为借口推托，最后范质只得把朝廷最高兵权交赵匡胤。所以，陈桥兵变时赵匡胤手中几乎掌握了后周全国兵马。
第二，据《涑水纪闻》等书记载：“及将北征，京师喧言，出师之日，将策点为天子。故富室或挈家远避于外州，独宫中未之知也。”由此可知，陈桥兵变不是一次偶发事件，而是有预谋的。赵匡胤大军离开后不久，后周京城谣言四起，说赵匡胤才是真命天子。谣言的力量不可小觑。在后周世宗在位之时，赵匡胤就曾利用谣言，使驸马张永德被免去了殿前都点检的职务转而由他接任。这次故技重施，使得后周朝廷文武百官慌作一团。这也是赵匡胤的杰作，就是为了造成朝廷的慌乱，同时也使得自己在军队之中更有声望。
第三，皇袍从何而来？古诗有云：“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古代私藏皇袍是死罪，如果不是预先准备好，军中怎会临时有皇袍？
第四，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就马上班师回朝，可是他此次出征的目的是迎战汉辽联军，怎会如此轻易就回朝呢？“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加身便罢兵”。史书中既没有记载关于辽兵入侵的任何结果，也没有记载北宋出征的任何情况，这一场所谓的战争奇迹般的消失在史册里。由此可以认定，汉辽入侵的军情有可能是为了配合赵匡胤兵变自立而谎报的。
第五，《宋史·杜太后传》记载，杜太后得知其子黄袍加身后，没有因为这欺君罔上，诛灭九族的大罪而感到惊慌，反而还说：“吾子素有大志，今果然。”司马光《涑水纪闻》也记载，杜太后说，“吾儿生平奇异，人皆言当极贵，又何忧也。”这个“大志”，应该就是做皇帝。
第六，以当时的历史条件分析，后周皇帝年幼无知，根本没有能力带领部下一统江山。对于将士们来说，就算拼死拼活立了大功也无人知晓。他们迫切需要推出一个有威望的人，而且是能够真切地体验到他们劳苦的人出来领导他们。赵匡胤显然是具备了条件：他是军人，能够体验将士们的劳苦；他有威望，能够使人信服；他掌握着禁军的领导权，手里有军队。
所以，陈桥兵变的发生并不是偶然，它既是赵匡胤故意为之，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养不起战马的北宋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之后，积极地把国家军事的统领之权收归皇帝所有，因而发生了“杯酒释兵权”的事件。“杯酒释兵权”虽然有利于北宋国家政治统一、防止内乱，却也大大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因此一直以来，人们都把这个原因当成了宋朝军事力量弱小的主因。
但是，仔细分析宋代的历史和环境，会发现宋代不堪一击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宋朝没有大规模饲养战马，也没有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军团。可想而知，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在机动性和冲击力方面相对于步兵具有天然的优势。南方农耕民族的步兵在面对具有先天军事优势的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战团之时，几乎是不堪一击。既然骑兵具有如此大的作用，那么强敌环绕，渴望一统天下的宋朝为何不养马呢？
首先，宋朝国境之内，没有适合养马的场地。饲养战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饲养场地必须辽阔，需要大片的牧场供马生长繁衍；二是必须饲养体力较好的成年公马；三是，饲养战马需要比较寒冷的气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在古代中国适合养马的主要地区有两个：西北和东北。汉唐两朝都曾在西北大规模饲养战马，因此汉对匈奴、唐对突厥的战役之中，中原王朝都能取得重大的胜利。但是，对于主要领地在黄河以南的宋朝来说，气候湿润温暖，并不适合养马，国土境内已经找不到合适的大片牧场饲养战马。而真正适合养马的西北和东北地区早已被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所占领。北宋王朝只有先夺回这两片地区才有可能建立大规模养马场。但是，军事实力较弱的北宋王朝，没有骑兵军团的帮助，仅靠步兵又如何能赶走这些强悍的骑兵呢？
其次，生态环境的破坏。相对于汉唐两朝的养马场地来说，宋王朝疆土之内确实没有适合养马的场地。实际上，靠近西北地区的甘肃东部和陕西大部分地区，也是北宋的疆土。汉王朝就曾在这片地区养过马。关中平原这片地区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许多王朝都曾在这片地区建都，最为著名的是汉唐长安城。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及其辐射之地，关中平原曾经的繁华富庶可想而知。可是繁华背后是以巨大的资源消耗为代价的。生活在这里的达官贵人为了维持生活水平，必然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燃料和草料，这就造成了周边地区植被严重破坏。有消耗就有输出，如此密集的人口消耗输出，必然导致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生态系统自我修复功能也逐渐降低。就像整个东北黑土地被消耗殆尽之后，黑土无法再生一样。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破坏之后，恢复也相当困难。而且汉朝曾在这里大规模养马，养活一匹马相当于养活6到7个人。如此大的投入，给关中地区的粮食供应带来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在生态环境上的表现，就是大规模开垦，当地生态环境受到的破坏程度可想而知。经过历代王朝建都的破坏，以及汉代养马的消耗，到宋朝时，关中周边的植被破坏很可能已经达到了无法支持大面积养马的程度。
综上，宋朝之所以不养马，既是由于北宋版图之内没有适合养马的地方，也是由于关中平原的养马潜力早已被历代王朝消耗利用殆尽，生态环境的破坏不再适合养马。
辽将萧达凛死得很意外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宋辽两国以举国之力开战。宋朝由宋真宗御驾亲征，辽国由萧太后统帅三军，在澶州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