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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的密令，于是放弃了不能行走的重伤员后开始突围。
这是事后陈颐鼎回忆中的说法，有些玄奇了。
大雨倾盆夜，守军残部都穿着雨衣、带着雨帽，趁日军停止进攻的空档，冲出了衢州，途中虽遇到一部日军，但由于守军被雨衣包裹得很严实，且最前面领队的副师长会日语，说是皇协军，由此骗得敌人，辗转来到第74军阵地。
日军在6月7日攻占衢州后，指挥作战的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带着窃喜之情在日记中这样说：“敌梦想再现第二次长沙作战的场面（即中国方面所称之第三次长沙会战），欲死守衢州，从南北两侧对我军发动侧击，但我有小薗江（时任第26旅团长，由山西调来，后出任第11军参谋长，辅佐横山勇指挥1943年的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旅团位于二线，无须担心。”
打下衢州的日军蹚着泥水，向浙赣交界处的江西玉山机场以及上饶追击。
一周后，日军侵占上饶。此时，顾祝同出现误判，认为日军占领上饶后，很快就会像第11军打长沙那样撤走，所以命令部队反击。谁知日军没有立即撤兵的打算，反而对顾祝同的部队进行了更猛烈回击。
日军下一步的计划是顺势打通浙赣线。为此，协助第13军作战的第11军出动了第3师团、第34师团、第40师团一个支队、第68师团两个支队和第6师团一个支队。这也是熊本第6师团调往太平洋战场前在中国大陆参加的最后一次战役。
从1937年11月初杭州湾登陆，到1942年12月21日开赴南太平洋，在参与了南京战和大屠杀、武汉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后，这支血债累累的凶暴部队就此离开中国，前去太平洋给自己掘墓去了（日本投降前，师团主力灰飞烟灭于布干维尔岛）。
浙赣线之战中，在江西建昌、鹰潭，日军分别击溃王甲本第79军和刘广济第100军，转身又在抚州击溃来援欲重夺该城的欧震第4军。薛岳命孙渡第58军和王甲本第79军再援，后者无力进攻，前者迟迟观望，坐等第4军被击破。日军随之进攻孙渡第58军。薛岳再叫欧震第4军和王甲本第79军攻其后背，但两军都无力前进，又眼看着孙渡第58军被日军击溃。第三次长沙会战各部配合很好，但此次浙赣会战却配合得很糟糕，是国军各部缺乏协同的典型战例。
就这样，第11军在此战中大打运动战，轻而易举地击溃了薛岳派过来的四个军。
在7月下旬，薛岳遇到跟顾祝同一样的问题。此时，日军第11军一部先行返回原驻地，薛岳以为日军要全部撤退，立即下令反攻，但立即遭到日军的“反反攻”。到8月下旬，第11军真返回原驻地时，薛岳的这几支部队却都无力追击了。
无论是对第3战区，还是对第9战区来讲，浙赣会战都是完败的一战。在作战指导和战术配合上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地方。
第9战区过来的几支部队接连被击破，原因之一在于薛岳逐次投入兵力，当已确定战场在赣江以东后，仍将主力保持于赣江西岸，致使兵力不能集中使用。薛岳对增援临近战区的积极性始终不高。事实上，在6月初，蒋介石就已下令，将孙渡第58、王甲本第79军交给顾祝同指挥，但薛岳不执行这个命令。蒋介石没办法，只好以抚河为作战地域，两个战区各自在一边作战，结果是全无协同。
会战中，日军占领浙江衢州、丽水和江西玉山三个机场，然后进行了破坏。温州也在这次会战中被日军占领。为报复浙江、江西一带的中国农民搭救美军飞行员，日军进行了残酷的杀戮。据《陈纳德回忆录》记载：“在这次为时三个月的战役里，日军把战争的矛头直指中国东部的中心地带。在两百平方英里的范围内，实行‘三光’政策，犁毁机场，并把所有协助杜立特轰炸机的嫌疑人统统杀掉。美国飞机所经过的村庄的全村村民，不分老小，全部杀光，房屋全被烧掉。”
鬼子之罪，罄南山之竹而难书。
日军直到9月底才完全撤回原驻地。这期间，他们进行了规模巨大的掠夺。在江西玉山，第3战区储存的铁轨1万条被日军第13军掠去。浙江金华、武义、义乌一带的山区盛产重要矿石萤石（储藏量预计350万吨。萤石，可作为炼钢、铝生产用的熔剂），日军为此在该地区长期驻扎。同时，第13军还掠夺了12万吨铅、19.6吨萤石、38.7万吨铜、6500桶桐油、4003桶石油、4000桶重油（原油提取汽油、柴油后的剩余重质油，即燃料油，主要用于钢铁厂）、4000立方米的木材和800艘民船，第11军那边则掠夺7325吨稻谷、2000多辆辎重车（从农民用的独轮车、马车到汽车）。
从5月15日到9月30日，首尾四个半月的浙赣会战，是武汉会战之后中日两军胶着期最长的一次会战。第3战区和第9战区虽然失败，但日军那边也因此战中止了入侵川陕的计划，正如后来日本人在《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结束语里说的那样：“这一次突然进行的作战，无论对推动四川作战，还是对扩大清乡工作，都带来严重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如果四川作战已经决定进行，就无须进行浙赣作战。这个时期最好是首先在昭和十七年（1942年）六月发起西安作战，接着在七、八月翻过秦岭和大巴山，于秋季进入四川……”但随后，日本人又说，“即使这边攻占重庆，那边进攻延安，也不能保证中国最后的屈服。”
中日战在1942年就是这样波诡云谲。
这一年，以塚田攻之死画了个句号。这是危险重重的1942年中，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最大战果了。
那是在12月，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召集在华的第11军、第13军、第23军、华北方面军和驻蒙军司令官在南京开会，传达大本营1943年度作战指导。会后的18日，在夏天接替阿南惟几出任第11军司令官的塚田攻，带着高级作战参谋藤原武等10人乘飞机从南京飞回武汉。塚田的座机飞过安庆后，与南京和武汉地面同时失去联系，显然塚田已凶多吉少。日本人一下子疯了。这是七七事变以来日军军衔和职务最高的将领遭遇不测。
塚田可谓日本陆军的中坚。七七事变时，任陆军参谋本部运输通信部长的他，后出任华中方面军参谋长，辅佐松井石根攻略南京；1938年，出任陆军大学校长，年底出任关东军第8师团长；1940年之后，晋升为陆军参谋本部次长；1941年12月，出任南方军总参谋长，辅佐寺内寿一攻略东南亚；1942年7月，塚田再次来华，就任第11军的司令官，使命是一旦实施“五号作战”，指挥日军攻占重庆（虽然他本人并不热衷于这一会战）。
塚田与地面失联后，武汉第11军司令部立即派出第3师团全部、第68师团主力和第40师团户田联队开入第5战区李品仙集团军驻防的大别山一带进行搜寻。与此同时，驻安庆的隶属第13军的第116师团也出动兵力寻找。
别找了，事情是这样的：
12月18日午后，李品仙集团军苏祖馨第48军第138师第412团第3营第9连的战士正在大别山区太湖县境内的一个高地进行警备，一抬头，发现从南京方向飞来一架敌机，由于天气不太好，该机飞得比较低。于是，高炮手不慌不忙地瞄准。
一击而中！
日机拖着黑烟坠下，塚田等人全部毙命。
该连的中国士兵若无其事地继续警备。一周后，第68师团搜寻队在太湖县境内的一处山野发现飞机遗骸和塚田等人的尸骨。塚田死后，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签字，追晋其为陆军大将，由此塚田也就成为抗战中被中国军队毙杀的职位和军衔最高的日军陆军将领。
第二章 铁马冰河（1943年5月～1943年12月）
远征败局
1942年春，穷兵黩武的日本在兵不血刃地控制了印度支那之后，进入了泰国（1941年，日泰签订《攻守同盟条约》，泰国成为日本的盟国，亦向英美宣战），随后发起缅甸攻略。同年，山下奉文第25军（高级参谋池谷半二郎，作战主任参谋辻政信）在极短的时间内横扫了英军卫戍的马来亚半岛；本间雅晴第14军攻占了美军驻守的菲律宾；今村均第16军攻陷了荷兰军队守备的印度尼西亚。山本的联合舰队向印度洋出击，击溃了英国的远东舰队，并一度空袭了斯里兰卡。西南太平洋诸岛，俾斯麦群岛、所罗门群岛、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也被日军一一占领，他们甚至开始窥视澳大利亚。
这一年，是中国抗战非常困难的一年。
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以战养战，反而加大了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封锁和扫荡。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就已经实施“囚笼政策”并推行“强化治安运动”了。冈村宁次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更是极力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到1942年底，连续实施了五次，“治安肃正”作战也上升为“治安强化”作战。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春，到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冬，日军对根据地进行的万人以上的大扫荡达27次之多。但即便如此，根据地的军民仍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战（后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决意攻打湖南常德，叫冈村宁次在稍后做好打通京汉线南段的准备，但冈村认为华北方面军最重要的任务是跟八路军作战，故而对畑的命令置之不理，最后才勉强表示：如果非进行这个作战，在派人修复黄河南岸霸王城铁桥的前提下，还需增派一个坦克师团。从冈村的反应中，可侧面看出八路军在华北的活跃程度）。
在这一年，在敌后战场，有三位著名的抗战将领为国捐躯。
2月12日，曾经担任东北抗联第2路军副总指挥的赵尚志，在战斗中重伤被俘，不屈殉国；2月17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兼第十三团团长包森（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西蒲城人）在河北遵化的一次激战中为国捐躯；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黄埔军校1期，湖南醴陵人）在日军对太行根据地的大扫荡中，为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而牺牲……
这些抗战勇士都在前赴后继中用自己的牺牲召唤着全国胜利的黎明。但在胜利来临之前，仍要经历最黑暗的时刻和最曲折的道路。
1942年的正面战场非常暗淡：东南方向的浙赣会战一败涂地；西南方向，国境之外的中国远征军则付出了更惨重的代价。
先看一下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之由来。
1942年初，日本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山口县人）指挥第33师团（上高会战先撤的那个师团）和第55师团由泰国攻入英国殖民地缅甸，第18师团和第56师团随之跟进。英缅军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抵抗，眼看着日军强渡萨尔温江。3月8日，首都仰光陷落，英缅军撤往仰光和中部城市曼德勒之间的同古。
缅甸出现危情后，忙着应对德国的英国根本无力在远东作战。伦敦的想法是放弃缅甸，随后退守印度。但日军攻占缅甸后，势必窥视印度，对英国人来说仍不安全。在这种背景下，对中国一向不友好且怀有极大偏见的首相丘吉尔恳请中国出兵缅甸。当然，他也是有根据的，1941年底的12月23日，中英曾在重庆签署过《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
对蒋介石来说，最终决定出兵缅甸，是因为如果日本人在缅甸得势，中国唯一的国际运输线滇缅公路必被切断。基于以上战略目的，蒋介石决定抽调杜聿明第5军、甘丽初第6军、张轸（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河南罗山人）第66军，组成中国远征军第1路军（原计划还要组建第2路军，从印度支那方向进攻日军，之后不了了之），叫中条山会战失败后转任西安行营主任的前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挂帅。但此时有人称卫跟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触频繁，蒋又改变了主意，卫为避嫌亦辞职闲居成都。在这种情况下，第5军军长杜聿明被任命为远征军第1路军副司令长官，率部先行入缅，司令长官罗卓英后至，远征军参谋长则是从美国刚刚抵达缅甸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史迪威。
在此之前的2月初，蒋介石应英国人之邀访问了印度。这次访问使得中英关系似乎有接近的迹象，但后来的缅甸战事告诉我们：并不是那么回事。
1942年3月1日，蒋介石飞抵缅北腊戍，看着自己的部队入缅荡寇，并召开了中美英军事会议，罗卓英、杜聿明、甘丽初、张轸以及英国有关将领出席。在这里，蒋介石第一次见到了史迪威。
开完会，蒋介石飞往昆明，从那里转赴重庆。除蒋介石和机组成员外，当时机上还有宋美龄、侍从室第一处处长林蔚等五人。由于日军已攻入缅甸，为缩小目标，专机是单飞的，没任何战斗机护航，但这样做十分冒险。
怕什么来什么！升空后没多久，就接到地面英国人发来的电报：“在你们身后，有37架日军飞机正尾随飞行，相距约20公里。”
机长脑门上瞬间就渗出一层汗珠，犹豫片刻后他将险情告诉了蒋介石。
蒋听后问了一句：“还有多长时间到国境线？”
机长回答后，蒋介石便叫他自己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