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索_第55节

么也没看到过，他们就不会选择我来做这件事，其他任何人也都不会，这点我很清楚。我不是研究者，不是历史学家，不熟悉整理材料的方法，如果要说的话，那我只是遵循着一个诺言，遵循友谊的规则，一开始只是这样而已：克鲁索的请求。而且：仅只如此。但后来我跨越了那条界线，随着第三重失踪那个词，我开始就是那样想了。

不管怎样，在写的过程中，我恢复了清醒，我胃里隐隐跳跃着的那个地方也平静了下来。我走进离房子有段距离的那个小简易房里，那里我已经很久没有进去过了。门前的松针铺出已经腐朽的地毯。过了一会儿，我找了自己要找的东西，一个浅黄色的邮政包裹箱，放在一个塞满了玩具、科技垃圾和从来不用的健身器械的架子上。四下里到处都是沉闷的哀伤，沉着脸，冥顽不化。我打开盒子。毛衣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黏糊糊的茧，麂皮鞋已经发霉了。离开岛的时候，我就穿着这两样东西，鞋和毛衣，后来也还穿过。在旅行袋里的东西中间（全都冰冷潮湿），我找到了辐条的眼镜——在克劳斯纳生病的那段日子里，我自己在什么时候把它塞了进去，然后就没有再想起，一秒钟都没有。

保留这些东西无非是想骗自己忘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使用和损耗了几样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假如辐条有一天突然出现了，那我至少能够……当时的那个我应该就是这样，或者类似这样想的，那个我只是想了一下，然后就把这个盒子忘记了。

尽管事实（从某种程度上）正好相反，我胳膊底下夹着那个纸盒走进公墓的时候，还是觉得自己像个盗墓贼。我刚把盒子放下，就有人在我背后喊了起来，说的是俄语。我没有回头看，但是那个男人朝我走了过来。他穿着制服，大衣敞着，显然喝醉了。我匆忙间把自己学校里学过的那点俄语组装在一起（可能有十二个词，有的时候多一些），但是没有用上。“没喝，法西斯！”那个俄罗斯人捉住我的胳膊，拖着我穿过公墓，从那个假人身边经过，穿过深邃的，已经被泡软了的路，一直到他的那个墓前。他指了指。

他们是三个人，两个女人还有他。那两个女人穿着夹克，围巾一直裹到头顶，年纪大些的那个脚上穿着毡靴。她们坐在一小块塑料布上。在坟墓的下面一半上铺了一块擦碗布，上面放着巧克力，熏肉和香烟，墓碑上倚着一个罐头盒。“喝——喝，同志，五分钟——不法西斯！”一只摊开的手掌在我胸前横着虚虚一画，这事就决定了。那个伏特加的牌子叫百乐门。他们甚至还带了酒杯，杯子上镶着金边。俄罗斯人把第一口酒倒进墓碑旁边坟墓右边的角落里，然后点上两支烟，其中一支插进坟墓里，让它在那儿慢慢地燃烧变短。两个女人在跟亡者说话，一边说一边用手抚摸着泥土，并且朝香烟的火光上吹气。时不时地会有一声轻轻的，但又无所顾忌的啜泣，一种持续几秒钟的哭泣，然后再喝伏特加。那个男人开始打起盹来。他看上去很满足。我站起身，跟那两个女人告别，我想，我当时甚至还鞠了躬，然后走回自己的那个坟墓跟前。我很高兴自己“不法西斯”，可能我也喝醉了。

我从盒子里把东西一样样拿出来，擦干净，至少是暂时干净了。它们很周到地给我服务过，而且我当时确实很需要它们。“确实需要。”我小声说着，有种无边无际的感激突然善意地从我身体里涌过。这可能已经跟辐条没什么关系了。在一个无法估量长度的时刻里，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一个整体，一个长长的故事，跟这些东西联系在一起，是的，在那一刻它们最准确地表达出了到这一天、这个小时、这个地方为止所发生过的一切：一双发霉的鞋，一堆毛线，一副只有一个镜片的眼镜。

“对不起，真对不起。”后来，我开始说起话来。我先是向克鲁索表示道歉——因为我没能够坚持。我给他解释，努力不遗留任何细节。我想把所有的事都总结一下：一方面是恐惧和一种莫名其妙的厌恶感（对死者的厌恶），另一方面是悲伤和莫名其妙的同情感（对死者的同情）。我突然间能说话了。因为喝醉了，所以我说了一些没打算说，也从来没有说出口的话，一些只跟我们俩有关的话，洛沙和我，那两个人。眼泪也不是事先计划好的。最后，我请克鲁索允许我做辐条这件事。我解释了自己想要做什么（很自然就想到了，“孤儿院”的辐条，那个孤儿，我后来想到，对他来说没有其他的家属，除了我，他在克劳斯纳洗碗间的这个继任者，他不会再有其他人了），还有，这个为什么不会损害对瓦伦丁娜·克鲁索维奇或说索尼娅的追思（我是这样说的），正相反。我现在可以定期到这儿来了，我会负责，就像我答应过的那样，这将是做这件事的合适地点，“找到部”。然后，我还对辐条本人表示了歉意，先是为那件毛衣和那双鞋。然后，作为代言人，也为大家后来说他的那些坏话，嘲笑（孤儿院的小孩儿，傀儡，废物），大家开过的所有那些恶毒的玩笑，对一个，就像克鲁索说过的，“从其他方面看也不合适”的人。

在秋天的那几周里，哥本哈根教区委员会的伍尔夫·D.瓦特杨又来过一封信。“没能对您的调查工作提供帮助，我至今仍感到抱歉……”他的邮件开头这样说。我得承认，这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自己在丹麦的日报《政界》上读到一则关于柏林墙博物馆研究计划的消息，内容是关于东德那些逃往丹麦的人。博物馆委托刚出版新书《东部逃亡者》的作者耶斯佩尔·克莱门森搜集物证、姓名和其他一些史料。如果跟博物馆方面联系，瓦特杨说，也许能让我有些进展。我跟耶斯佩尔又通了一次电话，他说，柏林方面一开始想提出相应的申请，来为这个项目筹集经费。我把听筒更紧地贴在耳朵上，说自己非常确信会筹集到这笔钱的，用不完的钱，“不为这个还为什么，耶斯佩尔？”

今年春天，俄罗斯公墓重新修葺了。那些坟墓闪闪发光，像新的一样。公墓的大门也重新刷了漆（那两个苏联红五星现在是灰色的），他们还修了一道更坚固的篱笆来对付这个地区经常出没的野猪。

我常常只是蹲在墓前，脑子里想不到什么。没有《颂歌》，没有《诗篇》。树林静悄悄，或者沙沙地说着那些曾经的句子：

“那些死去的人在等着咱们，艾德，你怎么看这件事？”

或者

“记着那个绿色的光”

或者

“你在这儿等着，不要离开。”

“我保证。”我喃喃地说，后来，我跟辐条聊起了克劳斯纳，在洗碗间的工作，大汤勺，维奥拉，厨师迈克，和那些只有在那里，在岛上才会有的东西，只有那个时候会有。说起他为什么还是要那样做，为什么他就不能走其他的路。

如果有时间，我会在回去的路上到“丽塔小吃店”停一下，那是B2公路旁边的一个小木板屋，在回家的路半中央。那里有一个锯木厂和一个名叫“荨麻地”的废弃火车站。那里还有一个给载重卡车掉头的弯道——实际上是一大片空地，只有沙子，就像海滩上一样，离波茨坦三公里。

[1] 克林特霍尔姆（Klintholm），丹麦默恩岛东南部港口，临波罗的海。

[2] 西兰岛（Seeland）、洛兰岛（Lolland）、法尔斯特岛（Falster）均为丹麦岛屿。

[3] 丹麦语，意为“小美人鱼”。

[4] 库伦斯伯恩（Kühlungsborn），德国东北部市镇，临波罗的海。

[5] 沃尔丁堡（Vordingborg），西兰岛南部城市。

[6] 柏林墙于1961年8月13日开始修建。

[7] 籍里柯（Jean Louis André Théodore Géricault，1791—1824），法国画家，浪漫主义画派的先驱。

[8] 丹麦语，意为“警察局”。

[9] 德国诗人诺瓦利斯的本名。

[10] 指诺瓦利斯的作品《夜颂》（Hymnen an die Nacht）。

[11] 凡卢瑟（Vanl?se），哥本哈根的一个行政区。

致谢

感谢我在克劳斯纳打工时的同事约克·史克，安克·施密特，拉莫娜·君达和维克多·君达耐心回答我的无数个问题。感谢弗雷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利乌斯，拉尔夫·艾希伯格，格尔德·皮舍尔和迪尔克·乌利希与我交谈，给我灵感。感谢德国广播电视档案馆的弗雷德里希·德特勒夫斯在我寻找历史音像资料时提供的及时帮助和各种便利。在为本文后记查找资料时，丽贝卡·埃尔塞瑟，哈丽雅特·赛博尔德和安特耶·维施曼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特别感谢耶斯佩尔·克莱门森，如果没有他的热情帮助，我是不可能找到“失踪部”的。

从克里斯蒂娜·福格特–米勒、博多·米勒的著作《穿越波罗的海奔向自由》和《天的那边是自由》，以及耶斯佩尔·克莱门森的著作《东部逃亡者》中，我获得了许多有用的资料。拉斯洛·F.福德尼斯关于1989年之后欧洲何为自由的观点至今仍不断引起我的思考。

书中引用的佛兰德诗人保罗·范奥斯泰因的诗《吟诵》为克劳斯·赖歇特的译文。几处引用的笛福作品《鲁滨孙漂流记》依据的是1950年莱比锡雷克拉姆出版社的安娜·图滕斯译本。安托南·阿尔托的诗为埃莱娜·卡普拉里克的译作。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的诗句摘自弗朗茨·费曼出版的《在火窟前——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的诗》一书，亨施托夫出版社1984年出版。艾德加的“存货们”来自于尔根·贝克尔，弗雷德里希·尼采，戈特弗里德·贝恩和彼得·胡赫尔。另有一些句子引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玛格丽特·杜拉斯，唐·德里罗，托马斯·莫尔，《圣经·旧约》以及德意志广播电台的新闻和天气预报。

译后记

2014年，德国文坛的重量级奖项“德国图书奖”颁给了作家卢茨·赛勒的首部长篇小说《克鲁索》。对于德国的文学爱好者而言，卢茨·赛勒的名字并不陌生。他是德国当代文坛上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至今已出版多部诗集，如《沥青和铀矿》（pech & blende，2000），《四十公里之夜》（vierzig kilometer nacht，2003），《在语言的田野上》（im felderlatein，2010）等。在诗歌之外，卢茨·赛勒还创作过一些中短篇小说，收录在《土西铁路》（Turksib，2008）和《时间的天平》（Die Zeitwaage，2009）等中短篇小说集中出版。卢茨·赛勒至今已获得过十余种文学奖项，例如克拉尼希施泰纳文学奖，德累斯顿诗歌奖，安娜–西格斯奖，不来梅文学奖，卡施尼茨奖等。2007年，他的小说集《土西铁路》荣获巴赫曼文学奖。《克鲁索》是卢茨·赛勒第一次尝试创作长篇小说，小说2014年出版后便引起了极大反响。除德国图书奖外，《克鲁索》还同时荣获2014年度乌韦·约翰逊奖。目前，这部小说已经被翻译成超过二十种不同的语言，销售二十余万册。

卢茨·赛勒1965年出生在德国图林根州的格拉，在正式开始文学生涯之前，他曾经在建筑工地上做过学徒。在东德国家人民军（NVA）服兵役期间，卢茨·赛勒开始阅读文学作品，并尝试创作了一些长诗。1990年，他进入大学学习，曾先后在哈雷市和柏林市的大学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和历史专业，其间，卢茨·赛勒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并对诗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89年夏季，赛勒曾经在希登塞岛上的克劳斯纳做过洗碗工，这段经历成为《克鲁索》的主要素材之一。

《克鲁索》以1989年的东德为故事背景。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挚爱女友的大学生艾德选择暂时离开自己的生活，来到希登塞岛上的一家饭馆当起了洗碗工。在当时的东德，希登塞岛俨然是一些社会边缘人的庇护所，这些人会在旅游旺季时到岛上的旅馆、饭馆或者酒吧打短工，希登塞岛也因此聚集起一批艺术家、作家、演员、音乐家、科学家。正如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希登塞岛“属于那些得享极乐的人，白日做梦和梦中起舞的人，属于失败者和边缘人”。希登塞岛上的另一类人是那些想要逃离东德，去往自由世界的“叛逃者”。小岛与丹麦的默恩岛隔海相望，看似近在咫尺的另一个世界使得许多东德人选择这个地方作为逃离祖国前的最后一个落脚点。这两种人的存在共同给小岛营造了一种独特的氛围，这个“边界内的最后一个自由之乡”成为展示人们对自由之渴望的舞台。

在克劳斯纳，艾德结识了亚历山大·克鲁索维奇，也就是众人口中的克鲁索，两人之间由此开始了一段奇特的友谊。克鲁索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认为众人所追寻的所谓自由会发出仿佛塞壬女妖歌声一般“魅惑人的叫声”，会引诱追寻自由的人踏上一条不归路，而真正的自由并不在他们希冀的远方，它根植在每个人的内心中。在这种对于自由的理解之上，克鲁索建立起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王国，通过极具仪式感的“分配日”“圣汤”“洗身”等活动，他一边为那些偷偷潜在小岛上伺机逃跑的人提供暂时的栖身之处和食物，一边将自己对自由的理解灌输给这些人，以免他们步那些在逃跑中葬身大海的牺牲者的后尘。帮助克鲁索维系这个王国的是希登塞岛上的短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