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克星敦的幽灵_第2节

谷》的创作灵感来自村上在夏威夷考爱岛花一美元买的带有“TONY TAKITANI”（TAKITANI为“瀑谷”的日语发音）字样的二手黄色T恤。村上看着T恤浮想联翩：托尼瀑谷究竟是何人物呢？为何特意订做这样一件T恤呢？“如此想来想去，便想就托尼瀑谷其人写一篇故事。写在这里的当然全是凭空捏造的，没有相应的原型。”于是产生了《托尼瀑谷》。这是村上在1990年创作的唯一小说。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 Rubin)认为这个短篇“感伤而又优美”，是作者“真正伟大的短篇之一”。

这篇瀑谷父子的故事出现了中国。老瀑谷（瀑谷省三郎）战前在上海当爵士乐长号手，“凭着无比甜美的长号音色和生机勃勃的硕大阳具，甚至跃升为当时上海的名人”。战败时被中国军警抓进监狱，侥幸未被处死，成为从那所监狱中活着返回日本的两个日本人中的一个。回国结婚生了一个儿子，即小瀑谷——托尼瀑谷。在孤独中长大的小瀑谷后来成了炙手可热的插图画家，三十五岁时爱上了出版社一个二十二岁的女孩。成为他妻子的这个女孩只有一点让小瀑谷难以释怀，那就是喜欢时装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买回的衣服几个大立柜都装不下，不得不把一个大房间改成衣装室，后来在丈夫建议下不再买了。一天开车上街把新买的衣服退回商店，回家途中死于交通事故。葬礼过后，小瀑谷聘请了一位和妻子身材同样的女子做秘书，要求对方工作时穿妻子留下的衣服。但翌日他突然改变主意，叫来旧衣商把所有衣服变卖一空，又把老瀑谷留下的一大堆旧唱片变卖一空——“托尼瀑谷这回真正成了孤身一人”。

杰·鲁宾指出：

村上春树在短短几页篇幅里就将日本亡命之徒在中国大陆过的颓废生活以及战争的混乱与后果活现出来，干得真是漂亮。所有这些从严格意义上讲跟小说要讲的瀑谷省三郎儿子的故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村上对瀑谷省三郎周围世界所做的生动描绘绝对引人入胜，他对爵士乐的了如指掌与对二战历史书籍的大量阅读实在都功不可没。（中略）任何描述都无法像村上在二十页篇幅内通过精心选择的细节那般真切地表现出历史大潮的席卷之势，从日本帝国的侵略扩张到东京富人居住的郊区和精品服饰专卖店（正是村上自家居住的青山地区）那种静静的奢华。也许只有《奇鸟行状录》中对近代日本历史的杰出展示堪与之比肩，不过那可是有厚厚的三大卷哪。《托尼瀑谷》可以看作为创作一部长篇而做的尝试，从对历史细节的关注到第三人称叙事的采用都有这种意味。

（杰·鲁宾《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6月版，原书名为“Haraki Murakami and Music of Words”）

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同样意识到了这篇小说涉及到的历史，认为瀑谷省三郎尽管名字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之语，但他全然不具有对于历史的认识和省察。同时，藤井省三也注意到了孤独并将孤独同历史联系起来：

对于战时战后的历史不怀有认识和省察愿望的父亲，在学潮期间“不思不想不声响地只管描绘精确的机械画”的儿子——这对父子尽管经济上富有，却已然失去了“心”。一如父亲作为战犯在上海的监狱中幸免一死之前体验了孤独，儿子也在失去妻子又失去父亲的无异于监狱的空空荡荡衣装室中“真正成了孤身一人”。父亲犯下忘却战争体验之罪，儿子又因犯下对社会漠不关心之罪而受到孤独这一惩罚——《托尼瀑谷》大概就是关于父子两代因果报应的故事。

(藤井省三《村上春树心目中的中国》[村上春樹のなかの中国]，朝日新闻社2007年7月版）

岑朗天从中读出的则只有孤独：“我读过很多关于孤独的故事，但感受最深的，却还是这一遭。也许因为它真的彻头彻尾地描写孤独，单纯地也专心一意地表达那种孤清的状态。它没有具体地书写难耐，但很仔细地交待了体证的过程：首先是适应孤独，然后是走到其反面，享受沟通的幸福，然后又一下子失去一切，来到什么也再无所谓的境况。叙事者好像也是什么都无所谓地讲着故事，他用孤独的笔调写孤独。”岑朗天再次用“绝对孤独”来概括托尼瀑谷的孤独，认为“绝对孤独是寂寞到没有寂寞感的孤独，是单纯地不和其他人发生关系的孤独”（同上引）。

依我浅见，杰·鲁宾对于这篇小说中的“历史大潮”之表现的评价未免有些过誉，那不可能同《奇鸟行状录》相比（也许杰·鲁宾看的是另一版本）。而藤井省三的“因果报应”之说也似有牵强附会之嫌。总的说来，我比较倾向于岑朗天的看法，认为这是个关于孤独的故事。托尼瀑谷在向女孩求婚后等待答复的时间里是多么孤独啊：“孤独陡然变成重负把他压倒，让他苦闷。他想，孤独如同牢狱，只不过以前没有察觉罢了。他以绝望的目光持续望着围拢自己的坚实而冰冷的围墙。假如她说不想结婚，他很可能就这样死掉。”结婚使得托尼瀑谷的人生孤独期画上了句号，但他仍心有余悸。早上睁开眼睛就找她，找不到就坐立不安，“他因不再孤独而陷入一旦重新孤独将如何是好的惶恐之中”。妻子离世后，“孤独如温吞吞的墨汁再次将他浸入其中”。在这里，人成了孤独的囚徒，只能坐以待毙。对这样的孤独，村上同样未能开出如何玩之于股掌之上或从中解脱的处方，而将主人公扔在孤独的牢狱、孤独的“墨汁”中一走了之。如果把村上前期作品中可以把玩的软的孤独称之为相对孤独，那么后期作品——例如以上四个短篇——中不可以把玩的、硬的孤独即是岑朗天所说的“绝对孤独”。村上笔下的孤独大体可以分为这样两种。

应该指出，村上作品中的孤独，并非出自小市民式廉价的感伤主义，不仅仅是对所谓“小资”情怀的反复体味和咀嚼，也不完全源于对生命存在的本质和个体意识深处的某种黑暗部位的洞察，而且来自对社会体制尤其现代都市社会运作模式及人类走向的批判性审视和深层次质疑——他“挖洞”挖得“很深很深”，因而有了非同一般的“底蕴”，有了超越国家地域和民族的“人类性”。惟其如此，也才使得包括中国读者在内的无数读者产生了共鸣或“连带感”。

这部短篇集此外还有三篇。较之上述四篇主要诉说孤独，这三篇触及的多是恐怖与暴力。《绿兽》前面已经略略提及，是个“相当暴力”的短篇。作为家庭主妇的“我”忽然发现院子土中冒出一头绿兽向她求婚，而她用心中的意念将绿兽折磨得痛苦不堪，满地打滚，场景惨不忍睹。《第七位男士》中“我”因在海浪袭来时没有把朋友K救出而长期自责，一闭眼睛，就看见“K那张横在浪尖朝我冷笑的脸”，每晚都做噩梦，惊恐得透不过气。村上说他觉得这个短篇写的是“人的意识中存在的黑暗的深度”。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夏目漱石《心》中的K，主人公同样因为K而终生遭受自责的痛楚，最后也自杀而死。《盲柳，及睡女》2006年获法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其中苍蝇噬咬少女五脏六腑的描绘同样令人不寒而栗，这三个短篇可以让我们进一步看到村上作为作家的另一面：他不仅关注城市中孤独的灵魂所能取得的自由的可能性，而且关注黑暗、恐怖与暴力及其产生的根源，这最终使得他走出个人心灵后花园，对社会与历史负起责任。

2009年2月9日（己丑元宵）于窥海斋

时青岛春雨初至万象更新

[附白] 值此新版付梓之际，依责任编辑沈维藩先生的建议，新写了这篇“个序”代替原来的“总序”，旨在为深度阅读进一步提供若干背景资料，介绍较新的有关见解，也谈了译者个人一点点肤浅的思考。欢迎读者朋友继续不吝赐教，来信请寄：266071 青岛市香港东路23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列克星敦的幽灵

已是几年前的事了。只是名字因故做了改动，此外全部实有其事。

我曾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城住过大约两年，那期间结识了一位建筑师。他五十刚过，个头不高，花白头发，但很有风度。喜欢游泳，天天去游泳池，身体甚是结实，有时也打打网球。名字姑且叫作凯锡。他是独身，同一个非常寡言少语且脸色欠佳的钢琴调音师一起住在列克星敦一座旧宅里。调音师名字叫杰里米——三十五六岁，身材细长，柳树一般细长，头发已开始略略见稀。此人不光调音，钢琴也弹得相当了得。

我有几个短篇被译成英语，刊登在美国一家杂志上。凯锡读后，通过编辑部写信到我这里。信上说对我的作品及我本人特有兴趣，如果方便，想见面一谈。一般我是不这样和人见面的（经验上不曾有过愉快的感受），但对凯锡，觉得不妨一见。他的信写得书卷气十足，且充满幽默感。加之我身居国外别无顾虑，住处也碰巧离得近。但这些情况终究不过是外围性理由。说到底，我对凯锡其人怀有个人兴趣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拥有极其可观的旧爵士乐唱片。

他信中写道：“作为个人收藏，恐怕找遍整个美国也没有如此充实的藏品。听说您喜欢爵士乐，那么很可能使您产生兴趣。”不错，我的确产生了兴趣，看完信恨不得马上一睹为快。大凡一有旧爵士乐唱片介入，我就像被特殊的树味儿迷住的马一样，精神上彻底束手就擒。

凯锡家在列克星敦，从我住的剑桥城去大约三十分钟车程。打去电话，他用传真发来一份详细的路线图。四月的一个午后，我钻进绿色“大众”，一个人往他家开去，很快就找到了。那是一座蛮大的三层旧楼，建成后估计至少有一百年过去了。即使位于波士顿郊外高级住宅区——那里尽是顾盼自雄的豪宅——并且位于颇有来头的地段，它也十分引人注目，印在明信片上都未必逊色。

院子简直是一大片树林，四只青色的松鸦一边花哨地尖叫着，一边在树枝间飞来飞去。车道上停着一辆“宝马”商务车。我刚把车在“宝马”后面停定，躺在门前擦脚毯上一条大大的Mastiff狗便慢吞吞地爬起，半是义务性地叫了两三声，意思像是说不是自己想叫，而是大体有这么一种规定。

凯锡出来同我握手，握得很有力，像要核实什么似的。另一只手“橐橐”地轻拍我的肩膀，这是凯锡的习惯性动作。“噢，来得好来得好，能见到您真让人高兴！”他说。凯锡穿一件时髦的意大利式白衬衣，扣子一直扣到最上边，外面套一件开司米对襟毛衣，下身是一条质地柔软的棉布裤，架一副乔尔吉奥·阿玛尼式样的小眼镜，样子潇洒得很。

凯锡把我引到里边，让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端出刚做好的香喷喷的咖啡。

凯锡这个人没有强加于人的味道，有教养，有文化。年轻时周游了全世界，很善于谈话。于是我和他要好起来，每个月去他家一次，也得以分享那些绝妙的唱片藏品的恩惠。在那里，我可以听到别处基本不可能听到的珍贵乐章。较之唱片收藏，音响装置固然不甚起眼，但那大大的老式真空管增音器里流出的旋律却给人以温馨怀旧之感。

凯锡把工作室设在自家书房，在那里用大型电脑搞建筑设计。但他对我几乎绝口不提自己工作上的事。“又不是做什么特别风光的大事。”他像是辩解似的笑道。我不晓得他从事何种建筑物的设计，也从未见到他显得忙忙碌碌的样子。我所知道的凯锡是常常坐在客厅沙发上手势优雅地斜举着葡萄酒杯看书、听杰里米的钢琴，或者坐在园椅上逗狗。看上去他对工作不甚投入——当然这完全是我的感觉。

他已去世的父亲是全国有名的精神科医生，写了五六本书，如今都差不多成了经典。同时他又是个热情的爵士乐迷，同Prestige唱片创始人、监制人鲍布·霍斯托克亦有私交。也是由于这种关系，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唱片的收集，一如凯锡信中所说，实在齐全得令人咂舌，不仅数量非同一般，质量也无可挑剔。几乎所有唱片都是原始版，保存情况也好。唱片无一伤痕，套封完好无损，简直近乎奇迹。大概对每一张唱片都像给婴儿洗澡那样呵护备至。

凯锡无兄无弟，小时死了母亲，父亲没有再婚。所以十五年前父亲因胰腺癌去世的时候，连同房产等各种财产一起，这许多唱片藏品也一古脑儿由他一个人继承下来了。凯锡比谁都尊敬、热爱父亲，藏品一张也未处理，小心翼翼保管如初。凯锡同样喜欢听爵士乐，但不似父亲那般痴迷，总的说来更属于古典音乐爱好者，若有小泽指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会，必同杰里米出席无疑。

相识后大约过了半年，他求我替他看家。凯锡很少见地因工作关系要去一次伦敦。以往外出，都由杰里米看家，但这次不成：杰里米住在西弗吉尼亚州的母亲身体情况不妙，他早几天就回那边去了。这么着，凯锡给我打来了电话。

“抱歉，想得起来的只有你。”凯锡说，“不过，这看家嘛，其实只要一天给迈尔兹（狗的名字）喂两次食就行了，此外别无事干，只管听唱片就是。吃的喝的都绰绰有余，随你怎么享用。”

提议不赖。当时我因故一个人生活，加之剑桥城租住的公寓旁边一户人家正在搞改建，每天吵得不行。我拿起替换衣服、防水布资料夹和几本书，在星期五偏午时分赶到凯锡家。凯锡已打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