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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一年年地，阶级体制变得不那么固定，显贵与平民的界限也不是不可跨越的了。“仅仅因为出身低下，就完全剥夺一个罗马人成为执政官的资格？还有公正可言吗？”19平民们质问道。最后，意见统一了，大家都认为那是不公正的。公元前367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给予所有公民当选共和国官员的资格。此前那是显贵们的禁脔。现在，他们的特权只限于几个不很重要的祭司职位，人们承认他们与众神的传统亲密关系。对那些不得不跟平民们一道竞选的高贵家族来说，这也算得上小小的安慰了。
几个世纪过去了，那些名门望族渐渐消失了。还以朱利安族为例，在两百年的时间里，他们只赢得过两次执政官。显然，维纳斯后代的出身对他们没有太大帮助。朱利安族失去的不仅是政治权力，他们还搬出了空气清新的帕拉蒂尼山，栖身于某个穷人居住的山谷里。空气不再清新。他们原来的邻居们也逐渐搬到了贫民窟。苏布拉（Subura）曾经是一个小村庄，如今成了罗马最臭名昭著的城区。如沉入水中的大船，朱利安宅隐藏在窑子、小酒馆、甚至还有犹太会堂的后面，寂寂不显。
在罗马，出身显赫并不能保证什么。连女神的后代都住进了红灯区，显然，担忧失败后果的不光是穷人。对每一个社会阶层的每一个公民来说，人生都是一场不死不休的竞赛，都想要赶上乃至超越先辈的成就。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原则上，共和国只关心成就。事实上，罗马人认为，自由仅仅意味着一个人的成就。不言而喻地，对罗马人来说，他们的全部历史都朝着摆脱奴役、通往自由的方向前进，其基础就在于永不停息的竞争带来的动力。这种社会模式是优越的，因为罗马教训了各种别的社会。罗马人知道，如果他们仍然是国王或贵族集团的奴隶，他们不可能征服世界。“建功立业是所有人的心愿。一旦人们获得了自由，共和国的绩业将无可限量。”20最顽固的显贵也承认这一点。或许，上层社会仍然认为平民们是一群肮脏的乌合之众，浑身散发着臭味；但当他们抽象地谈到包括平民的罗马人时，后者其实被理想化了，身上的臭味也消失了。
诸如此类的伪善定义着共和国——不是作为派生出来的东西，而是它的本质。评判他们的政治制度时，罗马人只关心有效与否，不关心它是否有意义。只是在政府的某个方面已经证明是无效的，或者是不公正的，罗马人才会抛弃它。若非如此，罗马人就不会仔细地重新思量他们的制度，正如他们不会将罗马推倒重建一样。其结果是，共和国存在着众多自相矛盾的地方，罗马也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大拼盘城市。这种状况存在了好几个世纪。正如罗马的街道组成了一个大迷宫，罗马人的公共生活也充满了各种“岔道”，令人迷惑，而且到处是死胡同。这是他们注定要走的迷宫。尽管共和国的竞争显得无序，规则还是有的——很复杂、很灵活，但不可冒犯。掌握这些规则是罗马人一生的工作，不仅需要天赋、能动性，也需要关系、金钱和空闲时间。这些规则所导致的后果仍是矛盾的。尽管罗马的确是注重功业的，但注重功业的倾向却把罗马变成这样一个社会：只有富人才可能投身政治生活。个人会变成伟人，古老的家族会衰落，他们对等级制度的信念却不会改变。
对于底层的人们来说，这种状况产生了令人费解的含糊性。在法律上，罗马人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利：通过各种体制，他们可以选举执政官，颁布法律，向他国宣战。但共和国的制度像是一座镜宫，换一个角度来看，公众的权力很容易转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对这些感到迷惑不解的不仅是外国人：“罗马人自己也搞不清他们的国家怎么回事。是贵族共和制？民主制？还是君主制？”21一位希腊学者说道。
变幻难断的不仅是公众的权力；即使最杰出的行政官候选人也毫不犹豫地、毫不脸红地讨好选民。无论对个人的形象还是对共和国的运作而言，竞选都是非常关键的。
决定谁能当选，当选什么职位，这是自由人的特权，尤其是伟大的罗马自由人的特权。罗马已建立一个世界帝国。身处公众意见的浪潮之中，我们必须关心人们的愿望，抚慰它们，保护它们，在它们要反对我们前尽力讨好它们。公众可以决定将荣誉给谁。如果对此漠不关心，我们就不必留在这里，不可能为公众的利益服务。可是，如果我们追求政治上的奖赏，我们就必须不停地讨好选民。22
公众至关重要，而且，他们知道这一点。像所有的选民一样，他们喜欢被讨好。在共和国，“没有什么比群众更易变的了。他们的要求变化不定，整个选举制度都难以逆料”。23不过，如果说罗马政治中有许多不可预料的地方，那么，其中还有更多可以准确预言的地方。的确，是人民在选举，但只有富人才有希望当选。24富有也不是充分条件。罗马人具有非常势利的性格，倾向于投票给名声好的家族；对于关键的执政官职位，他们尤其喜欢祖父、父亲、儿子这样一条线地选下来，近乎麻木地“选出”一个“王朝”来。在罗马，有偏见的不仅是统治阶级的人。即使最穷困潦倒的公民也想不到要改变社会，他们只想改良它。罗马公民愿意接受不平等，只要能保留那种共同体的感受。很久以前，平民以阶级为基础发起暴动，赢得了与显贵阶层的平等。如今，那种暴动再也不可能发生，甚至再不会有人想到。
这在共和国极具讽刺意味。公元前367年，平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废除了仕途上的法律限制。此后，富有的平民失去了与穷人并肩作战的动力。他们投身于更有利可图的活动，如操纵执政官的选举，购买帕拉蒂尼山上的产业等。两个半世纪以后，他们像《动物庄园》（AnimalFarm）中的猪一样，变得跟他们的压迫者难以区别。在某些方面，他们事实上占据了主宰地位。以前，行政官职位总是显贵们的囊中之物，现在则经常被平民中产生的、颇具政治野心的贵人占据。其中，保民官尤其拥有哗众取宠的机会。对不合胃口的法案，他们引人注目地有着否决权；此外，他们还可以召集公民大会，通过自己的法案。显贵们被禁止竞选平民职位，只能怀着既憎恨又厌恶的心情在一边看着。
当然，如果保民官滥用职权，危险也是有的。在共和国，大多数行政官职位都是机会与陷阱并存。即使按照罗马政治生活的标准，规定保民官行为的那些不成文规则也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保民官职位几乎提供了无尽的贪赃枉法的可能性，他们的人身安全则有神的护佑。自古以来，保民官是不可侵犯的，侵犯他等同于冒犯神明。另一方面，保民官在任期内不得离开罗马，他的家向公众开放；他必须悉心关注民众的疾苦和抱怨；在大街上，不论谁拦住他，他都要停下来，倾听他们的诉说；他要读人们在公共纪念碑上的胡乱涂画，那可能是鼓励他支持或反对新的提案。无论保民官本人多么自负，他都不能在公众面前显露出来。有时候，一些保民官甚至表现得像出身自贫民窟一样。罗马人用“亲民者（populares）”一词指称这种人：依赖于同公众接触才能维持自己地位的政客。
然而，在维护民众利益的同时，他也得关心自己那个阶级的愿望。掌握这种平衡艺术需要高超的技巧。保守的显贵阶层对保民官总是心存怀疑，很大程度上，原因在于这个职位对拥有者的特殊诱惑力。往往存在着这种风险：保民官过于期望获取民众的拥戴，用激进的、非罗马式的改革贿赂他们。显然，贫民窟越膨胀，穷人的生活越艰难，这种风险越大。
格拉古兄弟就做了这种致命的尝试。两人的出身无可挑剔。利用他们保民官的职权，提比略在公元前133年，盖约在10年后，兄弟两人推进了一些有利于穷人的改革。他们建议将公共土地以小块形式分给群众；将谷物低于市价卖给他们；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建议共和国为最穷困的战士提供服装。的确是激进的改革，毫不奇怪，贵族们都吓坏了。在大多数贵族看来，格拉古兄弟同民众的关系很可疑，有种阴谋的味道。虽然在贵族中，提比略不是第一个提出土地改革的人，但贵族们认为他的家长式做派很过分。盖约走得更远。他向往希腊式民主，在他的改革图景中，罗马各个阶级间的权力平衡将被完全打破，民众而不是贵族将成为罗马的主宰。贵族们觉得他肯定想成为独裁者，否则怎么会有贵族想剥夺自己这个阶级的权力？他们看到了危险的征兆：提比略在结束一年任期后，立刻寻求再次当选；公元前122年，盖约不间断地获得了他的第二个任期。这种违法的事何时才会结束？保民官或许是神圣的，想一直把持共和国的行为就不那么神圣了。维护共和国宪法的呼声两次高涨起来，两次都得到了应答。在一场狂暴的乱战中，提比略被人们用凳子腿打死；12年后的公元前121年，盖约也被贵族的打手杀死。他的头被割了下来，人们用铅水灌进他的头盖骨。紧随其后，他的3000多支持者未经审判便被处死了。
自驱逐国王以来，这是罗马的大街上第一次发生流血冲突，其荒唐之处生动地反映了贵族们的妄想狂。格拉古兄弟引起的对古代罗马的联想不仅仅是独裁制。例如，盖约死在平民事业的圣地埃文蒂尼山。这并非巧合。盖约和他的支持者在这里躲藏，真想把自己与古代的罢工者联系起来。尽管穷人们没有起来支持盖约，但他试图引发休眠已久的阶级斗争，这种做法还是令贵族们震惊。他们认为那是可怕的、不负责任的。但对他的报复行为也让他们觉得不舒服。文明人不应该干割人首级这种事。盖约·格拉古灌了铅的头盖骨是一个不祥之兆，预示着一旦共和国的惯例遭到破坏，根基被摧毁，罗马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它也是一种警告：罗马不喜欢激烈的变动。无论如何，如果没有共同的祖先和过去，如果没有一些共识，共和国是什么？抛弃传统就是走向深渊，如果共和国失败了，罗马人不是变成野蛮人，就是成为独裁君主的臣民。
还有最后一个悖论。罗马共和国是这样一种制度：它鼓励公民们无休无止地追求声名；因他们自吹自擂的相互竞争而喧闹不已；它产生了一种侵略性的活力，席卷了它的所有对手；与此同时，它也孕育着自我瘫痪的种子。这是格拉古兄弟的真正悲剧。没错，他们是罗马人，关心自己的声望，但他们也真诚地希望改变罗马公民的命运。两兄弟的事业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想要解决罗马显而易见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上，格拉古兄弟是他们的理想的烈士。然而，绝大多数贵族不这么看。对于政治目标和个人野心，共和国不做区分。影响来自权力，权力来自影响。格拉古兄弟的命运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实例，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罗马，试图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人都会被说成是独裁者。无论动机多么高尚，激进变革总会蜕变为自相残杀。格拉古兄弟尝试了激进变革，这一尝试最终毁掉了他们为之献身的改革。此后，想继承他们事业的保民官会做得更小心。社会革命仍不可能发生。
就像罗马城一样，共和国内部有着巨大的张力，几乎总像是处在爆发的边缘。也正如罗马城不仅一直存在还能不断地向外扩张一样，每次遭遇危机之后，共和国的体制都变得更加牢固。既然如此，罗马人为什么不应该坚持既有的、引导他们不断走向成功的秩序呢？当然它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也曾多次遭到挫败，但正是这些特点使罗马经受住了各种打击，并从历次灾难中复兴。罗马人已将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如果他们的共和国能一直保持原样，罗马人会为此感到欣慰的。将公民们维系在一起的同样是共同体内部的亲密感，每年竞争的焦点变化维持着同样的周期，还是那些原来的制度决定着罗马的事务。
溅洒在街道上的鲜血也很容易擦干净。
2西比尔的诅咒
城市劫掠者
早在格拉古兄弟之前，西比尔已预料到这一切。根据她的冷酷预言，罗马人将起来反对罗马人，暴力行为将不限于发生在首都的打斗。她对未来图景的勾勒非常惨烈，远远超出这些：“意大利，伟大的国家，强奸你的不是外来的入侵者。你的儿子们将要强奸你，没完没了地轮奸你，残忍地惩罚你，因为你堕落了。你将匍匐在地，倒在燃烧着的灰烬中。互相屠杀！你不再是正直的人的母亲，你养了一群吃人禽兽。”1
本来，这些话会把迷信预言的罗马人吓坏的。不过很幸运，罗马人可以继续保持着心灵的宁静，因为它们不是从西比尔的书中抄录的。预言书一直锁在朱庇特神庙里，严加看管着。预言虽然很恐怖，但它们最初流传在远离罗马的地中海东岸王国里。西比尔大概不仅拜访了罗马人。在罗马，她的预言是高度机密的，在希腊人和犹太人那里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许多预言明显指向共和国：“帝国将在西方兴起。那里的人是白人，有好几个头。它将把毁灭与恐怖带给国王们，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