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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我的精神根本不健康一样。这种隐约而又可恶的恐惧感，在我和对方之间产生了挥之不去而又难以逾越的鸿沟。我自己的家人也不例外。自从我莫名其妙地醒来的那一刻起，我妻子就一直用极端厌恶和恐惧的眼神看着我，而且还信誓旦旦地对我说，我简直就是附在她丈夫身上的外星人。1910年，经法院判决，我们离了婚，即便在1913年我回归常态之后，她还是不愿意见我。我的大儿子和小女儿也是如此，从那以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们。
只有我的小儿子温盖特似乎能克服我的变化所造成的恐惧感和排斥感。他确实感觉到我已经形同陌路，虽然当时只有8岁，但他坚信我会康复的。当我真的康复后，他找到了我，法庭也恢复了我对他的监护权。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一直协助我进行相关的研究，而现在，35岁的他，已经是米斯卡塔尼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了。但我对自己造成的恐惧一点也不感到惊讶——毫无疑问，1908年5月15日醒来的那个生命，他的思想、声音以及面部表情根本不属于纳撒尼尔·温盖特·皮斯利。
关于1908年到1913年间的生活，我不想说太多，因为读者可以从那些旧报纸和科普期刊上（大部分是我万不得已才）公开的信息中窥见一斑。我拿到了原本属于我的资金，可以精打细算地拿着这笔钱悠闲自在地去旅行，到各种各样的学术中心去做研究。但我的旅行计划很与众不同，大部分都是到那些遥远而又荒凉的地方长途旅行。1909年，我在喜马拉雅山待了一个月；1911年我骑着骆驼走进阿拉伯半岛的原始沙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至于旅途中发生了什么，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1912年夏天，我包了一艘船，航行到斯匹次卑尔根岛161以北的北冰洋，但后来大失所望。1912年下半年，我又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独自一人挑战极限，跑到佛吉尼亚州西部巨大石灰岩溶洞展开了一次空前绝后的探险——那个漆黑的迷宫复杂得连自己回去的路都找不到。
我在各大学逗留期间，吸收知识的速度快得惊人，看起来继发性人格异常所具备的理解力要远远超过我原有的能力。我还发现，我的阅读和独立钻研的效率也高得惊人。一本书我可以一目十行、倒背如流，此外，我瞬间解读复杂算式的能力也高得惊人。有时候，媒体上会出现近乎令人厌恶的报道，说我影响了其他人的思想和行为，但我已经尽可能不表露出这种能力了。
还有一些令人讨厌的报道说，我和某些秘密团体的头头脑脑过往甚密，而学者们则怀疑我与上古世界的某些可恶祭司有关系。这些流言蜚语虽然当时没有人去求证，但我借阅图书的记录无疑变相地为这些流言蜚语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一个人去图书馆查阅善本，是不可能不让人知道的。但确凿的证据——以批注的方式——表明，我无时无刻不在阅读一些禁书，比如，德厄雷伯爵的《食尸教典仪》，路德维希·普林的《蠕虫的秘密》，冯琼兹的《无名祭祀书》，晦涩难懂的《伊波恩之书》162现存残本，以及阿拉伯狂人阿卜杜勒·阿尔哈兹莱德所著的恐怖典籍《死灵之书》。无独有偶，在我发生诡异突变的那段时间里，的确有一股地下邪教势力在秘密活动。
1913年夏天，我开始表现得有些厌倦，对接触到的知识逐渐失去了兴趣，同时开始向交往过的同僚暗示，我身上不久就会发生变化。我对人说，我早年生活的记忆正在恢复，但大多数人并不信，因为我所有的记忆都是偶发性的。关于这一点，我在先前的私人文件里曾经提到过。大约在8月中旬，我回到阿卡姆，重新打开了我在克雷恩大街空关已久的房子。在家里，我用美国和欧洲各科研机构制造的零件，组装了一台异常古怪的机械装置，小心翼翼地不让能看懂它的人看到它。看到这个装置的人——一个工人，一个仆人，还有新来的管家——告诉我，那个奇形怪状的东西虽然只有1英尺长、1英尺宽、2英尺高，但却是许多棍子、轮子和镜子组装在一起的。安装在中心的镜子是一面圆形的凸透镜。所有的零件上都能找得到制造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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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星期五晚上，我把管家和女仆都打发走了，让他们第二天中午再回来。直到深夜，家里都灯火通明，一个身材消瘦、皮肤黝黑、模样长得像外国人的男子开着车来到我家。家里的灯光大概一直亮到凌晨1点。凌晨2点15分，一个警察发现我家的灯灭了，但陌生人的汽车还停在路边。直到凌晨4点，那辆车不见了。早上6点钟，一个操着外国腔的人吞吞吐吐地打电话给威尔逊医生，请他到我家来，把我从一种罕见的昏迷中叫醒。后来经查证，这个电话——一个长途电话——是从波士顿北站的一个公共电话亭里打来的，但那个身材瘦弱的外国人从此便人间蒸发了。
医生来到我家之后，发现我坐在客厅里的一张安乐椅上，已经不省人事，旁边还有一张桌子。光洁的桌面上有几道划痕，说明桌子上曾放过什么重物。那个奇怪的装置不见了，而且此后再也没有听到它的下落。毫无疑问，那个皮肤黝黑、身材消瘦的外国人把它拿走了。书房的壁炉里全是灰，很显然，那是我患失忆症后写下的所有材料烧完后留下的。威尔逊医生发现，我的呼吸非常奇怪，在给我打了一针之后，我的呼吸才变得均匀了。
9月27日上午，11点15分，我变得异常躁动起来，一直像戴着面具一样的脸也终于有了表情。威尔逊医生发现，那种表情不属于继发性人格异常，倒更像正常的我。大约11点半，我发出了一些非常怪异的音节——这些音节听起来与人类的语言根本不搭界。同时，我的举动似乎在表明我在拼命挣脱什么东西的纠缠。后来，到了下午——管家和女仆同时回来了——我又开始能用英语喃喃自语了。
“——身为当时正统的经济学家，杰文斯163代表的是经济朝着系统关联发展的主流。他一直尝试着把经济循环中的繁荣与萧条跟太阳黑子的活动周期建立某种关联，他的这种尝试没准儿会登峰造极地——”
纳撒尼尔·温盖特·皮斯利回来了——在他的时间坐标上，时间仍然停留在1908年星期三早上的那节经济学课堂上。当时，他正聚精会神地盯着讲台上破烂不堪的教桌。
二
回归正常生活是一个痛苦而又艰难的过程。失去的五年多时间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对我来说，需要去重新适应的东西数不胜数。每次有人对我讲起我1908年以来的所作所为，让我既惊讶又不安，但我还是尽可能泰然处之。最后，我重新获得了对小儿子温盖特的监护权，和他在克莱恩街上的房子里安顿下来。与此同时，学院非常爽快地恢复了我原来的教授职位，我也努力重拾自己的教学工作。
我从1914年春季学期开始工作，但只坚持了一年。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的经历对我产生了多么严重的影响。虽然我的精神完全正常——希望如此——而且我本来的性格也没有瑕疵，但我已经失去了往日充沛的精力。各种朦胧的梦境与奇怪的念头总是徘徊在心头，挥之不去。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我的心思回到了历史上，但我发现，自己在用一种最离奇的方式思考各个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我对时间的概念，对历史事件连贯性和并发性的区分能力——似乎被搅乱了，以至于我时不时会产生荒唐的念头：我虽然生活在某个时代，但却把心思全部放在了过去或者未来。
战争给了我一种奇怪的感觉，让我回忆起许久以后战争的结局——就好像我知道战争的根源，而且可以借助未来的信息回顾战争一样。伴随似是而非记忆的是痛不欲生，我总觉得，有人专门对这种记忆人为设置了心理障碍。当我羞怯地向其他人透露我的感觉时，得到的却是各种各样的反应。有的人用不自在的眼光看着我，但数学系的人则在大谈相对论研究的新发展（当时只在学术圈里讨论），后来这些人都成了名人。他们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博士很快把时间简化到区区一个维度。164
但是，各种各样的梦境和乱七八糟的错觉一直在困扰着我，所以1915年我不得不辞掉工作。当然，这些感觉在逐渐呈现出令人反感的形态——让我一直认为，我的失忆症已经促成了某种邪恶的交换；继发性人格异常确确实实已经发生换位。为此，我一直在胡思乱想，去思考在另一个我占据我肉体的那几年里，真正的我究竟去哪里了。从别人那里，从报纸和杂志上了解到更多细节之后，我越来越感到不安，因为占据我肉体的那个我行为太诡异，知识面太稀奇古怪了。我身上的种种诡异虽然让其他人困惑不解，但倒是能跟在我潜意识深处溃烂的某种见不得人的知识沆瀣一气。我开始拼命搜集在暗无天日的那几年另一个我在学习和旅行中留下的蛛丝马迹。
但困扰我的并不都是这么抽象的东西。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梦境——这些梦似乎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真实。我知道大多数人是怎么看我的这些梦的，所以，除了我儿子和几个信得过的心理学家，我基本上不对别人提起我做的梦。但为了搞清楚这种幻觉是不是失忆症的典型症状，我开始着手系统研究其他失记症案例。在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以及经验丰富的精神病专家的帮助下，我认真研究了从充斥着魔鬼附身传统的远古时代到讲究现代医学的今天，以及人格分裂的所有档案资料，研究的结果最初与其说让我倍感欣慰，不如说更让我困惑不解。
我很快发现，在无数真实的失忆症案例中，根本找不到与我做的那些梦相同的档案记录。但有些零零散散的记录，几年来一直让我感到困惑和震惊，因为那些记录中所描述的现象与我的经历非常相似。有的记录的是古代民间传说，有的则是医学年鉴中的案例，还有一两则记录的是已经淹没在正史里的奇闻轶事。这些记录似乎表明，我遭受的这种折磨虽然非常罕见，但这种病例自人类有史以来每隔很长一段时间就会发生一次。有时几百年里可能出现一个、两个或者三个病例，有时几百年里一个也没有，至少没有记录。
这些记录的核心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一个思维敏锐的人突然患上了继发性人格异常，在或短或长的一段时间里，稀里糊涂地过着一种完全异样的生活。刚开始时，发音和肢体动作会表现得非常笨拙，到后来，则表现为不加选择地学习科学、历史、艺术和人类学等方面的知识，而且学习的热情非常高，接受能力也超乎寻常地强。再后来，突然又回归正常人的意识，但以后一直断断续续地被一些模糊的梦困扰着，而这些梦总是在暗示一个人意识清醒时刻意抹杀的某种可怕记忆碎片。档案中记录的这些噩梦与我的梦非常接近，就连一些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也是如此，这无疑让我觉得，这些梦明显具有某种程度的代表性。有一两个案例居然还有某种该死的似曾相识感，就好像我以前通过某种宇宙信道听到过一样，而这种宇宙信道太变态、太恐怖，让人连想都不敢想。另外，还有三个案例，专门提到了一种不为人知的机器，跟我在二次变化之前家里安装的那种一模一样。
在调查过程中，困扰我的第二件事是，档案中有更多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没有被确诊为失忆症的人也会经常短暂而捉摸不透地看到一些典型的噩梦。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头脑平庸的普通人，甚至连普通人都算不上——有些人的头脑简直就是尚未开化，让人很难想象他们具备获得超常知识和超常思维的能力。这些人都是短时间内饱受某种外力的折磨，到头来则是慢慢退化，充满恐惧的记忆消失殆尽。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这样的案例至少有三个——最近的仅仅发生在15年前。难道自然界中有什么东西从某个意想不到的深渊中爬出来，穿越时空盲目摸索什么吗？这些模棱两可的案例，难道是头脑清醒的什么人所做的既变态又阴险的试验？这就是对我患失忆症的无端猜测，没准儿是我研究得出的种种谬论催生出来的幻想。我深信，某些流传已久的远古传说，无论对近期的失忆症患者，还是对治疗失忆症的医生，都是陌生的，但这些失忆症患者居然和我一样，在失忆期间居然能非常准确而又详细地描述出来。
这些梦境与印象变得越来越纷乱，但要说这些梦境和印象的真实性，时至今日，我仍然没有勇气说出来。这些梦境和印象似乎充斥着疯狂的味道，有时候我真的以为自己疯了。是不是有一种特别的错觉折磨失忆症患者？一个人的潜意识在竭尽全力利用似是而非的记忆填补令人费解的记忆空白时，很可能会产生一些奇思幻想，这倒是可以理解的。这的确是许多精神病专家的看法——虽然民间传说中的非主流观点，在我看来，似乎更加可信，但正是这些专家帮助我寻找跟我类似的案例，而且在看到跟我完全一样的案例时，表现得跟我一样困惑不解。专家们并没有把这种状况看成真正的精神病，而是把它归为神经性障碍。按照最佳心理学原理，对于我查找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