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索_第23节

对不能有她会从上面掉下来的念头，因为那样她就真的会掉下来，肯定的。

“最好的替代方式是想她绝对不会掉下来，要不停地想，只想这个，其他的什么都不想，但那样做很困难，我从来坚持不了足够长的时间。坏东西不知从哪儿，总能一点点钻进来，那个坏的、不能有的想法必须用大炮和怪物联队消灭，为此，我虚构出整支的军队，还有大到不可能存在的武器，但那坏东西还是能找到漏洞钻进我的脑子里。

“第二好的替代形式就是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把糖果的包装纸刮平，不停地弄，用手指甲。我试着不那么关注妈妈，但是却做不到，除非我彻底切断自己和她的联系，切断所有的情感，把自己完全隐藏起来，就好像世界上除了我的手指甲和米什卡包装纸外再没有其他东西。

“我六岁的时候，她掉下来了，就在我生日之后的那天。我听到一声闷响，那是有东西砸在地上的声音，‘啪’的一声闷响，就像是个口袋。她突然躺在我面前的地面上，一条腿拧在一旁，就好像那条腿不是她的，就像是有人把那条腿推到了她身边。这是她的魔术之一。她的头插在两个床垫中间，就像是想逃走，钻进去，消失……

“我当然什么都没懂，那是马戏表演，而我能做的只有大笑。我笑了。我深陷在第二好的那个替代形式里，跟妈妈没有任何实际的联系，你明白吗，艾德？”

克鲁索把精心折叠好的那张写着特拉克尔诗的纸插进裤兜，仿佛那是一张用了很久才抚平的巧克力包装纸一样，而他就像依然深陷在那个第二好的替代形式里，久久地盯着窗户。

“几个军官飞奔过去，朝她弯下腰。后来有一个人要我站起来。站起来，小伙子，他说话的声音很轻。我的手是湿的，怀里有一摊黏黏的液体，是融化了的冰激凌。那天是1967年6月3日。我六岁。六岁零一天。

“从七十年代初开始，苏联军队的死者开始用飞机运回国。我母亲是留在这里的最后一批死者之一。我确信她并不喜欢这样，因为她一直都想回家。她躺在敞着盖儿的棺材里，被人抬着在城里转，先顺着中央大街向上，然后又向下到铁城门那里，途中从我家门口经过两次，然后被抬到了为在战争中牺牲的情报人员修建的纪念碑那里。走在棺材前面的一名下士托着妈妈的特殊贡献勋章，勋章放在一个小小的软垫上。那个下士迈着正步，踢得很迈力，鞋跟在大街上发出响亮的声音，除了这个声音外就是一片寂静。我站在门前的台阶上，不能够上前去。尽管如此，我还是看见了穿着红色盛装的她。成年人穿红色下葬，小孩儿穿白色，姐姐给我这样解释，她一直站在我旁边。

“在公墓门口，他们亲吻了妈妈，到墓前又亲吻了一次，这是惯例。在墓前大家行了军礼，就像是对待一位大官，那肯定是违反规定的。从公墓的门口开始，一个小乐队就开始演奏《忠诚的同志》，但没有人唱歌。我父亲下令鸣枪致意，枪声不断，因为大家都爱她。我也爱她，但却不能够亲吻她。我想就算亲了也不会有人怪罪我，除了我自己，我会感到不好意思。我试着不要笑，而是哭，但是做不到，我陷在那个第二好的替代形式里怎么也出不来。我姐姐在墓前表演了小魔术，都是她从妈妈那儿学到的，她一点都没有发抖。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姐姐是自己要依靠的那个人，在接下来的人生中——倒不是说我知道接下来的人生是什么，但我能感觉得到，能非常清楚地感觉到。实际上我们根本想不出接下来该怎么办，没有了妈妈。

“事情的后果接踵而至。将军之前恐怕树敌太多。听说有人发现那个钢丝杂技演员的表演没有得到任何正式的许可，从来没有，在哪儿都没有过，此外，这种马戏表演还会败坏道德和士兵的战斗意愿。结束了，我父亲被调回俄罗斯，但是因为部队需要他，或者是因为其他什么我不知道的原因，他很快就又回来了，非常奇怪。没有人知道他具体在做什么，在哪儿，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但是这也无所谓，艾德，完全无所谓。我如今想起妈妈，总是看见那张有三只熊的画。它们在一根树桩上玩，其中一只已经爬上去了，那是只勇敢的熊，我想成为那样的熊，它下面是那只胆小的，不敢往前走，第三只在最下面，它站在一旁，什么也没做，只是对着森林深处出神。画的前方是熊妈妈，大张着嘴，像只狼一样在吼叫。我一直在琢磨它为什么要这样吼叫。”

[1] 卡洛·埃米利奥·加达（Carlo Emilio Gadda，1893—1973），意大利作家。

[2] 即位于波茨坦（Potsdam）的苏联克格勃秘密监狱。

[3] 奥斯卡王子（Oskar Karl Gustav Adolf，1888—1958），普鲁士王子，属霍亨索伦王室。

[4] 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德国元帅、政治家，魏玛共和国时期第二任总统。奥鹏家族为德国贵族，有多位成员曾在波茨坦生活，此处从时间上看应该是指曾参与刺杀希特勒行动的少尉格奥尔格–西吉斯蒙德·冯·奥鹏（Georg-Sigismund von Oppen，1923—2008）之父。

[5] 即库页岛。

[6] 鄂木斯克州（Omsk）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西南部，其首府为鄂木斯克市。

[7] 卡拉干达（Karaganda），哈萨克斯坦中部城市，卡拉干达州首府。

嘴唇

艾德把头转向一侧，因为这样更舒服。那个女孩儿没有注意到他。他像死人一样躺在水里，伸开双臂，随波逐流。他能感觉到身体下面的石头，沙子，碎砖头瓦砾。大海包裹着他，平滑、怠惰，轻轻晃动他的大海。这是全身心付出的一刻。

那个女孩儿在跟海浪嬉戏，她扑进水中，但并没有忘乎所以，她很谨慎。她懒洋洋地站起身，跌跌撞撞地退回去，不过那只是为了重新开始的助跑。等到玩够了，她就蹲在海浪的边缘上，离艾德只有几米之遥。也许她并没有注意到他，那只潜伏着的动物，温暖海浪中的一根浮木。艾德见她很享受海水舔舐脚踝的样子，浪花冲进她的两腿之间，打湿了她的游泳衣。她伸开双手插进身前的沙地里，慢慢地把手转来转去，然后突然停下，定定地看着天边，仿佛发现了什么一样，可是不但默恩岛看不见，那儿就连一艘船也没有，艾德明白过来，她这会儿是在小便，他一下看到了沙地上那股细细的冒着热气的水流，看见涌动的海浪抹去了一切。他又把脸没进海水中，等待着，但女孩儿没有走。

后来艾德没有办法，只能侧过身子，省得女孩儿看见他勃起的阴茎。就像不太能够想起什么叫迈步行走一样，他动作僵硬地沿着海滩朝上走。上岛之后他瘦了，岛上的工作似乎让他的身形变得更紧凑，又瘦又结实，并且他跟所有的短工一样，皮肤都晒成了均匀的棕色，从洗碗间油腻的热气中走到外面时，他的皮肤会闪烁出青铜的光芒。他现在不再束发带了，而是学克鲁索的样子把垂肩长发在脑后扎成一个短马尾。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扎过头发，因为害怕自己看上去像个女人。他用的是朋友落在他房间里的那根皮筋。

午休还没有结束，但是克鲁索已经站在洗碗池边了。他把手从水里抽出来，拿起一块布。

“抱歉，艾德，本来不应该有这样的事。那些帮忙分配的短工……他们有的时候醉得太厉害。”

艾德过了一会儿明白过来，他说的是C的事。

“有的时候事太多，我没法全都兼顾到，总是不断出现问题，特别是自由分配和集中分配一起进行的时候……”

“她还在岛上吗？”

“谁？”

“C，那个遭遇船难的女人。”

克鲁索死死盯着艾德。

“我就知道，艾德，我……”

他走前一步，或许是想拥抱他的学生，但艾德迅速地朝洗大件的水池转过身去，抓起了一个平底锅。

“关键不是这个，我的意思是……”

“那关键是什么呢，艾德？”

“没什么。”

“关键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事业，艾德，是我们这里的人……”他用胳膊画个大大的圆，“共同捍卫的事业。”

艾德点点头。这种囊括一切的动作让他有些吃惊，加上在这个远离各种房屋管理机构的地方突然又听到“集中分配”这种词……不过他得先呼吸一下，喘口气。他吸着洗碗间里的蒸汽，手在闪闪发光的黏稠液体里打转，满是各种丝各种块的浓汁，有机废物组成的糊糊。毫无疑问，他就快丧失理智了：C还在。

她轻轻地走进房间，直接爬到他床上，身上有股刚洗完澡的清新气味，头发是湿的。

“我不想打扰你。”

“你不打扰我。”他很想马上躺到她身边去。

“你在哪儿冲的澡？”

“你不知道吗？”

艾德强迫自己在桌子边再待一会儿。他看了几行字，又朝窗户伸开胳膊，深呼吸，仔细研究天边的那点灯光是不是在移动。C给屋里带来一股洁净的、带着咸味儿的空气。

他站起身，穿过房间，然后又回到桌边，把垫在桌子下面的一块砖摆正。一种美妙的愉悦憧憬淹没了他。他重新在凳子上坐下，往笔记本里写了一句话。那是一句很脏的话，他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句子，青春期的时候都没有过，那时类似于“操”或者“日”几乎都是不可以碰的词，属于另一个世界，属于一个阴暗、肮脏的世界。如果要说，他们就用“啪啪”，用这个可能源自图林根地区的温暖柔软的词来表示。“怎么样？他跟她啪啪了吗？”这样的问题显得温和、孩子气，而“操”听上去则硬邦邦的，直接，锐利。艾德还记得他们关于“妓女”和“婊子”之间区别的讨论，当时他才十四岁。其中非常强硬的一派认为，妓女从根本上来说只关心钱。但这也没有解释清楚，比如能不能把妓女叫作婊子。实际是不可以的，他的朋友哈根说。按照哈根的理论，可以认为婊子总是愿意白干的。艾德很怀疑这点。不管怎样，这个世界上肯定是有婊子的，尽管这点显得不太可信——随便就干的女人，给谁都行，还什么都不为，这简直像个传奇故事。当时艾德还仔细观察过他周围的每一个女人，朋友们的母亲，女邻居，女老师，商场的女售货员，看她们有什么样的标志，特别是，得发出什么样的信号才能让她们愿意跟人干那个？因为这才是所有秘密当中最大的秘密，从根本上来说，这点到现在依然还是个谜。

“你在写什么？”C小声问。

“没什么，我只是得赶紧把这点弄完。”他意识到自己这是在她面前摆出知识分子的架势，突然感到一阵尴尬。

“你的东西放哪儿了？”

“树林里，一个篷子下面。”

“这儿有地方。”

“我们所有人的东西都在那儿，只要我们还能在岛上支撑下去，它们就放在那儿。”

艾德明白过来，他对克鲁索的宏伟计划其实知道得很少。

“你过得好吗，我是说，你觉得怎么样……在这儿？”

“很好。”她小声说着，疲惫地笑笑，转过身冲着墙。她肩胛骨下的阴影线，上臂，腰，所有这些在艾德眼中都显得无比珍贵。他默默地做完自己的事，依偎到她身边去。

“那你感受到了吗，自由？”

接下来的几天里，克鲁索继续扩大倾诉的范围。他们俩单独在洗碗间的时候，他喃喃自语的声音有时会突然大起来，这时艾德就会更加小心自己的动作，尽量少弄出声音，但这在洗碗的混乱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克鲁索低沉、单调的声音仿佛全神倾注在所说的话上，听上去就像他只是在为自己而说，只是对自己说，对着水池，对着油腻的稠汤，并不是对着艾德。盘子，刷子，锅，罗马长袍，周围的一切都改变了——洗碗间成了一种表述，表述的是其他的，必须要小心对待的某种东西。很长一段时间里，艾德都不确定克鲁索是不是真的期待自己会有什么反应，自己在与不在有没有区别，还是说洗碗池里的那些餐具或者洗碗水更重要。

艾德得到的回答是间接的。克鲁索当着他的面在洗碗间里念他的诗，这被克劳斯纳的人当作一个信号。艾德加，le nouveau plongeur[1]（兰波说），彻底成了自己人。兰波现在再带着新书或者新想法冲进洗碗间的时候，马上就开始把艾德也纳入到听众的范围中来。他的开场白通常都选尽量简单的，易懂好记的句子，这句话被他当作“今日箴言”抄在写着当日菜单的石头黑板上。经常会有些游客，特别是那些来一日游的客人会急匆匆地，或者完全因为误解而点这道“今日箴言”。“请来两份万物皆流[2]”，或者“我们要上帝已死[3]……”。还没等给他们解释清楚，他们点这个餐只是——或许是度假引起的——脑子短路的结果，没等他们笑着表示道歉（明摆着这句话跟萨克森地区的血肠很像啊，那种血肠叫“祖母已死”），兰波就已经被叫过来，他会非常严肃，但又毫无倨傲态度地就“万物皆流”或者“上帝已死”发表一番简短的讲话，同时顺便表示抱歉说，“万物皆流”和“上帝已死”现在还没有进菜单，不，还没有，以后也许会有，是的，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当然，或许只是乌托邦，这一点大家知道，很难实现——兰波以此作为这番题外话的结束语，并顺便推荐菜肉卷。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常常在那些目瞪口呆的客人头顶上甩着一张收银条，就像那张条子上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一样，不过他从来不往条子上看，他这样做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