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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孟子在《孟子·离娄下》中阐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也就是说，在孟子心中，君臣关系是相对的，根本不存在绝对的天子权威。而是认为谁能保护人民，谁就一定能称王。如果谁残害百姓，谁就是孤家寡人。这种人不配得到天下，即使得到天下，也应该被打倒。推翻这样的天子统治，不是犯上作乱的弑君行为，正如周武王“诛一夫纣”推翻殷纣王的统治一样，是为民除害。可见，孟子不主张天下百姓效忠于一人。
孟子的“民本”思想完全从平民的角度告诉国君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大大触怒了本是一个流氓无赖，后来却坐拥江山的朱元璋，再加上他由于自身的文化劣势对知识分子所形成的先天嫉恨，自然想要把孟子的牌位撤出文庙了，于是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但是孟子毕竟是“亚圣”，是儒生们心中的圣人，岂容他人玷污，即使是皇帝也不可以。于是他们使了一个心眼，第二天就对朱元璋说，他们夜观天象，发现文星暗淡、天象有异。皇帝都是迷信天命的，得罪了上天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朱元璋于是马上想到大概是因为孟子的缘故，无可奈何之下又恢复了他的牌位，但是他搞起了另一手：删书。他命人把孟子的书删掉了三分之一左右，可视之为“思想的腰斩”，其手段不可谓不狠。
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
明朝时期，“马六甲”作为一个王国而存在，现在则属于马来西亚。这里之所以闻名于世，是因为它拥有一条著名的海道——马六甲海峡，它是连通东方与西方的海上要塞。如今的马六甲，仍能看到郑和当年下西洋的痕迹，那里有郑和当年所乘宝船的复制品，有悬挂着中文招牌的店面，有各种各样的玉器、字画和木雕工艺品在出售，还有长长的中国街，以及祠堂这一在中国已经很难觅其踪影的古老建筑。据说，这里居住的华人正是当年郑和下西洋时留下来的一些船员，他们在此开枝散叶，虽然一代代的后人都没有回过家乡，却能用纯正的汉语说自己是中国人。
郑和七次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航海史上最辉煌的事迹。明成祖下令远航这一举动更是被后世称颂。不过，我们可以考察当时明史中对航海政策的描述，就知道明代海禁甚严。那么明成祖为何要派遣郑和七次到西洋巡游呢？有人考证说，成祖此举是为了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
靖难之役后，建文帝的尸体一直没有被找到，所以有人推测他应是南下或者流亡海外。由于建文帝不但得到中土百姓的爱戴，更得到了中国周边国家的认可，被视为中国之正统皇帝。因此朱棣登基以后，生怕民众说他乃乱臣贼子，所以他势必要找到建文帝，让后者给予自己名正言顺的皇帝资格，以便自己统治中土江山，同时与周边各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
郑和下西洋寻找建文帝的这种说法还有待商榷，因为如果单纯是为了寻找退位皇帝，明成祖朱棣没有必要吩咐郑和带着大量中土的特产和财物四处赠予东南亚、南亚国家。仔细研究明成祖的这一决定，就可以看出他的动机在于笼络这些周边国家，一方面令其了解到中国的国王已经易主；另一方面，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外交事业，与那些和明朝政府失去联系的海外诸国重新建交。不过，建交目的只是其一，明成祖真正想制造的是“万国顺服”的国际形势。
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郑和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船队七下西洋，访问了西太平洋、印度洋及东非各国，航程十万余里，最南到爪哇，最北到麦加，最西到非洲东海岸。百艘战舰以及万名官兵，航行在茫茫的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来往于马六甲海峡，此庞然大物，足可称霸沿海各国。这阵仗，不是成祖真的想要侵略周边各国，而是威慑式的外交战略，以彰显大明国威，令万国对明室不敢小觑。如果有意倾向明室者可以年年朝贡，无意者也不敢对明室轻举妄动，其中以锡兰国为典型。
郑和第三次航行时路过小国锡兰，国王贪婪，欲抢郑和所带的财物，于是让王子缠住郑和，并派兵五万劫掠船队，情况十分危急。郑和却艺高人胆大，仅以两千人的力量攻占了王宫，活捉了锡兰国王，送回中国。但锡兰国王并没有被杀，反而被送回锡兰，从此这个小国成了明朝的忠实拥趸。
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外交策略，郑和七次航行确实达到彰显国威，宣传中土先进科学、经济、文化成果的效果。与此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还间接促成马六甲及东南亚长达一百年的兴盛和繁荣。而额外的收获，则是让当时的中国人眼界大开。随郑和航行的马欢著有《瀛涯胜览》，费信著有《星槎胜览》，巩珍著有《西洋番国志》，上面记载了所经各国的风土人情。这七次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命人绘制的航海图——《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蜚声中外，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地理价值，虽然其中有一些错误之处，但却对今人了解古代亚非国家的地理情况起着重要的作用。明成祖大概也未想到自己的创举竟能影响海内外数百年之久。
万历为什么包庇谋杀太子的宠妃
古代金碧辉煌的宫廷广厦里其实是一个充满血腥的角斗场，曾有不计其数或明或暗的血腥争斗在这里上演。
明朝当然也不例外，深宫谜案、凶案无数。明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公元1615年5月30日），黄昏时分，一名身材高大的陌生青年男子手持一根粗大的枣木棍，闯入明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逢人便打，击伤几名守门士兵和太监，一直打到太子就寝大殿的房檐下。一时呼喝声、喊叫声，连成一片。宫里的侍卫们闻讯赶到，将持棍男子抓获。这就是明朝有名的“梃击案”，堪称“明朝第一案”。
这桩“梃击案”背后的真相如何？究竟是什么人想谋害明太子？
明太子朱常洛是万历皇帝长子，但不是皇后之子，而是一名宫女被临幸后所生。可是万历皇帝并不喜欢这名宫女，所以对太子朱常洛分外冷落。万历喜爱和宠幸的是皇贵妃郑氏所生的朱常洵，所以，他理想的继承人不是朱常洛而是朱常洵。朱常洛之所以能被册立为皇太子，是皇室祖训所致，并非万历的本意。于是，万历和郑贵妃都处心积虑地想废掉朱常洛而立朱常洵为太子。但是，迫于祖训的威严，以及皇太后和朝臣的压力，万历一直也不敢轻举妄动，只是找各种借口为难皇太子。朱常洛大婚之后移居慈庆宫居住。慈庆宫名义上是太子的寝宫，实际上还比不上宫里的一般宫殿，不仅破陋不堪，防卫也极差，万历仅派几名老弱病残的侍卫防守。在慈庆宫服役的宫女太监也很少，仅有几个随朱常洛一块长大的贴身太监。慈庆宫的情况与皇三子朱常洵所居住的宫殿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好像他才是真正的皇太子似的。但是，郑贵妃还是不满意，千方百计地要除掉皇太子，好让自己的儿子朱常洵取而代之。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万历四十三年（1615），慈庆宫上演了刚才那一出“梃击案”。
事情发生后，万历皇帝大惊，急忙派人提审这名行刺的男子。这名闯宫的男子名叫张差，是蓟州井儿峪的百姓，说话颠三倒四，看起来有点癫狂，也有点狡猾。御史刘廷元和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官员先后对其进行审问，可是前后审问的结果却大相径庭。胡士相等人认为张差“癫狂症”发作，持武器乱闯宫殿，应马上问斩。然而，这种供词和处理的结果引起了一些官员的怀疑，他们认为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恐怕是有人在背后操纵，命张差谋害太子。为了皇太子的安危，刑部王之寀决定彻查此案，结果验证了此前的猜测，确实有人在背后指使，目标就是皇太子，而这背后操纵的人则暗指郑贵妃。
经调查，案子线索也逐渐明确，事情明摆着与郑贵妃有关，而万历皇帝却像有什么隐情似的，优柔寡断，举棋不定。因为，郑贵妃毕竟是他的第一宠妃，并且自己也曾许诺要立她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即使郑贵妃做出这样的事情，自己也不好说什么。最后的结果是，在郑贵妃的祈求下和万历皇帝的开脱下，太子朱常洛答应将事情化小，张差被凌迟处死。
案子就这么有头无尾地结了。但是今天看来，这个案子仍存在诸多疑点，因此成为史上的又一疑案。
离奇“红丸案”背后的阴谋
明代末年，宫廷接连发生离奇的三大案。这三大案与神宗、光宗、熹宗祖孙三人密切相关，也和朝廷派系斗争紧紧纠缠在一起。三案成为明末政坛著名大案，各种势力纷纷介入，案件无法正常审理，因此变得扑朔迷离。著名的“红丸案”便是其中之一。
泰昌元年（1620）八月二十九日，在乾清宫，明光宗召见辅臣方从哲等13名文武大臣，询问册立皇太子之事。方从哲说：“应当将册立皇太子的日期提前，完成贺礼，皇上也就心安了。”光宗又让皇长子出来见大家，看着他对大家说：“你们日后辅佐他，务必使他成为历史上尧舜那样的圣帝贤君，朕也就心安了。”方从哲等人还想说什么，光宗却开始问道：“寿宫（神祠墓地）修没修好？”辅臣回答说：“先帝陵寝已经修好，请圣上放心吧！”光宗指着自己说：“那就是朕的寿宫吗？”方从哲等人齐声回答：“祝皇帝万寿无疆。”皇上仍然叮咛不止，反反复复，语无伦次，最后上气不接下气地哭泣着说：“朕自知病重，难以康复，或不久于人世。”说到这里，已是气息奄奄，用颤抖的手勉强挥一下，让众臣退朝，方从哲留下。
皇上问方从哲：“有鸿胪寺官（掌礼仪之官）要进药吗？人在哪儿呀？”方从哲回答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妙药，臣下不敢轻信。”皇上听后，命宫中侍人立即传唤李可灼到御前，给皇帝看病诊脉，等他谈到发病的原因以及医治的方法时，皇帝非常高兴，命令进药，让诸臣出去，并令李可灼和御医们研究如何用药。辅臣刘一燝说：“我有两乡人同用此丸，一个失效，一个有效，此药并非十全十美。”礼部官员孙如游说：“这药有用与否，关系极大，不可以轻举妄动。”后来皇上再次催促李可灼配药，于是诸臣又回到御前。李可灼将药物调好，进到皇上面前。皇上从前喝汤都喘，服用了李可灼的药后，就不再气喘了。皇上反复地称道李可灼忠心可鉴。
约一个时辰过后，有宫中内侍急报说：“圣上服药后，四肢温暖，想进饮食。”诸臣欢呼雀跃，退出宫外，李可灼和御医们留在宫内。到了傍晚，方从哲放心不下，又到宫门候安，正遇见李可灼出来，急忙打听消息。李可灼回答说：“服了红丸药后，皇上感觉浑身舒畅，又怕药力过劲，想要再给服一丸，如果效果好，圣体就能康复了。”诸医官认为不宜吃得太急，但皇上催促进药非常急迫，众人难违圣命。众臣即问服药后的效果如何？李可灼说：“圣躬服后，和前一粒感觉一样安稳舒适。”方从哲等人，才放心离开。谁曾想次日早晨，宫中紧急传出圣旨，召集群臣速速进宫。一时间，各位大臣等慌忙起床，顾不上洗脸漱口，匆匆地穿上衣服，急奔宫内。还未跑入宫中，就听宫内传来一片悲哀哭号之声，便知明光宗于清晨归天了。这天是大明泰昌元年（1620）九月初一。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满朝哗然，在感到惊愕的同时，人们联想到新皇帝登基一个月来的遭遇，便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到了郑贵妃身上。郑贵妃给光宗献美女，指使崔文升进药，大家有目共睹，但李可灼是否受她指使，却没有实据。本来，光宗当时已病入膏肓，难以治愈，但因为吃了江湖怪药，事情就变得不简单了。最后，此案不但追查到郑贵妃，而且方从哲也被迫辞职，李可灼被充军，崔文升被贬放南京。但幕后究竟有没有主使？到底是谁？现在也不得而知。
明末“移宫案”真相披露
在明朝有这样三件谜案，他们发生在万历末期至天启初年，都牵扯到了皇帝的后宫，同时都和泰昌帝朱常洛有所关联。这三件案子除了万历年间和谋害太子朱常洛有关的“梃击案”，导致朱常洛登基30天就死亡的“红丸案”以外，还有一件便是关于李选侍的“移宫案”。
泰昌帝朱常洛死后，朱由校登基为帝，但是他的登基过程却是困难重重的，“移宫案”就发生在这段时间。
朱由校和其母王才人一直受到李选侍的欺凌和虐待，最终王才人被凌虐致死，而独自面对李选侍的朱由校也就形成惧怕李选侍的软弱性格。
泰昌帝朱常洛登基为帝之后，朱由校与李选侍一起搬进了乾清宫。当泰昌帝朱常洛死亡之后，居住在乾清宫的李选侍便立即控制了乾清宫，她联合太监李进忠（魏忠贤），想要挟持朱由校，把持朝政。
当时，杨涟、刘一燝等朝臣在皇帝驾崩之后就直接来到了乾清宫，要求见皇长子朱由校，李选侍虽然百般阻挠，但最终还是让朱由校见到了群臣。杨涟、刘一燝见到朱由校之后立刻将他带离了乾清宫，朱由校在文华殿接受了群臣的礼拜，同时商讨决定在当月六日举行登基大典。
之后朱由校一直住在太子宫，李选侍后来又提出一系列的要求，想要挟持朱由校，把持朝政，都被大臣们拒绝了，同时李选侍拒绝搬出皇帝居住的乾清宫，这就使得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