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细节_第1节

抗日战争的细节（4）（大结局）

内容简介

1942年春天，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败，与此同时，美机轰炸东京后回降中国，直接引发浙赣会战。进入1943年，敌我力量开始发生逆转，常德会战再次把第74军推上万众瞩目的舞台。养精蓄锐的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拉开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1944年全年烽火不息，日军在这一年发动了明治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作战行动，即纵贯大陆的豫湘桂会战。在酷热的衡阳之夏，爆发了震惊中外的47天攻防战，方先觉第10军以不足一万八千人的兵力，阻击三倍于己的日军，却取得了我死一人敌亡一双的创纪录战绩。进入1945年，在最后一战湘西雪峰山会战中，各路中国军队再次痛歼顽敌，与敌后战场上的抗战军民一起，迎来光辉的八年战争和十四年抵抗的最后胜利！

自序

真实的历史藏于细节

这是一部写国民政府指挥下的正面抗日战场的书。

先看一个细节：1937年12月13日凌晨，天还黑黑的，在南京城下，日军京都第16师团第20联队的中队长四方藤造，用白漆在中山门城门上写下这样的字：“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午前三时十分大野部队占领”。日本人用四天时间攻占南京，但通往南京之路，他们走了四百年。

可这不是最后的历史。

当那名疯狂兴奋的少尉手舞足蹈地从废墟上下来时，踩响了中国士兵埋的地雷。

南京陷落了，但中国没有屈服，而是迁都再战。这时候中国实际上已经赢得了战争。

但也有人说，如果不是美国和苏联后来参战，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法战胜日本。即使最后胜了，也是“惨胜”，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我想说另外一件事：

战争结束的1945年，在这年春天，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制订着进攻中国战时陪都重庆的计划，中日正面战场最后一役湖南雪峰山之战实际上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而重庆的国民政府，作出再次迁都的预案：一旦战事不利，就把都城迁到西南边境上的西康省（今四川和西藏的一部分），在那里继续战斗。

西康省现在已经没有了，但省会的名字，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康定。好了，即使你五音不全，也一定会哼哼两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就是这样一个浪漫的小城，在那个血战的年代，差点成为中国的陪都。

这样一个中国，日本是打不胜的。

在那个年代，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停止了抵抗，但重庆和延安仍在战斗。至于“惨胜”的说法，只能令人苦笑：不“惨胜”，难道还能易如反掌地胜利么？如果当年中国具有顺顺当当地战胜日本的实力，日本它还敢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战争么？

不是那么回事儿。

回到我居住的地方：天津，一座北方沿海城市。在当年，侵入中国的日军师团，大多是在这座城市的大沽口登陆的。1937年7月30日天津陷落。前一天，北平失守。往前推三周零一天，1937年7月7日夜，引爆中日全面战争的导火索在北平旁的宛平城外被点燃。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到1937年，已经六年了。如果从1928年日本关东军刺杀张作霖、谋取中国东北算起，则已整整九年！

在日本的步步紧逼下，到1937年夏天，中国的局势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

那时候，在国际上，美英玩的是“孤立主义”和“绥靖主义”，只要自己的直接利益不受损，邪恶的就让它邪恶去吧。但羸弱的中国，在没有一个真正盟国的条件下，仍决心与日本一战。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蒋百里写成《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结尾处，他这样说：“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

在那山河激荡的八年里，在无限艰苦而又充满无限希望的岁月里，中共领导了敌后战场，国民政府指挥了正面战场，在上海，在南京，在南口，在忻口①，在太原，在台儿庄，在徐州，在武汉，在枣阳，在宜昌，在长沙，在南昌，在昆仑关，在石牌，在上高，在常德，在衡阳，在桂林，在龙陵，在松山，在腾冲，在雪峰山……

一寸河山一寸血。

这确实是长期的战斗，而非一次慷慨的赴难。

我们所没经历的那个时代，决然是个伟大的时代。而且你会发现，那段历史离现在其实并不遥远。

关于正面战场，很多人都写过了。但因所涉及的是中日间的大会战，所以一些帷幄中和战场上决定烽烟走向的东西，或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或因不好捕捉而流失了。再经过岁月的风化，于是最后我们看到的，也就成了一份阵中简报。我知道这不是那场战争的全部所在。其实，历史和战争从来就没有枯燥过，它甚至比眼前的一切都更鲜活。而这种鲜活，不是来自于大树的主干，而是表现在细枝和末叶上。

只有细节，才是最生动的。

于是，我想到两个不太常见的成语：“雪泥鸿爪”和“吉光片羽”。雪泥鸿爪，指大雁在雪泥上踏过时留下的爪印，比喻往事留下痕迹。吉光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片羽则是一片毛，吉光片羽借指残存的珍贵之物。

所以，我想用微观的视角，扒开时光的树叶，去探究那个战场前前后后的细节，寻找遗留在那里的雪泥鸿爪，发现它的吉光片羽。同时，我也确信，必能挖出一条绵延的钢铁筋骨。这就是本书的使命所在。

最后，我想用战争爆发前一年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代表该校师生前往绥远①前线看望抗日将士时发表的《告绥远将士书》作为结束：

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这次我看见各位将士塞上的生活，已认识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黄沙的堡垒中等候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更可以使世界认识我们中华男儿还是狮子，并非绵羊。我们全国同胞的热血，都愿意奔放到塞外的战壕里，助各位消灭寒威，激荡忠愤。我现在筹俸国币一千元，本欲供各位杀敌前一醉，但是想起这是长期斗争，并非一次的慷慨赴难，所以愿将这些小的款项，改为医药卫生设备之用，备各位壮士裹伤再战。现在整个民族的命运，抓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有我们血染过的山河，更值得我们和后世讴歌和爱护……

2011年秋于天津

第一章 危情之年（1942年3月～1942年9月）

远征败局

1942年春，穷兵黩武的日本在兵不血刃地控制了印度支那之后，进入了泰国（1941年，日泰签订《攻守同盟条约》，泰国成为日本的盟国，亦向英美宣战），随后发起缅甸攻略。同年，山下奉文第25军（高级参谋池谷半二郎，作战主任参谋辻政信）在极短的时间内横扫了英军卫戍的马来亚半岛；本间雅晴第14军攻占了美军驻守的菲律宾；今村均第16军攻陷了荷兰军队守备的印度尼西亚。山本的联合舰队向印度洋出击，击溃了英国的远东舰队，并一度空袭了斯里兰卡。西南太平洋诸岛，俾斯麦群岛、所罗门群岛、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也被日军一一占领，他们甚至开始窥视澳大利亚。

这一年，是中国抗战非常困难的一年。

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以战养战，反而加大了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封锁和扫荡。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就已经实施“囚笼政策”并推行“强化治安运动”了。冈村宁次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更是极力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到1942年底，连续实施了五次，“治安肃正”作战也上升为“治安强化”作战。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春，到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冬，日军对根据地进行的万人以上的大扫荡达27次之多。但即便如此，根据地的军民仍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战（后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决意攻打湖南常德，叫冈村宁次在稍后做好打通京汉线南段的准备，但冈村认为华北方面军最重要的任务是跟八路军作战，故而对畑的命令置之不理，最后才勉强表示：如果非进行这个作战，在派人修复黄河南岸霸王城铁桥的前提下，还需增派一个坦克师团。从冈村的反应中，可侧面看出八路军在华北的活跃程度）。

在这一年，在敌后战场，有三位著名的抗战将领为国捐躯。

2月12日，曾经担任东北抗联第2路军副总指挥的赵尚志，在战斗中重伤被俘，不屈殉国；2月17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兼第十三团团长包森（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西蒲城人）在河北遵化的一次激战中为国捐躯；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黄埔军校1期，湖南醴陵人）在日军对太行根据地的大扫荡中，为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而牺牲……

这些抗战勇士都在前赴后继中用自己的牺牲召唤着全国胜利的黎明。但在胜利来临之前，仍要经历最黑暗的时刻和最曲折的道路。

1942年的正面战场非常暗淡：东南方向的浙赣会战一败涂地；西南方向，国境之外的中国远征军则付出了更惨重的代价。

先看一下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之由来。

1942年初，日本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山口县人）指挥第33师团（上高会战先撤的那个师团）和第55师团由泰国攻入英国殖民地缅甸，第18师团和第56师团随之跟进。英缅军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抵抗，眼看着日军强渡萨尔温江。3月8日，首都仰光陷落，英缅军撤往仰光和中部城市曼德勒之间的同古。

缅甸出现危情后，忙着应对德国的英国根本无力在远东作战。伦敦的想法是放弃缅甸，随后退守印度。但日军攻占缅甸后，势必窥视印度，对英国人来说仍不安全。在这种背景下，对中国一向不友好且怀有极大偏见的首相丘吉尔恳请中国出兵缅甸。当然，他也是有根据的，1941年底的12月23日，中英曾在重庆签署过《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

对蒋介石来说，最终决定出兵缅甸，是因为如果日本人在缅甸得势，中国唯一的国际运输线滇缅公路必被切断。基于以上战略目的，蒋介石决定抽调杜聿明第5军、甘丽初第6军、张轸（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河南罗山人）第66军，组成中国远征军第1路军（原计划还要组建第2路军，从印度支那方向进攻日军，之后不了了之），叫中条山会战失败后转任西安行营主任的前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挂帅。但此时有人称卫跟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触频繁，蒋又改变了主意，卫为避嫌亦辞职闲居成都。在这种情况下，第5军军长杜聿明被任命为远征军第1路军副司令长官，率部先行入缅，司令长官罗卓英后至，远征军参谋长则是从美国刚刚抵达缅甸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史迪威。

在此之前的2月初，蒋介石应英国人之邀访问了印度。这次访问使得中英关系似乎有接近的迹象，但后来的缅甸战事告诉我们：并不是那么回事。

1942年3月1日，蒋介石飞抵缅北腊戍，看着自己的部队入缅荡寇，并召开了中美英军事会议，罗卓英、杜聿明、甘丽初、张轸以及英国有关将领出席。在这里，蒋介石第一次见到了史迪威。

开完会，蒋介石飞往昆明，从那里转赴重庆。除蒋介石和机组成员外，当时机上还有宋美龄、侍从室第一处处长林蔚等五人。由于日军已攻入缅甸，为缩小目标，专机是单飞的，没任何战斗机护航，但这样做十分冒险。

怕什么来什么！升空后没多久，就接到地面英国人发来的电报：“在你们身后，有37架日军飞机正尾随飞行，相距约20公里。”

机长脑门上瞬间就渗出一层汗珠，犹豫片刻后他将险情告诉了蒋介石。

蒋听后问了一句：“还有多长时间到国境线？”

机长回答后，蒋介石便叫他自己处理。从不干涉飞行是蒋介石的一个原则，当然，他想干涉也干涉不了。机长除了叫飞机爬高加速外，没别的办法。同时，开始给大家分降落伞。6个乘客，只有5个降落伞。宋美龄的随从蔡祺贞就分不到了。

后来宋美龄回忆：“我的女侍开始哭了，我告诉她不要担忧，我说降落伞的设计可以载250磅，我们两个合起来还不够那个重量。我说，如果我们跳伞，我们可以互相紧紧抱住，两个人同用一个伞飘下去……”

这是比武汉会战那次更要命的遇险。

与敌机相距20公里，这个距离放在地面看来很遥远，但在天空中，那就是一会儿的事儿。而且，缅北都是崇山峻岭、密林深谷，就算跳了伞，也无法保证安全无恙。但不跳伞，一旦日机逼近，必定机毁人亡。

日机逼近了，但还没到能开火的距离。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大片乌黑的云层出现在飞机前下方。惊喜的飞行员驾机急速下降，一头扎入乌云中。后面尾随的日机见失去目标，而且已接近中国云南边境，于是集体转向，掉头飞回去了。

只说中国远征军。

远征军的前锋是杜聿明的第5军，第5军的先头部队则是戴安澜的第200师。

仰光陷落的前一天，戴安澜带着部队赶到小城同古，以掩护远征军主力在同古以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