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德国史_第25节

，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其中包括一些大规模的仪式和游行等，还有当希特勒经过时，德意志崇拜者向他行的纳粹礼。

纳粹宣传的希特勒形象亦有真实的成分，充满个人魅力的领袖形象代表着团结的强大力量，冲击着所有的地方矛盾和日常生活中的不和。地方政府高层一边忍受着民众对他们的不满，一边叹息着“要是元首知道就好了……”。然而，如果对第三帝国的表面信以为真，那肯定是不对的。一方面，纳粹体制内仍然存在着权力的争斗，新的党组织模仿国家行政机构，互相竞争并延续行政机构的作风。管辖区域的重叠导致各个方面的竞争和矛盾，这不仅存在于互相争斗的党组织之间，也存在于国家官僚机构和党的官僚机构之间。要解决这些矛盾，没有法律可依，只能向元首上诉。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元首的愿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超脱所有争斗的充满魅力的元首形象，更多的是政体本身的结果，而非希特勒自己的个人标志，毕竟这么多互相竞争的组织必须能够运作起来。很多时候，希特勒只在最后的一刻介入纠纷之中，用真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方式，让所有参与者物竞天择，然后支持较为强大的一方。在很多决策过程中，希特勒将决策尽量推迟到最后一刻。但这并不等同于一些分析所说的，他是个“软弱的独裁者”。他真正重视的问题，尤其是在外交政策上，希特勒会非常坚决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实施。对于其他政策，他只是对政策形成过程的细节并不在意罢了。另外，考虑到核心的精英阶层，尤其是工业家和军队上层，并不像下层群体那样组织有序，因此极权主义的概念应当更符合他们的利益。20世纪30年代，这些精英阶层和纳粹的目标基本一致。他们支持从专制和反工会的角度出发，重建经济、重整军备并修改令人憎恶的《凡尔赛条约》。但他们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在很多细节上，不同的利益团体之间产生了分歧。自1938年起，政权进入了更为激进的时期，这些分歧的解决变得十分突然和剧烈。1939年德国开战后，这些分歧就变得更为复杂了。

同样，大众的观点也比第一眼看起来要复杂得多。虽然有一拨纳粹的忠实拥护者，但1933年3月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抱着机会主义的目的加入纳粹党，而其他人则不顾自身事业或家庭生计，对入党漠不关心。人们并没有全盘接受“纳粹意识形态”（其各部分并不连贯一致，条理也并不清楚）。相反，他们支持其中的一部分，比如宣传国家的伟大、修改《凡尔赛条约》等，而反对另一部分，尤其是当他们个人在财产上受到经济政策的影响时。例如，许多农民在1933年以前支持纳粹的“血与土”，但很快就对一些农业政策感到不满，比如《国家世袭农庄法》（the Entailed Farm Law）。这部法案规定，中等规模的农庄只能由单个继承人继承，不能分给多个继承人，且继承人必须是德意志雅利安血统。公众对此评价不一，大多数人得过且过，今天对这个政策不满，明天又为另一个政策欢欣鼓舞，对整体的政策方向没有感觉。大部分人对他人的命运毫不关心，即便邻近地区有人突然被带走了。

图31 纳粹少女组织——德国少女联盟代表团在慕尼黑的统帅堂纪念在1923年政变中被打死的纳粹英雄。慕尼黑巴伐利亚州府档案馆藏。

希特勒将注意力放在那些与切身利益相关的方面，这种政策倾向甚至对教会也产生了影响。教会在第三帝国的地位模糊。新教徒占纳粹选民的数量不成比例得高。并且，新教徒迅速分成了两派，即支持纳粹的“德意志基督徒”和反对纳粹的“认信教会”。大多数认信教会的教徒是非常有勇气的纳粹主义的反对者，其中包括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不过，虽然纳粹不得不放弃他们早期颠覆教会、将纳粹主义作为帝国主教的计划，但大多数的新教徒对纳粹政权的看法还是相当复杂的。教会反对纳粹对教会学校的攻击和对教会结构的重组，但许多新教徒和纳粹一样，反对共产主义并拥有保守的民族主义目标。而因天主教会对罗马的忠诚超越了一切，一开始就对纳粹主义更为抗拒，并且天主教本身“完整的”意识形态和对团体的强调，比起新教徒的个人主义来说，对纳粹主义也更有抵抗力。不过，总的来说，天主教对纳粹的抵抗力其实和新教差不多。1933年7月，纳粹政府与梵蒂冈签署了《政教协定》，受此肯定，德意志天主教徒渐渐开始反抗纳粹对他们宗教信仰的干涉。例如，纳粹曾将教会学校的耶稣十字架受难像拆除。但他们对“宗教”和“政治”事务分得很清楚，在宗教事务上，反对纳粹是合适的也是被准许的，而政治事务则与教会无关。这种自我设限意味着，虽然教会实际上反对纳粹杀死许多有精神疾病或弱智的德国人（当然包括天主教徒）的“安乐死”计划（‘euthanasia’ programme），但教会无法反对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在某种程度上，天主教与政权疏远，天主教的反对被限定在与政治分离的宗教事务上，是在教会范围而非国家范围内。新教徒也一样，他们还有路德的政教分离思想作支持。

因此，德国人处于胁迫和同意的混乱状态之中。战前的纳粹德国，德国人的经历和境况不断改变，同样随之变化的还有经济和社会条件，这些导致了他们在不同时期对不同事务上，既有不满，也有支持；既有赞同，也有异议。也有些人根本没有同意或不同意的自由，他们就是被排除在新的民族共同体之外的人，深谙纳粹政权的黑暗一面。左翼分子很早就被拘捕、监禁，或被迫进行地下活动。反抗是极其危险的，因此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还有因种族传统或个人习惯而遭受区别对待的：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同性恋者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置，斯拉夫人则遭人诽谤。20世纪30年代的犹太政策大多是一系列的临时措施：1933年4月试图抵制犹太商店和贸易；不让犹太人担任公务员和其他职务；1935年颁布《纽伦堡法案》（Nuremburg Laws），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并禁止非犹太人与犹太人通婚；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纳粹攻击、抢劫、焚毁了犹太教堂、房屋建筑等，许多犹太人被杀害。这些措施主要是由纳粹党中的激进分子发起的，或是为了回应党中激进派所作出的决定。在公众面前施行暴力并不需要获得公众的普遍支持，但很多人赞成将犹太人“移除”出德意志社会，而犹太人财产（包括房屋住宅）的“雅利安化”，更是让受益者十分满意。人们称赞《纽伦堡法案》将对犹太人歧视合法化，但人们并不赞成“水晶之夜”中毁坏房屋和制造混乱的行为。很明显，新德意志千年帝国“不需要”（unerwünscht）犹太人，他们也与德国未来的光荣毫无瓜葛，但和平时期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纳粹对“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会演变成种族屠杀政策。

希特勒在两个领域内有明确的政策目标，一是种族政策，二是外交政策。希特勒希望德国成为一个“纯净的”种族共同体，他还想扩大德意志人的“生存空间”，使其达到欧洲第一，甚至世界第一。所有其他计划都必须指向这两个目标。下面，本书将谈到纳粹政权激进外交、战争和种族屠杀。

外交政策与战争时期

早在20世纪20年代，在《我的奋斗》和当时尚未出版的“第二本书”中，希特勒就已经计划好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其中包括修改《凡尔赛条约》、吞并奥地利、将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变成卫星国、在占领俄罗斯前与法国作对、最后主导世界，而英国则是德国要保护的小伙伴。很明显，至少在这个计划的初始阶段，希特勒需要德国保守民族主义分子的广泛支持。实际上，1930年后，在布吕宁政府的领导下，外交政策已不再是施特雷泽曼时期较为谨慎的和解风格了。新的、更偏向对抗的外交风格发展起来，从多边协定向双边政治和经济协定转变，主要以扩大德国在欧洲西南部和东部的影响为目标。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这种趋势还在延续，但速度更快了，希特勒也更加野心勃勃。无论如何，将希特勒送上台的旧精英阶层仍然与希特勒政权维持着原有的合作，并伴随着一些矛盾和分歧，直到1937—1938年的冬天。

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的总体策略是通过外交手段获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同时积极推进重整军备计划。从20世纪20年代晚期起，重整军备一直在暗中进行，并向各方征集扩大军备的不同方法。希特勒在上台不到十天内，就向将军和内阁表示了他的意图。一开始，德国对重整军备遮遮掩掩。1933年发行所谓的“半政府债券”（Mefo Bills），1933年7月克虏伯公司又委婉地将制造坦克说成是“农业拖拉机计划”。1934年，德国生产炸药、轮船和飞行器，这些行为均是《凡尔赛条约》所禁止的，但军队却予以支持。1935年3月，希特勒向世界宣告，德国已经拥有了一支空军，并公布了总体的军备状况和征兵制。同时，希特勒和一些国家单独达成了协议，想要以此代替集体协议。他退出了日内瓦裁军会议，并于1933年10月让德国退出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1934年1月，不顾外交部的劝阻，希特勒与波兰达成了十年期限的《互不侵犯条约》。1935年1月全民公投后，萨尔兰于3月回归德国。1935年4月，德国的重整军备遭到了英、法、意成立的“斯特雷萨阵线”（Stresa Front）和国际联盟的谴责。但英国和德国在1935年6月的《英德海军协定》中达成了一定的互相理解，德国依照协定，将扩大自己的海军队伍至英国海军规模的1/3。虽然意大利和德国在奥地利事务上产生了冲突[奥地利的纳粹党试图于1934年发动政变，陶尔菲斯总理（Chancellor Dollfuss）遇刺身亡]，但希特勒还是希望改善两国关系。他非常崇拜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因此有一段时间在与奥地利有关的问题上十分谨慎。无论如何，斯特蕾萨阵线本身并不牢固。1935年10月，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英国和法国的注意力完全被吸引住了，同时两国的国内经济状况越来越糟糕，群众的不满使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希特勒因此受到鼓舞，并抓住机会实施他在外交政策上的第一着险棋。1936年3月，德国向莱茵兰派遣军队。尽管德国的士兵数量相对较少，但还是成功获得了国内大众的赞誉，而来自国外的批评则非常少，因为德国毕竟只是“进了自己的后院”。

1936年，希特勒宣布德国必须在四年内为战争做好准备，并开始了由戈林负责的“四年计划”。这标志着德国的经济政策不再是先前的前德意志帝国银行主席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领导下相对传统的管理方式。1937年11月，因为与戈林的“四年计划”产生了分歧，沙赫特又辞掉了经济部长的职位。纳粹积极推进重整军备计划，但国内消费者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此下降。希特勒一直非常注意公众的普遍意见和自己的支持率。外交政策的改变也令希特勒与他的保守派民族主义者的盟友关系变差了。1936年7月爆发的西班牙内战将德国与意大利拉得更近[他们都支持佛朗哥（Franco）]，建立了“柏林—罗马轴心”。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有一段时间在外交事务上崭露头角，他与外交部形成了竞争关系，并于1936年成为德国驻英大使，但最后并没能使英德结盟。1937年，希特勒意识到自己必须放弃和英国结盟的计划，并加强德意之间的关系。1938年，在里宾特洛甫的影响下，日本成为轴心国的第三个成员。形势变得越来越清楚，德国无法维持长时间的军备竞赛，必须早点宣战。

1937—1938年冬，希特勒和一些旧保守主义者的分歧已经到了不可弥合的地步。1937年11月，根据希特勒的军事副官霍斯巴赫（Hossbach）上校的备忘录记载，希特勒与陆军、海军、空军将领以及外交部部长、战争部部长举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议上，希特勒发表了一段冗长的演讲，介绍了他扩大德国生存空间的部分计划。希特勒并没能让自己的听众信服，他们对这个计划持保留态度，有的人甚至批评了这个计划。但在12月，纳粹的军事计划实际上已经变得越来越倾向进攻，而非防守。1938年2月，希特勒开始了对军队将领的清洗计划，他除去了反对他的保守派将领，让态度更为顺从的军官顶替他们。弗里奇（Fritsch）被冯·布劳希奇（von Brauchitsch）将军替代，14名高级将领被强制退休，另外46名将领必须更改自己的命令。原本担任战争部部长的布隆贝格被直接免职，本来就是德国元首的希特勒自己兼任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国防军最高统帅