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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没过多久，我的表情和语言的变化就彻底吓住了医生和我的家人。我明显无法回忆起我的身份和过往，但出于某些原因，我似乎急于掩盖这种记忆缺失。我的眼睛怪异地注视着身边的众人，面部肌肉的反射动作也变得全然陌生。
就连我说话也变得笨拙而怪异。我磕绊地尝试着使用发声器官，用词有一种奇特的矫饰特质，就好像我正在费力地按照书本学习英语。我的发音变得粗鄙而陌生，遣词造句似乎既包括奇异的古语，也包括极其难以理解的表达方式。后者尤其给众人留下了强烈甚至恐怖的印象，最年轻的一位外科医生直到二十年后还记得清清楚楚。过去这十年间，一个特定的短语逐渐流行起来，首先是在英格兰，后来是在美国，尽管这个短语非常复杂，而且无可辩驳的是个新词，但早在1908年，阿卡姆的一名奇特病人就使用过了这个神秘的词语。
我立刻恢复了身体力量，接着奇怪地花了大量时间重新学习使用手脚和身体的其他器官。因为这个，也因为失忆导致的另一些功能障碍，我不得不接受了一段时间严格的医学监护。企图掩饰症状的尝试失败后，我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问题，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各样的信息。事实上，在医生看来，我接受失忆症，将其视为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后，就对找回原先的人格丧失了兴趣。他们发现我将精力主要放在历史、科学、艺术、语言和民间传说的某些特定题目上，其中有一些极为深奥难懂，也有一些简单得仿佛儿戏。说来奇怪，许多孩童都知道的事实却不在我的意识之内。
另一方面，他们发现我难以解释地掌握了许多几乎不为人所知的知识，但我似乎更希望隐藏而不是展示自己对这些知识的通晓。我会在不经意间提到信史范围外的混沌纪元中的特定事件，见到人们脸上的惊讶表情后，我又会推说那只是开玩笑。而我谈论未来的时候，有两三次使得听众惶恐不已。这些离奇的不得体表现很快就消失了，但认真观察的人觉得那是因为我学会了小心翼翼地加以掩饰，而不是忘却了它们背后的怪异知识。事实上，我异乎寻常地急于吸收这个时代的语言、风俗和思潮，就仿佛我是一名来自遥远异国的勤勉旅者。
得到允许后，我每时每刻都泡在大学图书馆里，很快就开始安排前往怪异地点的行程，并且在美国和欧洲的多所大学参加一些特别的课程，这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引来了诸多非议。我从来不需要为缺乏学术交流而苦恼，因为我的病例在当时的心理学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我被当作第二人格的典型病例接受课堂研究，但偶尔表露出的怪异症状和小心掩饰的嘲讽神情却时常让演讲者困惑不已。
我几乎没有结交真正的朋友。我的外表和言辞中似乎有某种东西会在我遇到的每个人身上激起模糊的恐惧和厌恶感觉，就仿佛我已被彻底排除在了健康的正常人群之外。这个黑暗潜藏的恐怖念头与某种难以衡量的距离感联系在一起，无处不在且难以改变。我的家人也不例外。自从我怪异地苏醒以后，我妻子看我的眼神中就充满了极端的惊恐和厌恶，发誓说我是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强行占据了她丈夫的身体。1910年，她向法院申请离婚成功，哪怕在1913年我恢复正常后，她依然不愿见我。我的长子和小女儿持有同样的看法，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只有我的次子温盖特似乎能够克服我的变化引起的恐惧和厌恶。他确实觉得我是个陌生人，但即便如此，八年间依然坚信我能够恢复原先的自我。待我确实恢复之后，他找到我，法庭将他的监护权给了我。在接下来的这些年里，他协助我完成我受到驱使进行的研究，年仅三十五岁的他如今已是米斯卡托尼克大学的一位心理学教授了。我对自己引起的恐慌并不觉得奇怪，因为我非常确定，于1908年5月15日醒来的那个生物的意识、声音和面部表情，都不属于纳撒尼尔·温盖特·皮斯利。
至于本人从1908年到1913年的生活细节，就不多赘述了，读者很容易能够从旧报纸和科学期刊上读到所有的外在情况——我基本上也是这么做的。我得到许可使用自己名下的资金，而我花销得很慢，大体而言用得颇为明智，主要用于旅行和在多个研究中心学习。但是我的行程却非常独特，其中有前往偏僻遥远之处的长时间探访。1909年，我在喜马拉雅待了一个月，1911年我骑骆驼前往阿拉伯的未知沙漠时引来了大量关注。这些行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永远也无法知晓。1912年夏季，我包下一艘船，航行至斯匹次卑尔根以北的北冰洋，事后表露出失望的种种情绪。当年晚些时候，我花了几个星期，独自在西弗吉尼亚的巨型石灰石岩洞系统中进行了一次空前绝后的探险，那片黑色迷宫无比错综复杂，试图追溯我的路线都是超乎想象的事情。
在各所大学逗留期间，我异乎寻常的学习速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人格似乎拥有远超我本人的智力。我自己也发现我的阅读和自学的速度堪称奇迹，随意翻阅一本书就能掌握其中的全部细节，而我在瞬息之间分析复杂图表的能力更是无人能及。偶尔甚至传出了一些恶意丑化的流言，称我拥有影响他人思想和行为的力量，但我对此非常谨慎，尽量不展露这种能力。
另一些流言称，与我过从甚密的人士中有多名神秘主义组织的领导者，还有据信与可憎而无可名状的远古世界祭司团体有关联的一些学者。这些传闻在当时从未得到证实，无疑源于我众所周知的阅读取向，一个人查阅各地图书馆的珍本书籍很难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切实的证据也以页边笔记的形式存在，能够证明我仔细研读了一些书籍，其中包括埃雷特伯爵的《食尸异教》、路德维希·普林的《蠕虫秘典》、冯·容斯特的《不可描述的异教》《伊波恩之书》那令人困惑的残篇和阿拉伯疯人阿卜杜拉·阿尔哈萨德的恐怖著作《死灵之书》。另外，无可否认的是，在我发生奇异变化的那段时间里，确实有一波前所未有的邪恶地下异教活动在悄然展开。
1913年夏，我开始显现出倦怠和兴趣衰退的迹象，向多名关联人士暗示称，我身上即将发生变化。我提到早年生活的记忆正在逐渐恢复，但大多数听众认为我没有说实话，因为我提供的所有记忆都是琐碎小事，诸如此类的内容更有可能来自我以前的私人文件。8月中旬，我返回阿卡姆，重新住进克雷恩街上关闭已久的家宅，在这里独自装配了一台极为古怪的机器，所用零件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数家科学仪器生产商。我小心翼翼地保守这个秘密，不让它出现在任何聪明得足以分析它的人面前。有几个人亲眼见过这台机器，包括一名工人、一名仆人和新来的管家，他们说机器奇特地混合了传动杆、飞轮和镜子，仅有两英尺高，一英尺宽，一英尺长。镶嵌在机器中央的是一块圆形凸面镜。能找到出处的零件的生产商也证实了这件事情。
9月26日星期五傍晚，我打发管家和女仆离开，请他们第二天中午再回来。屋子里的灯光直到很晚才熄灭，一名男子乘轿车登门拜访，他身材瘦削，皮肤黝黑，相貌古怪，像是个外国人。最后一次有人见到屋内的灯光是凌晨1点。凌晨2点15分，一名警察注意到陌生人的轿车还停在路边，但屋内已是一片黑暗。凌晨4点，那辆轿车已经开走。清晨6点，一个犹疑的外国人的声音打电话给威尔逊医生，请他前往我的住处，将我从某种特别的昏迷中唤醒。这是一通长途电话，后来追查到了波士顿市北车站的公共电话亭，那位瘦削的外国人自此再也没有露面。
医生来到我的住处，发现我不省人事地躺在客厅的安乐椅里，椅子前方支着一张桌子。抛光的桌面上有一些擦痕，说明曾经承载过某种沉重的物体。怪异的机器不见了，后来也没有听到过它的任何消息。毫无疑问，那个瘦削黝黑的外国人带走了它。图书馆的壁炉里有大量灰烬，证明自从罹患失忆症以后我写下的所有材料都被付之一炬。威尔逊医生发现我的呼吸很不正常，打过一针后才恢复了规律。
9月27日上午11点15分，我剧烈地扭动身体，一度呆板如面具的脸上开始出现表情。威尔逊医生判断这种表情不属于我的第二人格，更像来自我原本的自我。11点30分，我嘟囔着说出一些非常怪异的音节，这些音节似乎与所有的人类语言都毫无关联。我好像在和某种事物搏斗。刚过中午，管家和女仆已经回来了，我开始用英语喃喃自语：“……作为所处时代的正统派经济学家，杰文斯代表了运用科学方法建立联系的流行思潮。他尝试将繁荣与衰落的经济循环与太阳黑子的活动周期联系在一起，活动高峰期或许……”
纳撒尼尔·温盖特·皮斯利回来了，这个灵魂在时间跨度上依然停留于1908年的那个星期四上午，经济学课程的学生们还在抬头仰望讲台上的那张破旧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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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正常生活的过程痛苦而艰难，超过五年的时间断层带来的麻烦多得超乎想象。对我来说，需要适应的事情不计其数。听闻自己1908年以后的行为，我深感震惊和不安，但尽量以客观的眼光看待整件事情。后来，我重新得到了次子温盖特的监护权，和他一起住进克雷恩街的老宅，尝试继续从事教学工作——大学好心地向我提供了原先的教授职位。
我从1914年2月的那个学期返回教学岗位，但只坚持了一年。一年后我终于意识到我的经历给自身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冲击。虽说依然神智健全（希望如此），原先的人格也没有任何纰漏，但我不再拥有当年的精神能量了。隐晦的梦境和怪异的念头持续折磨着我，世界大战的爆发将我的心灵引向历史，我发觉自己在以最不可能的怪异方法思考时间与事件。我对时间的概念，我区分连续性和同时性的能力，似乎出现了微妙的失调症状。在我脑中形成了一些离奇的念头：一个人可以在一个时代生活，但能够将意识投射在亘古流淌的时间长河之中，获取有关过去和未来的知识。
战争使我产生了怪异的印象，我依稀记得它给遥远的未来带去的一些后果，就好像我知道战争将在何时结束，能够借助未来的信息回顾目前的局势。所有这些虚假记忆出现时都伴随着剧烈的疼痛，能感觉到阻挡它们出现的某种人造心理屏障。我吞吞吐吐地向其他人说到这些印象，得到的反应各有不同。一些人很不自在地望着我，数学系的友人则提起所谓相对论的最新进展——这个话题在当时只是学术圈内的议论话题，后来却变得那么著名。他们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博士将时间缩减为一个普通维度的观点正在迅速得到承认。
但怪梦和不安的感觉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大，1915年我不得不辞去固定工作。有一部分印象以异常恼人的形式存在，让我总是觉得失忆症导致了某种邪恶的意识交换，那个第二人格实际上是来自未知区域的入侵力量，置换了我本身的人格。于是我陷入朦胧而恐怖的猜测中无法自拔，想弄清那个异类占据我身体的数年时间内，真正的自我究竟去了什么地方。越是通过旁人和报刊了解我身体的侵占者的怪异知识和离奇行为，我就越感觉不安。令其他人困惑的奇异之处似乎与盘踞在我潜意识深处的某些邪恶知识产生了恐怖的共鸣，我开始发狂般地搜寻各方信息，希望能了解另外那个我在这几年内的研究题目和详细行程。
纠缠我的烦恼并非全是这种半抽象的概念。我做梦，梦境的清晰性和现实感似乎都变得越来越强烈。我知道绝大多数人会如何看待梦境，因此极少向其他人提起，只有我的儿子和我信任的几位心理学家除外，但后来我终于开始对其他人的病例展开科学研究，希望能确定这样的幻象是不是失忆症患者的典型情况。在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经验丰富的精神科专家的帮助下，我研究了人格分裂病例的全部记录，时间涵盖了从恶魔附体传说盛行的古代到医疗科学占据上风的现代，得到的结果不但没有安慰我，反而让我更加忧心忡忡。
我很快就发现，尽管确诊为遗忘症的病例浩若烟海，但我的梦境却找不到完全相同的类似物。然而，也存在为数极少的记叙，与我本人的经历颇有相似之处，这一点多年来时常令我感到困惑和震惊。其中有些是古老民间传说的片段，有些是医学时代的病案，有一两则是埋藏在正史中的轶事。根据这些记叙，虽说我的病症罕见得难以想象，但从人类时代的起点开始，就以极长的间隔重复出现过。一个世纪或许会有一两件甚至三件病例，但也存在完全没有的时候——至少没有记录流传至今。
叙事的核心永远相同：一个博学多识的人突然过上了怪异的第二人生，在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内完全变成一个陌生人，刚开始他的说话和行动显得颇为笨拙，后来会如饥似渴地汲取科学、历史、艺术和人类学知识，这个学习过程总是伴随着狂热的态度和非同寻常的领悟能力。某一天，患者原先的意识会突然恢复，随后会断断续续地遭受难以描述的模糊梦境的折磨，这些梦境往往代表着某些被精心抹除的可怖记忆的片段。那些噩梦与我的梦境极为相似，连一些最微妙的细节都几乎相同，因此我认为它们无疑拥有某种特定的典型意义。有一两个案例更是让我隐约有一些讨厌的熟悉感，就仿佛我曾通过某个非俗世的渠道听说过它们，但那个渠道过于病态和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