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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板垣征四郎。
板垣比河本小两岁，1929年春天到关东军任职时44岁。对这拨日本军人来说，没什么传奇的经历，基本上都是这样过来的：
先上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学习好的，转到东京中央陆军幼校，然后再上陆军士官学校。这个年龄段，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时，正好赶上日俄战争，于是上战场见见阵势。不怕死的，命大的，有潜力的，回国后进入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进入陆军三大机关：陆军省、陆军参谋本部、教育总监部，少数人直接被任命为驻外武官或辅佐官。
板垣就是这样蹚过来的，毕业后到陆军参谋本部上班，随即被派往中国昆明，后来又调到汉口。他懂汉语，但说得一般，尽管如此，还是被认为是“陆军三大中国通”，另两位是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这种说法不靠谱，搞得很多人认为日本军中最懂中国的就这仨人，不是那么回事。说到“中国通”，日本军中多了，而且板垣排不到前三。
“皇姑屯事变”时，板垣正在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当联队长，听到消息后，深吸一口气：壮哉，河本前辈！大约就是这样嘀咕的。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特失望：满洲仍像铁板一块，不仅没折腾起来，而且还促使张学良投靠了南京国民政府。所以，当板垣被军部通知前去接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一职时，有点肩担大任的感觉。
板垣不算孤独，那个时代，日本军人个个以解决满洲问题为己任。很多关东军士兵干脆这样唱：“南满，我们的家乡！”怎么把这块广袤的地方搞到手，对那批日本青年来说是头号问题。
1937年年底，南京陷落后，日军第16师团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福井县人）“百感交集”地登上中山门城楼。后来在《一个军人的自传》之“进攻南京纪实”中，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站在南京城头上，我为能确认自己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而深感激动。那是因为昭和四年夏天的情景历历在目。实际上，我自岁即明治四十四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就是解决满洲问题，为此一直暗暗向国民党示好，但由于他们采取容共以及亲英美的政策，与日本断绝关系，从此这个梦想破灭了。在排日侮日的高潮中，我深感不快……
佐佐木到一会说粤语，虽然“陆军三大中国通”没他，但他自认为是“最懂中国”的。当时，因满洲问题而“深感不快”的日本人，大有人在，自然还包括石原莞尔。
关于石原，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石原比板垣小4岁，在他毕业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那一届中，有个外国同学，但这个人不是步兵科的，而是炮兵科的，叫蒋介石。
在学校里，石原给人的感觉是喜怒无常，有点神经。当时，老师们有这样一句口头禅：那个来自山形县的小子又搞什么怪名堂了？
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大读书时，石原不怎么用功，但每次成绩都不错。这样的人，每个人身边都有，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天才吧。最后，石原以陆大第2名的成绩毕业。有人说应该是第1名，因为石原跟校方关系不怎么样，所以才被降到第2名，我告诉你：那是对石原的过度吹捧而已。
但即使没陆大第1名的成绩，在日本陆军，石原也已足够优秀。
说那个年代的日本军人优秀，主要是说有脑子，但目光短浅。从战术上来讲，也就是具体的战场指挥，昭和军人是很优秀，但在战略上就不中用了。如果给他们在脑子里安个指针，这个指针代表战略，那也就几厘米。能把指针伸出脑袋外，看得更长远点的，可谓凤毛麟角。
中日战争晚期，石原的同学横山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千叶县人）指挥着日军在中国大陆唯一的机动部队第11军，有人问他：石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横山说：那个人既有激情，又有智慧，看问题看得很远，像登上富士山一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寒冷的富士山上，小风吹来，山头上站着手搭凉棚的石原……
富士山不怎么高，海拔3700来米，但对日本人来说已经够高了。不同寻常者为怪。从这个角度讲，石原的确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怪人。
1920年春，石原被派往驻武汉的日军华中派遣队司令部，在这里他见到板垣，二人从此结下可靠的友谊。不过，两人性格不一样，板垣有魄力；石原呢，人极聪明，对什么事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为人孤傲，特别有优越感。从做搭档的角度，这两个人的性格还真是互补。
石原虽然身在南方，但目光却是一路向北，关注起满洲问题：为了对付苏联和美国的威胁，能源和空间不多的日本就必须治理好那块地方，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在中国待了段时间后，石原被调回国，然后派到德国考察。其间这哥们儿钻研了大量战争理论，尤其迷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军明星鲁登道夫的《总体战》[3]，在书中，德国人讲到战争总动员、国民精神和经济实力的重要性。
那个年代，很多日本军人对德国非常敬畏。开始时，日本陆军的建制和训练模仿法国，但普法战争中法国一败涂地，于是模仿能力极强的日本人马上开始学习德国。他们认为这是唯一应该在精神上臣服的国家。至于美国，在精神上没什么值得学习的，很多日本人认为，那只是个用金钱堆砌的帝国。而英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至于法国、意大利什么的不在话下，但苏联值得注意。
在德国，石原到处转悠，考察“一战”后这个国家的复兴路。日尔曼人头脑的坚毅和缜密让他惊讶。他一边考察，一边读书，一边写笔记，总之那段时间他把自己搞得很忙。
回国后，石原在陆大当了教官，向学生兜售“石原牌”总体战思想，最后变成了具有独家版权的“世界最终战论”。那时候他已经认准：日本未来最大的敌人是美国。世界最终战必由代表东西两大文明的日美打响，而跟美国打世界最终战的开端，就是经营好满洲。
当时，日本陆军有个松散的班底，这个班底的成员都是做到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课长位置的佐级军官（以后面提到的一夕会成员为主），虽没结成联盟，但却有个一样的观点：武力领有满洲。
1928年10月，一直念念有词的石原就被军部调到关东军，当上了主任作战参谋。对石原来说，这是份美差。也许有一天，这个来自山形县的小子，便可以不再纸上谈兵了。
石原被派到关东军没多久，就和老朋友板垣再次成为同事。
一下班，石原就拉着板垣到酒馆聊满洲问题，一起搞沙龙，参加者有关东军部员，也有在满洲谋事做的退役日本老兵。
石原对“粉丝”说：满洲嘛，日本前进的基地和国民的利益所在！大家应该一起对维持满洲现状说“no”。随后亮出新论文：《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石原认为，张学良投向南京政府后，满洲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几十万东北军不足惧，武力驱张是日本唯一的对策。
下边的大小鬼子鼓掌叫好。
当时，板垣和石原频繁地搞“参谋旅行”，四处进行考察，为将来动手作准备。板垣的职务是关东军高级参谋，军衔是大佐；石原的职务是作战主任参谋，军衔是中佐。板垣职务和级别都高于石原，但在策划事变上，板垣是跟着石原跑的。
到了1931年，日本国内局势发生巨大变动：3月，极端军人组织“樱会[4]”首领桥本欣五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冈山县人）组织了一次政变，想建立军部统治，但失败了。事后桥本没受到任何惩处，这个事给石原打了激素。这年春天，石原确定了头脑中的方案：先将沈阳郊外柳条湖段的南满铁路炸毁，然后栽赃给东北军，随即发起攻击。
石原周围慢慢聚集了以下主要角色：
自己的上级和朋友，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自己的追随者关东军参谋片仓衷（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1期，宫城县人），张学良的军事顾问辅佐官今田新太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0期，籍贯不详），投机分子、沈阳特务机关长辅佐官花谷正（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6期，冈山县人）。
有人说，土肥原贤二也掺和了，因为1931年夏天，他从天津跑到沈阳当特务机关长。其实此人就像只苍蝇，一天到晚在中国各地嗡嗡，哪儿都有他的事。但这次预谋他还真没参加。在参加的几个人中，今田新太郎最积极，这是个拳头比脑子快的主。作为一个尉级军官，他太想“名垂满洲”了。
无论如何，这是次天字号赌博，和当年日本决心打俄国没本质区别。当然，石原也需要点契机。
1931年，从春至夏，这片土地上的局势平静而又诡谲。
4月的时候，关东军进行了轮换，以多门二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1期，静冈县人）为师团长的仙台第2师团接替京都第16师团，从日本开过来。
仙台是日本本州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我们熟悉这个地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鲁迅曾在这里学医。仙台和美国首都华盛顿处于同一纬度，相对于日本其他地区，这里比较寒冷。于是后来很多人说：用仙台师团取代京都师团驻扎在寒冷的中国东北，是日本要闹事的一个信号。其实误会了，对日本军部的头儿来说，当然有把满洲搞到手的想法，但却没有在1931年动手的计划。日本有6个师团最能打，分别是第2、第5、第6、第9、第13、第18师团。派能打的第2师团过来，其实这只是一个正常的调动而已，但没想到这个无意的调动意外地帮了石原。
但仍有问题：如果只有关东军搞这个事，按非战时日军师团的规模，不过一万来人，即使加上南满铁路线上的守备队和在乡军人、武装侨民乱七八糟的，也不过2万人。张学良的东北军有多少呢？正规军加保安部队达到40万人，虽然1930年中原大战时，张学良为帮蒋介石对付冯玉祥、阎锡山，调11万精锐到关内，就算这样，关外还有33万人，其中正规军20多万，沈阳附近有6万人左右。
这仗怎么打？
5月份，前来关东军视察的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长野县人）提到这个问题。
永田被认为是日本陆军最有脑子的人。石原尽管自己很孤傲，但由于只能算第二大脑，所以碰到永田，不得不收敛三分。永田问：有人说你小子在搞谋略，如果打起来，你有把握驱逐东北军么？
石原说：我知道永田课长有更好的办法。
永田笑着说：不如从国内调两门大炮过来吧，沈阳的城墙太厚了。
石原惊叹于永田的细致，问：多大口径的炮？
永田说：240毫米口径的，好吧？
就这样，两门240毫米口径的野战重炮和不多的炮弹被悄悄运出东京，拆成一堆散件经神户港运抵旅顺，然后被秘密送到驻沈阳日军独立守备队。
见到大炮后，石原很高兴，但又皱眉头：老了点吧？确实。这两门战炮口径很大，但却是二十多年前用在日俄战场上的家伙。从这个细节上说，你不要认为石原等人计划闹事时武器装备有多好。他们不但缺少重炮，更没飞机，而张学良那边，飞机大炮，什么都不缺。
问题还没完。
沈阳日军独立守备队没炮兵，把散装大炮攒起来可是个技术活儿。由于是秘密搞的，又不能向第2师团的炮兵请教，只有自己鼓捣。还别说，最后还真鼓捣好了，但离起事的日子也所剩无多了。
问题在继续。
炮装好了，谁会发射呢？谁又能保证击中目标？要知道，开炮是个非常专业的技术活儿，对目标进行测距和锁定不是一般人就会的。石原倒想得开，对手下说：中国人有句话叫“赶着鸭子上架”，你们就是鸭子，沈阳外的东北军北大营很大，我不要求你们一炮打死多少人，只要你们能把炮弹打到北大营里，就算完成任务，OK？
前面说了，张学良在东北有二十多万正规军，沈阳周围有六七万人。如果动手了，张学良会怎么办？石原认为：小张比老张差几个段位，不足惧！
说不足惧，并不是说石原有必胜之把握。动手后，张学良怎么反应，石原也没底。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不足惧，在他看来，“不足惧”是个态度，是一切干大事者该具有的素质。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如果起事，是一次天大的冒险。在这一点上，他比谁都明白。如果真有一百万关东军放在这，那他也许会马上辞职回老家教书，因为在他眼里，军人这个职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冒险。
冒险？石原用他夹杂着东北味儿的山形县口音说：必须的。
契机来了：中村震太郎出事了。
中村何许人也？
1931年初，负责情报工作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建川美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3期，新潟县人），派过来几个侦察员，对北满地形和东北军驻军情况进行摸底。中村是其中一批。5月10日，他离开东京。第二部前一次派遣人员，是后面提到的“樱会”二号人物、南京大屠杀“不留战俘”命令的起草者：长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福冈县人）。但长勇完成任务后，安全返回了东京。
中村就没那么好运气了。
中村3天后到达抚顺，随即前往沈阳关东军特务机关，从那里去哈尔滨，然后是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一圈下来后，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将在吉林洮南迎候他。
中村最大的任务就是画地图。
对那个年代的日军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们在中国偷偷摸摸地绘制军用地图的本事太厉害了，很多地图可以精细到村口的一条小河。明治维新后，日本情报人员在中国最大的任务就是画地图，1937年的日军参谋们就是拿着10年前画好的地图打南京的。
中村就是个画地图的天才。
但6月25日，中村在察尔森山（现内蒙古兴安盟）被东北军兴安屯垦区公署第3团（团长关玉衡）的士兵发现。中村马上递上名片，笑称自己是来自日本的科学家，此行目的是进行土壤调查。
科学家？
这个说法有点意思。
士兵们看着眼前这个人。中村还带了两个向导和一个伙伴，一个是白俄罗斯人，一个是蒙古人，一个是退役的日军骑兵。
多天后，片仓衷来到洮南，一等中村没来，二等也没来，三等还没到，知道出事了。
还真就出事了。
关玉衡团长当然不相信此人是科学家，因为在他身上搜出了新画好的军事地图。关团长和他的部下手脚也利索，在向张学良报告的同时，就把中村等人给毙了。
中村的间谍行为没的说，明显的事，从这个角度来说，处死他是个小事；但在那个年代，又是个大事，关团长的动作有些快了。
但事情已经是这样了，所以张学良电令关玉衡：立即把日本人的尸体烧了。但最后还是走漏消息了，原因是中村戴的一块手表在市面上被发现。日方当了回“秋菊”，嚷嚷着要向中国讨说法。但由于中村之死是间谍行为在先，这一点日本人也清楚，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他们给这个事件的定性是：中国士兵图财害命。
石原虽然没有偷着乐，但觉得似乎一切都在向一个“震撼人心”的时刻而去。
每个大事变发生前，似乎总要出点乱子。
6月底，板垣、石原、花谷、今田、片仓等人有过一次聚会。石原说机会来了，正式提出起事时间：9月28日。
计划从爆破沈阳外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开始，嫁祸东北军，然后先动用独立守备队发起对沈阳城外东北军北大营的第一波攻击，再向关东军司令官求援，把第2师团派上去，拿下沈阳后，侵占整个满洲。
石原不想从一开始就让关东军司令官参与这件事，倒不是说石原贪功，而是昭和参谋的特点：喜欢牵着司令官的鼻子走。当他们挑起事后，司令官只是一个下达追认命令的角色。实际上，直到这时候，除了关东军司令官外，参谋长三宅光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3期，三重县人）也一点不知道石原的计划。
这时候的关东军司令官是谁？
反正还不是本庄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期，兵库县人）。但别着急，一个多月后就是他了。1931年8月1日，在陆军定期人事调动中，本庄繁从东京飞抵旅顺，就任新的关东军司令官。
前期战斗需要投入日军在沈阳的独立守备队和宪兵队，所以石原和板垣在起事前联系了沈阳日军宪兵队分队长三谷清少佐，沈阳日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驻扎南满铁路浑河至虎石台段，岛本正一任大队长，但没有被告知该行动的预谋）的四名中队长：第1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第2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第3中队长川岛正大尉、第4中队长高桥金一大尉以及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队副儿岛正范少佐。此外，第2师团驻沈阳第29联队大队长名仓梁少佐和正在沈阳流浪的预备役军人和田劲中尉、甘粕正彦大尉也被拉了进来。
石原叫沈阳独立守备队加紧在北大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几个中队长很激动，因为这个密谋连他们的大队长都不知道。有人说这几个人被拉上，是因为他们酒德不错，喝高了以后，从不胡说八道，所以不必担心走漏风声。其实，这种说法也算胡说八道了。在这件事上，石原之所以瞒着大队长岛本正一，有一个简单的原因：
日本陆军中，师团是战略单位，联队是编成单位，中队是独立作战单位。因此，中队在日本军里的位置非常重要，中队长被士兵称为“父亲”。也就是说，把中队长抓在手，就等于把士兵抓在手里了。这点可从一个细节看出：日军士兵家属给前线日军写信时，在信皮上只写某某师团某某联队某某中队某某收，而根本不提所在旅团或大队。
石原的计划虽然狂妄，但他本人不是一个莽撞的人，为防万一，他通过个人关系联系了日本驻朝鲜军。那里的司令官是林铣十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8期，石川县人）。石原当然没去搭理林大将，也搭理不上，而是跟林的参谋神田正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爱知县人）进行勾搭，鼓动神田，一旦沈阳有变，驻朝鲜军得过境帮忙。神田这小子当下表示：小意思。只要关东军敢动，驻朝鲜军就敢动。至于林司令官的工作，由他来做好了。
石原，你敢动吗？
石原、板垣动手前，土肥原贤二被调到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的位子上。这位板垣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来沈阳前，正在天津搞一个谋略，想把一些北洋系老人新手拉拢在一起，组个反蒋反张小团体，后来虽然没搞成，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学良的11万东北军精锐被调进了关内。九一八事变之后，土肥原得意地称：把东北军忽悠进关，是他的一个杰作。实际上，纯粹是瞎猫碰到死耗子，那时候他还不知道石原要闹事。
正在这时候，东京派人来了。
东京当然不是聋子，也不是傻子，从内阁到军部都密切关注着海那边的动向，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听说那里的年轻人要“闹一闹”的消息。首相若槻礼次郎在那嘀咕，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则直接在内阁会议上质询陆军大臣南次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6期，大分县人）：有这种事吗？
南次郎说：没，没。
南次郎当时认为，动武时机还没到。但对那边的情况他又不摸底，于是跑到陆军参谋本部，跟总长金谷范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5期，大分县人）商量对策。这两位大将都出身大分县，是老乡，在军中被称为“大分阀”。最后，两个人决定：叫建川美次过去看看，如果关东军在搞谋略，那么建川部长将担负着“劝阻”的任务。
建川？
对，一个长得像村长似的矮子（身高一米五左右），就是派中村去画地图的那位，他刚从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转到第一部，也就是作战部。一眼看上去，建川的外貌给人一种憨厚老实的印象，实际上此人有一套，外号“顾问”，因为做过最大的陆军小团体一夕会的指导。
建川借道朝鲜去中国，后来被认为是故意耽误时间，给关东军留出动手的机会。实际上，对日本军人来说，经朝鲜去中国是常见的，未必是建川通过路线来搞名堂。但这样讲，也并不是说建川这老小子就一点都不知道关东军参谋在搞的谋略，对这件事，首先他不反对，其次嘀咕其成功概率。
总之，1931年9月15日，建川“村长”从东京出发了。
建川离开东京前一天，日本陆军政变狂、参谋本部俄国课课长桥本欣五郎给石原、板垣连发三份急电，要他们提前动手。桥本此时已知道石原将在近期起事。
桥本饰了一个“友情出演”的角色。
后来，据花谷正“爆料”，说他们的行动计划，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同僚中，桥本欣五郎知道95%，建川美次和中国课课长重藤千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福冈县人）知道90%，永田铁山知道85%，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小矶国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山形县人）和陆军参谋本部次长二宫治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冈山县人）知道50%。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参谋长三宅光治一无所知。这是怎么算出来的，而且如此精确？显然，花谷正有些显摆自己主谋的位置了。
得到桥本的电报后，9月15日晚上，在沈阳特务机关，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召集花谷正、今田新太郎、三谷清、川岛正、小野正雄、儿岛正范、名仓梁共九人开会。这里的主人土肥原去哪了？在东京，正向军部报告“中村事件”的解决进度。事件发生后，处死中村的关玉衡团长被东北军藏了起来，日本方面的交涉一直没什么成效。
此时最心里打鼓的，倒是后来以自己参与事变为荣的花谷正，他说：要不先停下？
今田新太郎说：别呀！他嚷嚷绝不能就此罢手，必须在建川到来前动手。
石原不动声色，实际上也有一丝犹豫了。板垣突然没了主意。就这样，吵吵了一夜，也没拿出个统一意见。散会前，板垣叫住石原，问他到底准备怎么办。
石原说：如果必定成功，即使军部和内阁反对也没关系吧？
板垣说：那还是决定干是吧？
石原回了旅顺关东军司令部，他想了一路，到旅顺后，立即给板垣打电话，提前10天，9月18日夜动手！他说关东军司令部这边由他来摆平。然后他又给花谷、今田、川岛打电话，让他们一切听从板垣的调遣，石原叫花谷负责爆破铁路的任务，把今田和川岛分到他手下。
今田告诉川岛，选派得力人物担当爆破重任。爆破地点——柳条湖南满铁路段，距沈阳城外东北军北大营800米左右。川岛物色的人物是他的手下河本末守。
居然又姓河本。
1931年9月18日，最忙的是板垣，一方面担当着事变前线总指挥的角色，一方面还得接待快到沈阳的建川美次。
一大早，板垣去了本溪，把建川从本溪接到沈阳。这时已是傍晚。板垣作为关东军代表，在本溪见到建川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一切都没有问题！
这话很有学问，是满洲没问题，还是在满洲的行动没问题？
板垣让花谷把建川安排到日本人开的菊文酒馆，然后跑回特务机关。在那里，他开始以关东军司令部的名义下达作战任务。很快，花谷就回到特务机关，建川“喝多”了。此时，旅顺的石原，陷入人生中第一次巨大的忐忑。
沈阳那边，天黑后，川岛带着他的中队向柳条湖方向疾进。
他在距爆炸点3里处的文官屯设立指挥所，随后把河本末守派了出去，后者带领7名士兵摸向柳条湖南满铁路段。这次爆破跟炸张作霖比，有个技术要求，因为石原后来补充了一个命令：爆破后，必须保证这段铁路还能顺利通过火车。石原担心一线的士兵真的把那段铁路炸飞。他想：如果真那样了，又是何苦？本来炸铁路就是找个借口，意思意思就行了，炸完了再修，那不是傻子么？
石原的计划“完美”了，“河本二世”有难度了。
河本末守估算半天，最后决定使用40小包黄色炸药。量不大。出发前，今田新太郎说，再加2包吧。
河本在铁轨边埋好炸药。他看表，指针指向1931年9月18日22点25分。后来，花谷正用“明月落入高粱地，疏星点点，长空欲坠”来形容此夜。
河本起爆了炸药。随后向文官屯的川岛中队、虎石台大队和沈阳特务机关同时发去电报，内容一样：“东北军炸毁柳条湖南满铁路，我中队为保路护侨，决定向敌人进攻！”
永田铁山帮忙提供的老炮发挥了作用，炮弹呼啸着飞往北大营。虽然不怎么准，但动静大。一阵炮击后，川岛正和今田新太郎拔出军刀，跳到最前面，指挥南满铁路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虎石台路段中队）的180名士兵，率先向北大营发起了进攻！
九一八事变就这样爆发了。
今田还真有两下子，加完2包炸药后，量正好，把该段铁路枕木炸毁，铁轨只是轻微有点弯，所以20分钟后从长春那边开来的火车，在震动了一下后，仍安全地通过了柳条湖铁路。
得到爆破成功的消息后，坐镇沈阳特务机关的板垣和花谷立即向旅顺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东京的陆军大臣南次郎发去急电：
18日晚22时半许，暴戾之东北军在沈阳北大营以西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与我前来之一部发生冲突。据报告，沈阳独立守备第2大队正向现场出动。
随后又发出第二封电报：“北大营之东北军炸毁南满铁路，其兵力有三四个中队，随即逃入兵营。我虎石台中队晚11时过后正在与北大营之五六百敌军交战，并占领其一角。但敌军正在不断增加机枪和野炮。我中队正在进行苦战。野田中尉身负重伤！”
南次郎陆军大臣接到电报后，下意识地松了一口气，事件到底还是发生了。
建川美次在哪儿？
他喝多了，正在菊文酒馆睡觉。他是真喝多了，还是假装喝多了，已经不重要了。历史现在已经把他忽略了，石原和板垣成了日本陆军真正的主角。
事变爆发前不久，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才赶回旅顺。
此前十来天，这位司令官一直视察南满铁路的日本驻军。他的参谋长三宅光治一字一句地念板垣发来的电文。关东军的参谋们都围在他身边。刚刚上任一个来月的本庄，有一种亲历改变日本命运的大事件的感觉。遗憾的是，整个计划他并不清楚。
还有别的对策吗？有人在本庄耳边说。他一看，是石原莞尔。
事变爆发时的关东军主力是多门二郎的仙台第2师团，师团司令部在辽阳，兵力分布在旅顺、沈阳、长春、公主岭、海城、铁岭、鞍山等地，实际兵力10,400余人。此外，在南满一带，有6个独立守备大队，接近5000人。加上宪兵、警察、在乡军人、武装侨民，总人数有20,000多人。
驻沈阳的，是这个师团的平田幸弘第29联队。
在板垣的调遣下，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长岛本正一率其他中队投入进攻北大营的战斗。这名一直不知道行动计划的大队长，还有点反应不过来。板垣又以关东军司令部名义，把守卫在铁岭的独立守备队第5大队调来，凌晨4点加入进攻。随后，又令平田联队进攻沈阳。
驻北大营的是东北军第7旅，但旅长王以哲没在营中，营地里的最高指挥者是该旅参谋长赵镇藩。遭到日军突袭后，赵镇藩急报东北军参谋长荣臻，问怎么办，打不打。
荣臻一个电话挂到北平，但没找到张学良。他给北大营的回复是：先别还手。
张学良当然没从人间蒸发，当今田新太郎和川岛正带着一百多日军打北大营时，他正在前门的戏院看梅兰芳演戏，后来总算被荣臻联系上了，张也慌神了，马上召集部下商量对策。
张学良得到的第一个信息是荣臻的“日军进攻北大营，怎么办”。日军当然不是冲着青菜去的（东北军在北大营种了很多菜），也不是要搞点营房住住。北大营放了一个旅，任务是卫戍沈阳，日军打北大营，最终目的当然是驱逐和消灭这里的东北军，然后占领沈阳。这是个简单的逻辑判断。
张学良能不能判断到这一步？
没法说他不能。那么好，日军要占领沈阳。到这里，事件的发展将会分岔：占领沈阳后，日本人只有两个选择：A.就此打住，跟中国人谈判，解决“中村事件”等悬案，顺便提一些新条件，进一步获取权益；B.是一个大行动的开始，打下沈阳后席卷东三省。
在这道单选题里，张学良选择了A。跟进对策是：按局部事件处理，以免给日本人扩大冲突的口实，也就是“不抵抗”。
张学良不知道的是，北大营外的日军士兵比他紧张多了。当时很多鬼子都抱着估计得战死的想法。因为他们才一个中队，180人满员，北大营可驻着东北军的一个旅，好几千人。所以，炮击后步兵跟进时，他们又喊又叫、又蹦又跳，自己给自己壮胆。但后来他们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天蒙蒙亮时，里面一个旅的东北军魔术般地消失了。
说得简单，做起来可难！上面叫不抵抗，但日本人正端着刺刀往里冲，等死么？要撤退，怎么撤？日本人的炮火在那了。东北军没办法，只能冒着日军的弹雨，推倒围墙撤走。那一夜，难死了中国人！
按石原的设想，关东军必将陷入苦战。即使顺利的话，占领沈阳，驱逐东北军，至少得用三天时间。令他没想到的是：当平田联队于19日上午10点开进沈阳时，距柳条湖爆炸12小时不到。
日军伤亡24人，东北军扔下200多具尸体，沈阳陷落了。
事变爆发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南京中山码头上了“永绥”号军舰，前往南昌督剿红军。9月19日，当蒋介石到达江西湖口时，在军舰上接到来自上海的急电，上海的消息不是来自沈阳，而是来自东京，说东北有变。
随后南京那边才接到张学良的电文，于是政府急电蒋介石，要求其回京商议对策。蒋介石从湖口赶到南昌后，随即又乘飞机返回南京。在南昌时，蒋介石给张学良发去电报：
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近情盼时刻电告。
九一八事变和“皇姑屯事件”一样，是关东军主谋下的擅自行动。事变爆发后转天，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向天皇抱怨：我手上既没有外务省的报告，也没有陆军省的报告。
至于军方那边，陆军大臣南次郎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顺坡下驴，既然关东军已经开启祸端，就先看看形势再说。
在关东军“激情邀请”下，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已派军队进入中国境内了。他的参谋神田正种果然发挥了作用。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后来在《“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中这样感慨：如果驻朝鲜日军不来增援，结局不过是重蹈昭和三年事变——“皇姑屯事件”的覆辙而已，不设法将其牵扯进来，一片苦心很可能化为泡影！
其实他多虑了。我们可以原谅张学良对风云突变的沈阳局势的误判，那么随后关东军进攻锦州时张的做法就叫人彻底无语了。事变后，张学良把辽宁省政府迁到锦州，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也挪到那里，把东北军主力近20万人都聚集在锦州周围。
1931年年底，关东军决定打锦州。说是打，其实步兵并没跟过来，只是派了飞机轰炸。关东军当时不没飞机嘛，这飞机哪来的？说起来令人苦笑：在沈阳缴获的。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有飞机300多架，都拱手送给了日本人。而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有多少架飞机呢？100多架。之所以先派飞机炸，是因为日本人也有点含糊：锦州有近20万东北军，他们关东军才多少人？沈阳的东北军没抵抗，锦州的大军呢？
关东军作出进军锦州的计划后，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连下了四道命令，让他们马上住手，别再妄动。军部对那里的局势完全没底，担心一旦张学良集结在锦州的大军抵抗起来，关东军那点人会被立即下了馄饨。但此时石原、板垣已完全靠赌了，把这四道命令扔到了一边。当然，这俩人把持下的关东军司令部也明白，在违令后，他们也就站到了悬崖边：除了取胜外，已没别的路可走。
这时候，全国都在看锦州。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孙科主政，蒋介石已引咎下野）明确下令，叫张学良指挥东北军进行抵抗，不得再放弃锦州。但结果是：关东军刚在锦州扔了几颗炸弹，张学良就决定一枪不打地放弃锦州，把近20万东北军全部撤进山海关。张的理由是：缺少武器和中央的支持，不想作无谓的牺牲。
张学良没叫东北军还手，但他的手下，黑龙江的马占山将军还击了。1931年11月4日，在嫩江桥打响对日抗战第一枪。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很多人认为“不抵抗”是种策略，跟卖国什么的无关。因为如果真要打的话，这仗是打不赢的。中日的总体战力，日本强于中国不少，这没问题；但具体到九一八事变的情形，东北军要是抵抗了，就一定完败么？在沈阳之夜，当日本人用1905年的火炮轰击1931年的北大营时，其实你可以感到他们当时的处境有多糟。
锦州的情况更是如此。当时日本还没大打的准备，擅自行动的关东军一旦受挫，日中就得回到谈判桌上，如果那样的话，即使是最坏的结果，也未必是东三省全部沦陷。而锦州是张学良挽回沈阳误判的最好机会，但他却不想要这个机会。
说起来也有点可笑，张学良的做法直接导致东京内阁的倒台。事变发生后，从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到内阁首相若槻礼次郎，都不赞成关东军继续玩火，主张跟中国谈判，但没想到关东军的冒险一次次成功，内阁最后只好全体辞职。至于军部那边，开始还比较保守，并不主张进攻锦州，但随着关东军节节推进，强硬派完全压倒保守派。南次郎陆军大臣和金谷范三陆军参谋总长虽然因“无力约束关东军”而在年底双双辞职，但这时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已经把手握到一起：既然搞得如此顺利，那就趁热打铁把嘴里的肉咽下去吧。
就这样，那片丰饶的黑土地，如雪崩般陷落了。
石原、板垣闹事时，日本国内也开锅了。日本政体有点意思，明治维新后，有些人想学西方，穿燕尾服，戴礼帽，围成一圈讨论问题，搞内阁制，但从1885年开始，搞了几十年，还是道夹生菜，这也算是七百年武士治国的后遗症。也有些文官比较拧，想折腾一下，就有了个政党时代（1924～1932），但军人们，特别是佐级军官，不吃那一套，稍有不满掏枪就打，所以那个年代的日本首相是个危险的职业。
那就说说“樱会”首领桥本欣五郎吧。
看一份1930年“樱会”成员名单：桥本欣五郎、长勇、重藤千秋、根本博、小原重孝、坂田义郎、和知鹰二、天野辰夫、樋口季一郎、马奈木敬信、田中清、田中弥、樱井德太郎……跟一夕会成员比，他们都是小字辈。这些人对大正时代以来的官僚不满，想用暴力搞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有生气的、明朗的”军政府，从里往外地改造日本。
首领桥本退役前连个少将都不是，但在那个年代，却是日本军中最大的疯子。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东京出现两次未遂政变，想颠覆内阁，建立军部统治，都是桥本一手策划的。
桥本搞政变前的日本，遇到明治维新以来最大的瓶颈：
第一，“满洲问题”得不到解决。
第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让很多日本人认为自己吃亏了。
第三，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其影响还不小。农民没收入，工人失了业，大批日本人没事干，很多人打起背包，到中国“闯关东”。
第四，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协调英美、尊重中国”的外交政策叫军人不满。
在这个背景下，桥本于1931年3月和10月连续发动两次政变。
关于桥本，先看一下简历：
福冈县人，1890年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陆大32期。毕业后，任海拉尔特务机关长、关东军司令部部员、陆军大学教师、驻土耳其武官辅佐官、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俄国课课长。“二二六兵变[5]”后被编入预备役，搞了个极右翼的大日本青年党。中日开战后再入现役，任野重炮兵第13联队长。在南京战中因擅自炮击长江中的英美舰船而“二进宫”，再次被编入预备役。
桥本这个人是双鱼座，从星座学上分析，这个星座的人既温柔，又喜欢幻想。对桥本来说，在私人生活中到底有多温柔我们不知道，但喜欢幻想却是真的，从上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就幻想以暴力解决国内问题，以武力解决满洲问题，桥本虽然只是个佐级军官，但在军中影响特别大，后来日本军人形容一个人冒失、激进，往往说：你太桥本了！
3月的政变，桥本想推翻执政的民政党内阁，建立一个以陆军大臣宇垣一成（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期，冈山县人）为首相的军人政权。于是他联络了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小矶国昭，带着“樱会”的几个心腹，以及“民间高人”玩法西斯理论的大川周明[6]，打算在东京大干一场：先鼓动工人在东京游行，然后宇垣宣布戒严，混乱中派军队包围议会，此时由小矶出面，逼迫内阁辞职，叫天皇授命宇垣组阁。
作为明治藩阀向昭和军阀过渡的人物，宇垣资格很老，在军中自成一派，前面提到的南次郎、金谷范三都是他的小弟。早在大正时代，这位长得很有喜感的大爷就出任过一次陆军大臣了，还搞了个著名的裁军，让很多军人一下子没了饭碗，有人声称要他的老命，所以第二次出任陆军大臣后就低调多了。
得到桥本的想法后，宇垣开始想掺和：叫我当首相？太好了！后来他又犹豫了，因为得到小道消息，说其实用不着搞什么政变，因为执政的民政党那边已经有意推举他当首相。这时候，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也奉劝小矶慎重从事，别被桥本忽悠了，于是政变流产。
宇垣一哆嗦，桥本没搞成，但也没受到任何惩罚。
桥本不甘心，10月又策划了第二次政变。这次政变的策划案听上去都吓人。
不仅策动近卫师团，还调遣飞机，干什么呢？轰炸出席内阁会议的政府要员，一举杀死首相和所有的元老、重臣，袭击警视厅、陆军省、陆军参谋本部，建立以陆军教育总监荒木贞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期，和歌山县人）为首相的军政府，内阁名单都定好了：
首相兼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内务大臣桥木欣五郎、外务大臣建川美次、大藏大臣大川周明、警视总监长勇……
桥本这次找的主要帮手是自己的老乡、“樱会”二号人物长勇，还有根本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福岛县人）。“民间人士”除大川周明外，还有另外两个“军师”北一辉和西田税，以及海军暴力小团体“拔刀队”的成员。但由于计划过于大胆和天真，导致最后走漏消息，据说是在好几个军官小组织都插一脚的根本博告的密，但军部的措施不是逮人，而是安抚，派人前去说好话。
谁去的呢？“樱会”眼里的红人荒木贞夫。他跑到政变分子待的酒馆做工作，结果开出的罚单是：桥本禁闭反省20天，长勇反省10天，其他人只给了警告处分。
桥本又一次搞砸了，但却给了皇道派[7]大佬荒木贞夫出头的机会。
荒木算得上是1930年代日本陆军“首屈一指”的人物，这位善于演讲、讲究仪貌的陆军大将，在桀骜不驯的少壮派军官中有巨大影响。首相没当上，荒木却因桥本的未遂政变，得以出任接替若槻礼次郎上台的犬养毅内阁的陆军大臣。
但皇道派是个什么玩意儿？
说皇道派前，得先念叨一下统制派[8]。1921年10月，在德国的温泉圣地巴登巴登，三个驻欧洲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高知县人）、冈村宁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东京人）泡了一次澡，泡出个密谋：推翻明治以来长州藩老家伙对陆军的控制，使军部“平民化”和“精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