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德国史_第28节

保守党派的支持。到1948年，苏联占领区所有的党派都被“协调一致”，并由统一社会党牢牢控制。

同时，苏联占领区也发生着激烈的社会经济变革。土地改革开展得最早，所有大于100公顷的大型农业庄园，以及之前属于纳粹党的庄园均被没收，重新分配给小农、没有土地的劳工以及从东部来的难民，剩下一部分则属于国家。矿业和银行业等大型产业国有化，这也让小型的私营企业苦不堪言，他们被渐渐地淘汰出局。这些措施的合法性来自于方方面面：纳粹和战犯的所有财产均遭没收，其合法性不证自明；广泛流传的一种说法是，正是“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社会经济体制让纳粹主义崛起，因此去纳粹化就必须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造；萨克森还举行了全民公投，大多数人支持某些国有化措施，这些措施后来也在其他地区得以推行。同时，苏联也从自己的占领区抽出了大量的战争赔款。一开始，他们直接将机器和存货运往苏联。后来，由于这一方法效率低下，于是他们直接把苏联占领区的一些公司，比如一些苏德合资公司（SAG），变成苏联所有，并占有了这些公司的利润。至1949年，苏联占领区已经经历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在共产主义的控制下，历史上显赫的容克阶级和大资本家完全失去了他们的物质基础，经济和农业的激进改革也正在进行。而共产主义主导的统一社会党，在驻德苏联军事管理委员会的支持下，主导了占领区的政治。

苏联占领区的去纳粹化较为激进，相比较而言，不管是在结构改革还是人员调整上，西部占领区的去纳粹化都带有烦冗的官僚风格，效率较为低下，也造成了意外的结果。早期的惩罚性“集体过错”（collective guilt）政策很快发展为歧视性政策，虽然其根本目标究竟是让德国没有纳粹，还是让纳粹分子不再用纳粹主义来污染德国，这个问题永远也无法厘清。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去纳粹化的方法应该是惩罚纳粹分子，还是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他们将德国人分成五类，从“主犯”一直细分到“无罪者”，并以冗长的审问和答案作为判定基准，这个方法最终成为充斥着官僚主义的噩梦。德国人试着寻找借口，掩盖自己的过去，而非真诚大胆地面对自己与第三帝国狼狈为奸的程度。尽管人们有很多抱怨，说“大鱼”被放跑了，“小鱼苗”却遭受了不公平的惩罚，但总体来说， 除了主要的战犯，前纳粹党员大多还是渐渐融入了西德的生活。这些要犯一部分在纽伦堡审判中接受了裁决（同盟国联合审判），另一些人则更晚一些才受到惩处。虽然人们普遍对政治十分冷漠，而十分关心生存问题，但战后时期的主要政治党派还是在这一时期创立或重建了。社民党迅速改革，在库尔特·舒马彻（Kurt Schumacher）的领导下，强烈反对共产主义者的活动。之前的中央党成员与新教徒一起加入了基督教民主联盟。这个党派在苏联和西部占领区都很常见，它还有个在巴伐利亚的姐妹党，叫做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简称基社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 CSU）。一些自由党派在不同地区创立，最后合并为全国的德国自由民主党（Free Democratic Party, FDP）。另外，还有很多小的党派，代表特定的地区、议题或选区（比如从失去的东部边疆来的难民）。当时主要的政治斗争发生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之间，后者在最初的时候较为强大。

虽然西部占领区没有采取任何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措施，但实际上，同盟国阻止了社会主义的提议，坚持让西德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同盟国还试图拆分一些资本集中较为严重的领域，给卡特尔集团施压。法国在抽取战争赔款的时候是最不留情的一个。早在1946年4月之前，英国就意识到该往自己的工业占领区内进口食品，以免面临饥荒的威胁。美国也很快赞同了英国的观点，认为应当重建，而非毁灭德国的经济。这不仅包括了本地人的粮食和住宅问题，还有大量从东部边疆涌入的难民和被流放者，他们有的是在战争行将结束的几个月里从红军那里逃过来的，或是在西德境内拖延许久，直到被战后的同盟国管理机构强行接收来的。许多难民历经艰辛，在长途跋涉后（老人、小孩和病弱的人可能无法幸存）来到德国的西部，希望能在这里安居、生存下来。这些难民的到来，造成了人口过多、物资短缺的局面，使本就艰难的战后环境变得更加恶劣。对于很多德国人来说，强加的“民主”，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样，和国家战败、政治羞辱以及社会经济的混乱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甚至比1918年后的情况还要糟糕。而这次的民主制之所以后来能够更成功，和本书讨论的以下条件息息相关。

不管谁该为冷战负责，将德国分成两半都不是苏联单方面的主意。无论斯大林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态度如何，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甚至1952年以前，对德国问题的态度看起来是一直相当开放的。反而是西方政策的变化引发了1949年两个德国共和国的成立。从一开始，同盟国就对如何处置战后的德国产生了分歧，这些分歧不仅存在于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也存在于每个西方政府之间。一开始的政策制定十分混乱，旨在使德国去工业化的严苛的“摩根索计划”虽然废弃，但仍对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067号指令”（JCS1067）产生了影响。此后，1946—1947年，西方国家对德国占领区的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从惩罚变成了重建。1947年6月宣布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正是为了战后欧洲的重建而实施的，它不仅代表了这一变化，也将这一变化记录了下来。“马歇尔计划”展望了欧洲经济和政治的重建，决定实施“开放”政策，寻找市场，并用“杜鲁门主义”来阻止共产主义的发展，并遏制苏联可能在欧洲实行的扩张主义政策，这些都对美国的新的国际角色十分有利。美国算准了非市场经济体制的苏占区会拒绝这一提议，因此“马歇尔计划”代表着西德进一步与苏占区划清了界限。在逐渐形成的冷战格局中，美国将西德划入了更广泛的西欧经济和政治组织的阵营中。

1947年1月，英国和美国占领区合并，称为“二联占领区”，后来发展出了类似政府的组织，即经济事务委员会。苏占区随即建立了德国经济事务委员会，这也是个政府的前身。法国在许多事务上一直维持着较为独立的阵线，但最后也加入了英美阵营。西德若要接受经济援助，就要先进行货币改革，因为当时的西德黑市猖獗，香烟和巧克力成了有效的货币，人们以货易货，用货物交换劳动，旧的帝国马克几乎不值钱了。1948年6月的货币改革引入了德国马克，这一举措还是算准了苏联不可能接受改革的事实。于是，苏占区引入了自己的货币，并以此次事件为借口，切断了所有通往柏林的水路和陆路，以防止西方同盟国企图进入位于苏占区中心的柏林。西部同盟国则抵抗封锁，并于1948年秋冬至1949年春用飞机来运送必要的物资。突然间，这个普鲁士民族主义和纳粹军事主义的前堡垒成了西方民主和自由的象征，西方同盟国不顾一切地保护它。空运象征着西方同盟国对西德的政策有了戏剧性的转变，西德不再是卑鄙的纳粹战败国，而成了冷战期间抵抗“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民主同盟国。1948年夏，西方同盟国开始商议为德国西部的这个新国家创立新宪法。不同邦（L?nder）的代表（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巴伐利亚人除外）集会通过了新宪法。1949年5月，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倒台四年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成立了。不管它背后还有怎样的问题，在战后的世界格局中，西德必将成为西方政治和经济同盟的盟友。1949年10月，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短短几个月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在苏占区正式成立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同盟国的直接回应。

从建立到巩固

东西德最初的宪法很相似。两部宪法都规定了总统为国家首脑，另外还有政府的政治领袖（西德的总理称作Chacellor，东德的总理称作Prime Minister）；两国都有上下议院，下议院的议员理论上是通过全国选举选出，代表着人民，而上议院则代表着邦（L?nder）；两部宪法均未规定本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社会经济体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宪法实际上是临时的，因此以“基本法”（Grundgesetz）来命名，并明确表示致力于两德的最终统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宪法在制定的过程中也保留了两德统一的可能性。然而，两国的政治体制在原则上有着根本的不同。西德采取的是民主代表制，每四年举行普选，社会中广泛的群体均可参与；东德宪法却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之上，议会中不同政党和大型组织的代表席位是事先分配的，其中德国统一社会党占据了主导地位。正如本书即将谈到的，后续的发展不断加大两部宪法之间的差异。

虽然德国已经分裂成了两部分，但一开始人们并不认为这是不可逆转的。后续的发展却不断巩固着两德的分立。1951年，统一计划失败。20世纪50年代，东西德分别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与他国结盟。1955年，两德重新确立了各自的完整主权。1961年8月，柏林墙修建。当两德的分界最终被混凝土封闭，从东德逃往西德的最后通道也被封住了。随着20世纪70年代东方政策的实施，东西德于1972年互相承认了主权。20世纪70年代晚期至20世纪80年代，两德关系不断发展，与任何其他两个分离且独立的国家关系都无法相提并论。1989年秋，东德爆发革命，两德分立的问题再次浮上了台面。同年，柏林墙倒塌。

1949年8月，基督教民主联盟成为联邦议院（Bundestag）中的第一大党。西德的第一位总理是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这位天主教徒足智多谋，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担任科隆市长，第三帝国期间一直相当低调。在联邦总理的选举中，他一直强迫德国自由民主党的议员给他投票，最终只比第二名多得了一张选票。德国自由民主党候选人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后来成为西德第一任总统。阿登纳一开始十分依赖联合政府，并成功地在1957年的大选中领导基督教民主联盟赢得了压倒性的多数选票。在十四年的总理生涯后，阿登纳最后以87岁的高龄于1963年退休。阿登纳专横的治理方式[由此诞生了“总理式民主”（Chancellor-democracy）这一新的政治概念]为西德的战后发展打下了基础。阿登纳坚定地促进西欧的一体化，同时领导西德实现了争议较少的“经济奇迹”，这和他的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也密不可分。尽管阿登纳在正式场合曾言不由衷地表达了支持统一的态度，但他对西欧一体化的热情正好与美国的西欧政策相一致。美国希望通过战后西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一体化来抗衡共产主义。1949年10月，联邦共和国加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the Organis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1951年4月，西德加入欧洲煤钢共同体（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同年5月，西德成为欧洲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urope）成员。1957年，西德与其他五国在罗马签署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1955年，《占领法》期满终止，西德获得了完整的主权，成为1949年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sation）的成员。1956年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尽管遭到国内很多人的反对，联邦共和国还是建立了常备军队并开始征兵。西德一方面努力获得国际社会的重新认可，另一方面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经济复苏，从战败的废墟中，成长起一个物质主义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和生产效率令人震惊。西德专注于建立繁荣的未来，让人暂时忘记了它的过去。前纳粹主义者也相对容易地融入了20世纪50年代保守主义的新德国。在这一过渡时期，西德反共产主义和物质上的成功给新的民主政体带来了实际的合法性。

东德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变革还在持续。1952年，邦（L?nder）被废除，建立了更小的地区（Bezirke），以便于中央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但直到1958年，代表各邦的上议院才被废除。德国统一社会党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清洗后，党的领袖瓦尔特·乌布利希的地位得到了大大的加强。新经济政策仓促实施，政府对一些群体的要求做了让步，却同时对另一些群体提高了工作标准。1953年6月17日，随着公众对政府的不满越来越严重，大规模的罢工终于爆发。这次起义一开始是对经济政策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