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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还有三位后妃的辈分算起来是姑侄。有人统计，皇太极在位期间，满洲贵族仅与蒙古科尔沁部联姻就达18次之多。
顺治与皇太极一样，也是多次近亲结婚，顺治的皇后和淑惠妃，是他同一个亲舅舅的两个女儿，都是他的表妹。为了政治，满族与蒙古族部落的联姻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金国大汗、大清国皇帝、贝勒等贵族不仅娶蒙古女子为妻，还把自己的女儿嫁出去，这些混乱的婚姻是导致后来大清帝王不孕的一个原因。
当然因为近亲结婚而导致后来帝王的身体病变，只不过是一个猜测而已，至于这三位帝王为何绝后的真正原因，还有待考究。
中国古代的皇帝如何攒“私房钱”
《诗经》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很好地表达出了在封建制度下，皇帝对国家的绝对主宰地位。但纵然如此，在清朝以前，皇帝们为了存“私房钱”，也都会设一个私密的小金库。
先从汉朝皇帝的小金库说起。汉朝时，国家规定的税目非常繁多，有田赋、人头税、关税、酒税，等等。人们不堪重负，许多刚出生的婴儿都死在了人头税上。汉朝律例规定，3岁到14岁之间的小孩每年要交23文被称为“口钱”的人头税。对于许多穷人家这是很大的一笔钱。因为交不起口钱，很多婴儿一生下来就被掐死了。而这每个小孩每年所交的23文钱里，有20文都流向了皇帝的小金库。本来每年的这笔口钱就已经让很多家庭不堪重负了，由于地方政府的腐败，一年往往又会征收好几次，而且不是3岁开始征收，而是一落地就开始征收了。这让更多出生在贫寒家庭的孩子无法存活了。由于小孩人头税的问题，汉朝民间杀婴的现象非常严重。汉朝皇帝的小金库沾满了婴儿的鲜血。
到了宋朝以后，开始出现了名字叫作“封桩库”的内库，“封桩库”是从宋太祖赵匡胤时开始设立的。每年皇帝都会把国家财政节余的部分拿出来，藏到“封桩库”里。起初，皇帝设立此库的目的是为了存下一些钱，用来应付突发事件。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封桩库”并不能算作皇帝私有的。但是，后来慢慢地，皇帝开始把它据为己有，最终，“封桩库”变成了皇帝自己的小金库。后来，国家遇到紧急情况时，官员们向皇帝借钱，皇帝甚至表现得极不情愿。虽然政府总是会及时归还皇帝的私房钱，但是，皇帝还是很不愿意把钱借给政府。宋真宗甚至还下过这样的诏书，“切戒三司，毋得复有假贷”。
相对于宋朝皇帝的不情愿，明朝皇帝的表现更让人无语。明朝皇帝不仅明确地表示不会从自己口袋里掏钱给政府，还时常想方设法地把手伸进国库中去捞钱，甚至经常把数额巨大的钱款从国库挪到内库。政府没有钱支付军饷时，皇帝却说：“谕廷臣足国长策，不得请发内弩。”可见在皇帝眼中，国家安危都没有保住私房钱重要了。
李自成率兵攻入北京以后，发现崇祯的小金库里竟有3700万两的私房钱，而之前，由于政府没钱支付军饷，大臣们只好想出诸多名目向老百姓增加税收。老百姓苦不堪言，对政府非常怨恨，各种社会矛盾都被激化了。这也是明朝最终走向灭亡的原因。军队没有粮饷，人民在各种各样税收的重压之下怨声载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崇祯居然还抓着那么多的私房钱不肯放手，这个时候，明王朝如果不灭亡才是一个奇迹。
而明朝的灭亡，除了崇祯个人的原因之外，整个庞大的皇室对国家财政的冲击也不可忽视。明代立国之初，皇室不过几十口人，但是，发展到万历年间，这个数字就成了近20万。庞大的皇族宗室成了国家财政的重大负担。嘉靖年间，宗室禄米超过了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超过了军粮，财政问题引发的社会不稳定使明王朝在后期内外交困。
明朝的财务问题对清朝的建制起了很强的警示作用。到了清朝以后，皇帝不再设立“小金库”了，并且开始让皇室财政独立于国家财政。为了避免皇室财政对国家财政造成损害，清代皇帝成立了内务府。内务府是专门负责管理皇室财政的机构，与管理国家财政的户部相互独立。户部每年会给内务府拨一定数额的钱，作为皇室的花销，而其他情况下，皇帝没有权力向户部提出拨款的要求。这样的制度对清朝财政机构的正常运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章 官场上的较量，玩的就是谋略
苏武被扣匈奴，因为他知道了不该知道的
西汉时，中原政权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时好时坏。加上汉武帝本身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使得匈奴与汉朝的关系处于持续紧张的状态。当时，两国在外交上虽然也有使节互通谈判，但是由于双方统治者出于对自己国家的利益考虑，经常会出现谈判失败的现象，而本国的使节也会因此被对方扣押，当成人质。历史上著名的苏武，就是因此被扣押匈奴19年。
苏武，字子卿，生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卒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因为苏武的父亲曾出任汉朝官员，所以他自己也凭借父亲的关系成为汉武帝的侍从。
汉武帝天汉元年（前100），苏武奉命出使匈奴，本已完成外交任务的苏武一行人，偏赶上匈奴上层内部发生暴乱，苏武等汉朝使节因身份敏感受到牵连，匈奴单于威逼苏武投降，但是苏武坚贞不屈，最后被匈奴发配北海，只给他一小群公羊崽，还说什么时候他的公羊下崽了，什么时候才放他回汉朝。
苏武在北海生活艰辛，饿了，掘鼠洞找草籽野果充饥；渴了，就抓一把雪吃；冷了，就和羊群依偎取暖。原本出使匈奴时还是一个壮年人的苏武，在被匈奴扣押的这19年中已经成为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了。
苏武被扣押的时候，汉朝也曾出面交涉，要求匈奴归还人质。但是不久之后，汉武帝却出人意料地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在战争中，李广之孙李陵因无援兵支援，以五千步卒抵挡匈奴大军，无奈敌众我寡，最后投降匈奴。汉武帝将李陵家室尽数诛灭，李陵因此彻底归胡，苏武也因此失去被汉军救出匈奴的机会。
在苏武被困于北海的时候，李陵曾奉匈奴单于的命令去劝降苏武，两个人在北海的苦寒之地，饮酒击节而歌，各自抒发了自己的思乡之情和国仇家恨。
后来，汉武帝驾崩的时候，李陵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苏武，苏武面向着南方痛哭呕血。
汉昭帝登基后，对外采取和谈政策，几年后，匈奴与汉朝议和。汉昭帝命人去匈奴要回汉使苏武，但是当时的匈奴单于却谎称苏武已经死亡，不肯将苏武放回汉朝。后来汉使与同随苏武出使匈奴的常惠取得联系，才得知苏武还没有死。于是汉使谎称昭帝在上林苑射雁，发现雁脚附书，说苏武在北海牧羊。匈奴这才不甘不愿地将苏武及其随从一行九人放回汉朝。
其实，从匈奴与汉朝修好之后，苏武就应该被放归，况且在这19年内匈奴单于也更换好几位了，汉朝也不会追究当时在位单于的责任。那为什么无论是曾下令将苏武困于北海的单于，还是汉昭帝时与汉朝修好的单于都不愿意将汉使送还汉朝呢？
仔细想来，道理很简单。
苏武所在的北海，即今天的贝加尔湖，当时是匈奴与丁令的边界。苏武被长期流放在此地，对匈奴当地的情况已经有了很深入的了解，对丁令的一些情况也基本清楚。对于这样一个全面了解匈奴内部及外围情况的汉人，匈奴单于是非常不愿意将他放回汉朝的，因为一旦苏武回朝，就意味着汉朝会掌握大量匈奴的基本资料，虽然两国现在暂时交好，但未来不一定会一直和平下去，到两国交战的时候，匈奴将会因泄漏了大量的国内信息而在战场上处于劣势。
另外，苏武在匈奴19年，期间他也与匈奴妇女成婚生子，对于匈奴来讲，只要是男丁，都是宝贵的战斗资源。因此，苏武也算是对匈奴的战备发展做出贡献的。
事实果然如匈奴单于所料，苏武归汉以后，与一同回来的常惠共同成为汉朝对匈奴作战的指挥参谋。尤其是常惠制定的针对匈奴的作战计划，汉朝趁匈奴内部争斗导致力量衰弱便联合乌孙攻击匈奴，最终导致了匈奴的分裂，从而再也无力与汉朝对抗了。
刘备的人生梦想是称帝
如果只从《三国演义》的角度看，刘备似是一个仁德之人，他并非是为了得到天下而起兵，而是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为了汉室江山不落入奸臣之手，更是为了自身血统上的责任而战。但事实上，刘备其实是一个野心十足的人，他不甘人下，不甘落魄，是一心想要天下的人。这一点从他和诸葛亮的“隆中对”就可以看出来。
“隆中对”中有刘备的政治阴谋。诸葛亮在和刘备畅谈天下大势的“隆中对”中提出了“天下三分”的观点，这个观点虽然是由诸葛亮提出的，却是刘备一直希望做的。
关于三分天下的论点，本是由刘备引出的，他向诸葛亮问计。诸葛亮告诉他，现在天下的形势——曹操兵强马壮，又挟天子以令诸侯，已经不可能与之直接抗衡了，而孙权已经在江东盘根错节，也是不能轻易铲除之。诸葛亮告诉刘备现在他们应该立足于巴蜀，安抚百姓，和孙权结盟，这样就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光复汉室。
然而，诸葛亮的三分天下的观点只是简单地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政策方针，但是就是这样的一段话却深得刘备的认同，让后者十分满意。究其原因，三分天下本就是刘备的想法。
原本刘备只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人生的前半段一直过着颠沛流离、山穷水尽的生活，十分不顺畅。当诸葛亮和他谈论天下时，刘备已是年近50的人了。他的人生经历早就告诉了他现在天下的形势，他是无法和曹操、孙权相抗衡的。所以在刘备心里最理想的状态不是相争而是共存，所以诸葛亮的分析可以说深得他心。
经历过黄巾军起义，做过地方官吏，几次历经生死一线的刘备，在政治上已经日渐成熟了，城府也已越来越深。他想要借诸葛亮之口说出他心里的策略。
刘备有野心，想要称雄，他的“兴复汉室”本就是一个幌子，当时汉室未亡，天子还在，而刘备的复兴汉室只是等于自己掌权罢了。然而虽有野心但是当时的天下并没有刘备的立足之地。虽然荆州和益州是十分理想的落脚之地，但是一向标榜仁义的刘备不能主动做出这不仁不义之事。
而诸葛亮正在这时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借口：那些地方的主人并不是明君，而那里的百姓渴望的是像刘备这样的君王。这下刘备有了足够的理由，因为他所做的事都是符合“天意”的。所以，刘备把诸葛亮当成了自己政治策略的发言人，由他来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表达出来，既让自己得到了舆论支持，又避免了同室操戈的罪名。
所以刘备不顾关羽和张飞的不悦而和诸葛亮日益亲密了起来，因为，有些话只能从诸葛亮口中说出来，而不能从刘备口中说出，有些事虽然是刘备想做的，但是表面上却全都是诸葛亮的意思。其实刘备并不信任诸葛亮，这一点从刘备临死托孤时对诸葛亮说的话就可以看出来。
对于刘备来说做皇帝一直是他的梦想，所以在他得知曹丕称帝之后，也迫不及待地称帝了，这也是理所当然，毕竟比起荣华富贵的生活，没有人愿意一辈子编草鞋。
以不孝、谋反之罪被处死的孔融
“孔融让梨”的故事早已成为现代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典型范例，孔融也因此给世人留下了自幼品性善良、尊敬兄长的美好形象。然而，四岁孩童的让梨之举，仅仅是他人生中一个稍纵即逝的片段。长大后的孔融，在乱世之中从政失败，以不孝、谋反之罪被处死，给世人留下了又一个难解之谜：为何曹操一定要将孔融处死？
事出必有因，其中最致命的因由莫过于孔融盛名之下恃才傲物、不识时务地莽撞进谏。
孔融的确是个博闻强记、才华横溢的学者文人，但绝不是个精通实务、善于用人的政治家。不具备政治才能仍想混迹于官场，稍有自知之明者就该收敛行事，虚心做人。可才气颇高的孔融，仗着犀牙利笔，目空一切。虽说他对古人的治国方略、教化方针相当熟悉，与人辩论援引古今，达到“玩而诵”的程度，也因此深得曹操佩服。但他处处与人针锋相对，言辞犀利地讽刺挖苦，久而久之，终于祸从口出。
公元197年，袁术在寿春称帝。曹操一时无法歼灭之，满腔怒火无处发泄，便迁怒于与袁术联姻的太尉杨彪，诬陷杨彪企图废黜天子，上奏疏请求收捕下狱，判处杨彪大逆不道之罪。孔融听说后，立刻找曹操理论，援引《周书》所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何况杨彪和袁术只是亲家！曹操推托说是皇帝的旨意。孔融又以“周公摄政，成王杀召公，周公岂能不知”作比，字字铿锵，句句在理，逼得曹操无言以对，无奈之下唯有放过杨彪。
孔融凭借一己之力阻止了曹操陷害杨彪，不知自省以安身，反而得意忘形，一有机会便以讽刺、挖苦的方式和曹操唱反调。时值战乱之年，灾荒频现，为了战事的需要和百姓的生机，魏蜀吴三国都曾多次下达禁酒令。可曹操一颁布禁酒令，就遭到了孔融的反对，他更公然狂言道：“若因酒能乱世而禁酒，那么桀、纣因色亡国，为何现在只禁酒而不禁婚姻？”以孔融当时的盛名，如此做法对禁酒令的实施极为不利。曹操考虑到孔融不过是为了出风头，勉强忍之。
平定北方之后，曹操下令南征，讨伐刘备、刘表和孙权等人。孔融极力劝阻，逞言强辩。先说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