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索_第38节

再往菜单牌子上写那些至理名言，取而代之的是对政治问题的自言自语。他最喜欢的话题是西方的政客们，说的话听上去就像是引用某首辛辣的讽刺诗，就好像安托南·阿尔托死而复活，要把恶毒的讽刺泼在每一个人的头上。

他喜欢骂那些客人，对他们的长相，他们点的菜，还有他们那些在他看来差到不能再差的知识和语言水平说三道四。他端着一盘装满了酒的啤酒杯走上观景台，对着那些桌子大吼“量力而行！”，一脸的盛气凌人，就像决战前夜的统帅。

这些日子，兰波的头发开始白了，大胡子粘在一起。往收款机里敲进要收的款项时，他的眼睛显得很大，闪着光，头却连抬也不抬。“荣誉，你什么时候来……”慢慢地，他变成了一个幽灵，顺着进港航路冲进洗碗间，把餐具叮叮咣咣扔在存放架上，样子看上去就好像要吐。

最近这些日子，他们常常感受到吧台夫妇的缺席。卡罗拉的魔法茶，冰块，脊背上她冰凉的手指尖。还有里克，他从来不认为替服务员向客人道歉是丢人的事，对一起干活的人从来没有一句谴责，只有好言好语和父亲般的提醒。他们的吧台老头边提醒，边把大家的杯子在吧台的塑料台面上排成一排，然后把甜甜的、黏糊糊的安慰倒进杯子里，倒得满满的。

8月27日。克龙巴赫抱着一摞摞床上用品从院子里穿过，脸埋在那些床单被罩里。残余的香味，艾德心想。经理接手了女儿的工作，像做追思弥撒一样干着她的活儿。现在，给餐厅里的桌子摆台也是克龙巴赫亲自动手：面包篮，刀叉，调料瓶，调料瓶的中间是橘红色的芥末罐。他像个第一天干活的帮工一样，在吧台前面转来转去，添盐添胡椒，搅一搅芥末，那些芥末酱的中间是些水乎乎的小坑，四周却已经硬邦邦地成了深棕色。

“早上好，本德勒先生！”

艾德猛地转过身，一个汤碗撞在石头水池上。卫生警察抬起手，露出变色太阳微笑。他应该是从卸货台那儿悄悄进的洗碗间。艾德努力把注意力放在手里的活儿上。警官猛地蹲下，在下水道那儿捅了一会儿，也许是因为被洗碗间的蒸汽抹掉了记忆。他突然跳起，抓住艾德的胳膊，让他“下班后”到户籍登记处去一下。

克鲁索又开始四处巡视了。艾德不明白他怎么还敢走以前的那些路线。刚回来时的那几个休息日，他走出去就像是得胜还朝一样，几乎每到一处，都会有人热情地跟他打招呼，有人还会隆重地表示问候，喝的，吃的，还有小礼物。尾荆岩拿出一整瓶薄荷利口酒。在岛吧，圣地亚哥给他准备了一顿饭。尽管如此，到最后大家还是不打算重新开始以前的那种谈话。他们避开话题，再倒上些酒，谈论岛上的琐事。不管他们曾经的首领怎样把话题往那上面引（间接地，小心地，充满尊敬地），碰到的总是回避，托词，有时对方干脆沉默不语。失望的克鲁索不久后就用上了“无论如何”和“情势所迫”这种词。他越说，那些短工们的脸上越是空空荡荡。

于是克鲁索就往更远处去。下班后，他步行到岛上相对来说比较偏僻的南端，那儿的人对他不是很熟悉。但即便在那儿，他也一样没能找到新的盟友。曾经那些与对自由的想法自然而然结合在一起的激昂情绪，爱岛主义的最纯粹体现，突然间都不复存在。在克鲁索看来，这是因为旺季而产生的迟钝态度的复发，是一种病，传染病，这一切就像是瘟疫的蔓延。

克鲁索那么快就能回来，这引起了大家的怀疑，怀疑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他的英雄形象（戴着手铐被人押走）遭到质疑，流言四起。

“克鲁索，那个俄罗斯人？”

“说的可是德语。”

“那口音呢？那些奇怪的用词？”

“可能是图林根方言吧。”

“他不是那儿的人。”

“也不是这儿的人，不是吗？”

在本应是分配日的那些日子里，克鲁索就坐在克劳斯纳的观景平台上喝酒。几个短工上来，替其他不能来的人表示道歉。现在，克鲁索干活的时候多半只跟兰波说话，有的时候会去克龙巴赫的办公室。晚上，他就坐在艾德那儿，后者结兄弟盟时割的刀痕（七条）已经被洗碗水泡得发炎了，但这伤口不值一提，不值得当着像以前一样来房间看他的洛沙提。

本来是艾德有话要问，但现在反倒是克鲁索一脸疑问地看着他，就好像应该由艾德把那个说出口，说出那个名称，一个灾难，一个看不见的伤口。通常他会请艾德朗诵特拉克尔的诗，他最喜欢的是那些提到姐姐的诗行。这样的诗有很多，或许有二三十首，也可能更多。克鲁索不再朗诵自己的诗，他说自己不够纯净因而不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还会说其他一些奇怪的话，但是关于他的被捕始终只字不提。艾德决定不逼他。他只是要克鲁索朗诵特拉克尔，一直说到他的朋友真开始朗诵为止。

克鲁索只朗诵了四行就停了下来，他又无声地尝试了一会儿，嘴唇摆动，但随后就放弃了。他的脸上空荡荡，一点表情也没有，脸颊突然非常大，变得像婴儿一般，那是蕴含最深刻柔情的地方。艾德换了一种眼光去看自己的朋友，几秒钟而已，因为他坚持不了太长时间。他轻轻地念着诗，尽自己所能，非常努力，几行之后，他发现自己突然找准了音调，他的心跳得更有力，力量在声音中颤抖，还有节奏，足以用诗治愈那个看不见的伤口，那些沉重忧伤、超越了一切的诗。

他们喝“椴树叶”，聊着候鸟和鸟的脚环，这时，克鲁索突然向他保证说雷纳那事不是他。他什么，艾德问。他说自己和另外一些人只是帮了帮忙而已，但已经晚了，他说自己感到很抱歉，但是现在艾德已经好起来了，在辐射研究所治疗过之后。什么治疗，艾德想问，不过那个并不重要。拍了个X光，也许拍了好多个，无所谓。有朋友在身边，他感到很安全。最好的、唯一的朋友，现在甚至还成了兄弟。

[1] 希腊神话中人身羊足、头上有角的畜牧神，爱好音乐，创制排箫。

[2] 指1989年8月19日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边境线上发生的一次和平示威活动。

机器

“你怎么样？”艾德问。

靴子底儿的脸只剩骨头，有些地方还残存一些毛皮。这张充满讥讽的脸已经变了样子，没法再归在哪个种群里，但它依然还是他的狐狸，空荡荡的眼眶里全是专注。

“你什么时候埋葬我，艾德？”

“我想给你念点东西。”

艾德费力地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纸条，念了起来：

您可以问我，我也会坦诚相告我知道什么，想的什么，但我希望保留对别人同样坦诚的权利，可是我如果还和您在一起工作，那我就做不到……

“你觉得怎么样？”

“可怕。”

我不可能做双面人，我希望把所见所想和盘告诉当事人，但只是这样一想，就已经让我感到压抑。

“这个怎么样？”

“不怎么样，艾德。为什么要提压抑？你以为会有人对你的压抑感兴趣吗？你只会把这说的就像你真正的弱点。你真啰嗦，这性格不好，什么话都藏不住，什么都要讲出来，你天生就完全不适合，你就承认吧。在真话这件事上你还是个信奉道德的人，你就是不能向任何人撒谎，哪怕你愿意，你明白吗？你承担起责任，表现出警觉和阶级意识——通过提醒自己小心自己。”

过了维特村之后，艾德一路沿着海滩走。他感到了曾经的那种恐惧，它如今像个包体一样，已经成了木乃伊，快变成石头了。恐惧练就了不死之身，随时准备复活。它已经开始明确身份，确定地位，那些幼稚的称号和名字，比如“赫尔穆特[1]的狗”，或者“睡觉的时候瞎掉”，或者“贪吃的坏蛋瞌睡虫”等等，还有一些隐藏不那么深的，那些叫“十天后考试”，或者“练兵场”和“战斗警报”。那些很久不说的语言（比如俄语）也在身体中的某个深谷里过冬，还有一些许久没有用过的词，永远不想再有的情绪，都用这种方式深藏在身体深处，艾德心想。

隶属自由德国工会联盟的“东海”酒店开着侧门，房间里装着深色的墙板，灯光昏暗，白色的桌布就像船帆，在大厅里一副茫然的样子。一个服务员正在整理刀叉，他弯着腰，下面放了一个同样镶着木板的盒子，里面的格子分别放着刀子，叉子，灯。[2]艾德低下头，从旁边溜过去。他就保持着这个姿势走着。铺着黑色和白色的石头地砖通向大堂门口。对于清凉和更美好生活的构想。

通向户籍登记处的门。艾德迟疑了一下，然后走进走廊。办公桌后面的女人抬起头，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

“请您直接穿过去到后面！”

她肯定很熟悉整个流程，所以艾德就把她这种奇怪的喜悦解释成一种想要摆脱自己所扮演角色的努力，不清不楚，或许有些绝望。

后面那个屋子的门虚掩着，卫生警察朝他走过来。半道上，他像个正在指挥交通的警察一样猛地抬起胳膊，第一次说了自己的名字：“我姓雷鹑，请！”他用右手指着一把椅子，那显然是给艾德准备的，他的左手指着自己的座位。两人面对面，分坐在一张光秃秃的长条桌子两边，桌子四周还有十到十二把椅子。

“您好吗，本德勒先生？”

艾德不由想起，过去这段时间工作人员吃早饭的时候是多么拘谨、沉默。长桌两个端头的人没变：厨师迈克和克龙巴赫，就像两个桥头。其中一个还是大汗淋漓，另一个依然裹在爱丝蕾邦的香气中，涂着面霜。艾德这边只剩下罗尔夫和他自己，两人之间隔了好几把椅子，因为依然保持着曾经的座次。他左边缺了吧台夫妇，右边缺了雷纳。他们都从他身边挪开了，而这是他的错……有的时候他会禁不住那样想。

“本德勒先生？”

警官穿着那件有很多实用的兜的黑色皮夹克，变色太阳镜闪烁着柔和的浅棕色。长桌端头的椅子上立着一个扁扁的文件包，就好像它才是这场会面的主持。

艾德拨开垂在脸上的头发，他的伤口已经愈合了。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回答。

“罗姆施塔德教授处理得很好，是不是？您跟他聊了很久吗？您怎么看这个人？我们以前在那儿碰到过一些问题，挺遗憾的——这么优秀的一位科学家，如果您明白我的意思的话。我们需要科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我们需要手、心和脑！您肯定听说过我们的微处理器，32比特！乖乖！”

“我当时还昏迷着——处理的时候。我想说的是……”

“当然，您当时没有意识，本德勒先生。但是您也该清醒过来了。顺便问一下，您的朋友怎么样，在他幸福地回归故乡之后？”

艾德看着窗户。泥泞的院子里全是又宽又深的印，就好像有拖拉机在那里兜过很长时间圈子一样。泥地上的圆圈中间放着一辆废旧汽车，旁边是岛上警察的那辆绿色的“燕子”牌自行车，安全头盔挂在车把上。大海顶多在百米之外，但他听不到海浪的声音。

“您在上面克劳斯纳那儿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您平常做些什么，比如晚上？您又开始搞那些诗了吗？还是画图？给那些遭遇船难的人或者无家可归者的图片，就像您的朋友用的那些词，他那颗斯拉夫的灵魂可真是体贴、亲切，是不是，本德勒先生？您可不要把自己的心变成土匪窝！”

雷鹑。奇怪的名字，假如这不是个假名的话，艾德心想。他不知道那个文件包里是不是放着录音机，能把他在狐狸的帮助下所做的自我批评全部录下来。他眼前又出现了那台B56，放在组合柜里他父亲的那台捷克产的录音机，用来卷带子的摇把，还有那个火红的录音键——《阿根廷，别为我哭泣》，他经常倒到这首歌上，然后……

“我只是在咱们俩之间说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假如您的朋友不是那样彻头彻尾地斯拉夫化——或者我应该怎么说呢，本德勒先生？——那他早就不可能在这儿自由地跑来跑去了，这个您知道的吧？或者咱们这样说：苏联的司法管辖范围。父亲在波茨坦的俄罗斯城，哎哟老天爷！是个将军！不过这点您早就知道了。只有在我们这儿的人才烦恼缠身，工作全都压到我们头上，就好像我们这儿是萨哈林岛或者圣赫勒拿岛[3]！不过也不光是我们，还有您，教授，克劳斯纳，所有被他扯到他那个圈子里去的人，正是这一点，本德勒先生，您似乎并不清楚，这多么危险……”

先是DJ的声音，做作的激情四射，就连歌曲宁静的、轻轻的前奏似乎也无法阻止，所以前面的几个小节总是被污染。不过艾德已经躺在了地毯上，摊开双臂，等待着那个名叫朱莉·考文顿的女歌手宛若天籁的声音。他十四岁，事实上痛恨一切可以被称为流行歌曲的东西，但是现在他只是躺在那儿，在地毯上，不久之后，眼泪就开始流淌。

“亚历山大·克鲁索维奇是我兄弟。”

其实他不是要说这个。

其实他准备好的话不是这样。

但这是他的话，一个非常棒的句子。

他依然看着窗户外面。

院子里的拖拉机车辙上方已经盘旋着他的第二句非常棒的话：

“咱们不都是斯拉夫人吗，一直到易北河[4]，雷鹑先生？”

转眼间，他就已经记不起自己说的是斯拉夫还是奴隶。[5]

卫生警察瞪着他，然后看看自己的记录本，就好像要拼命把注意力从艾德这个人和他身上所有令人讨厌的东西上转移开一样。一个微不足道的，肮脏的旺季短工，意志不坚决，摇摆不定，让人没法评价。关在象牙塔里，就算前途无量，但到目前为止，除了几首腐朽的、全是乱伦关系的诗，从生活中什么都没学会。

他们离开了户籍登记处，但是事情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